谁让“一把手”十年捞得千万归

于集乡是山东省德州市陵城区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乡镇，1.8万人口，3.95万亩耕地，经济发展水平低。可就在这个人均年收入不足万元的穷乡镇，却出现了一位“千万元”级别的贪官。他就是于集乡原党委书记、乡长刘传银。任职10年，他利用职权侵吞各类公款823万余元，另有1082万余元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检察日报4月19日）

俗话说“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任职10年，侵吞各类公款823万余元，另有1082万余元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稍加细算，年均收入达到200多万元。真可谓是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当然，看到此，也让人不免产生这样一种疑问：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乡镇，人均年收入不足万元的穷乡镇，是谁让“一把手”十年捞得千万归？

值得注意的是，刘传银任于集乡“一把手”的10年里，为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上级政府没少给于集乡的企业下拨扶持款，而这些款项却成了刘传银眼中的“肥肉”。他要么伙同他人或自己直接从上级拨款中截留一部分；要么将扶持款先发给企业，再想方设法从企业要回来。更为嘘唏的是，装进个人腰包的不仅仅是企业扶持款，其他各种补偿款、一事一议款等，也都难逃他的手掌心。凡能想到的由头，都会将公款据为己有。这也再次印证了坊间流传的一句顺口溜：“权不在大小，只要抓牢；权不在大小，只要有用。”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这是政治学中一条铁律。事实上，任何一个地方或是部门，不管经济效益如何，都多多少少有一定权力。而不管权力大小，只要监督不到位都有可能“出轨”。另外，任何一个贪腐官员，只要心存贪念，都有可能在“鱼有鱼道，虾有虾道”中，找到自己贪腐的“道”。哪怕是微小的权力，离开必要的制度作保证，都有腐败的可能，更何况是“一把手”。

其实，十八大以来在被拍落的“老虎”、“苍蝇”中，“一把手”不在少数。还记得早前一篇新闻中曾如是报道：南宁市在严肃查办工程项目建设、土地整理开发、政府集中采购、执法司法等违纪违法行为多发易发领域的贪腐案件时，涉案金额超100万元的有29件，50万元以上的有41件，查处处级干部23人，科级干部166人。其中，“一把手”就有62人。虽然不能以点带面，但由此可见，一把手比例不低，“一把手腐败”现象可谓触目惊心，也成为反腐领域的突出问题。诚然，“一把手”的沦陷固然与自身的问题有关，但与此同时，也折射出对一把手的监督仍然是一个薄弱环节，是一个“监督困局”。

“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下级监督太难。”一直以来是对“一把手”在现实权力结构中的特殊位置，一个生动形象描述。事实证明，有制约才有平衡，有公开才能健康。要防治腐败，就要以权力制约权力、以权利抗衡权力、以舆论监督权力，以此来堵住管理上的漏洞。所以，要破解“一把手”十年捞得千万归的尴尬，得必须围绕“一把手”在正确行使“用人、用钱、决策、审批”等权力，加强预防监督，推行权力公开透明运行，通过厘权、制权、晒权、行权、控权、评权，规范“一把手”权力的行使。更得进一步畅通群众监督渠道，丰富完善群众参与监督的实现形式，把“一把手”置于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或许，才能补足对“一把手”的监督短板。

最后引用雷日科夫一句名言：“权力应当成为一种负担。当它是负担时，就稳如泰山。当权力变成一种乐趣，那么一切也就完了。” 相信，只要所有的“一把手”心存用权需“敬畏”的自觉，就定能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