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标不同手段各异 中国古代有关治理理念的争论

中国传统社会中，在国家治理方面有过不同主张，涉及国家发展和社会民生等许多重大问题。很多思想家提出的治理观点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并体现出强烈的把握和推动社会发展的自觉意识。其中一些争论的问题历朝历代反复出现，有的暂时得到缓解，有的却没有很好解决。重温这些争论，可以为我们今天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历史借鉴。

尊王抑霸还是王霸并用

这是一个涉及国家发展道路与目标的争论。对此，儒家、法家等提出了不同的理想模型。

王道主要是指通过实行仁政，以德治为主要手段，达到“王天下”；而霸道主要是指通过强制手段，武力征服，达到“霸天下”。《管子》提出王、霸乃国家治理的战略目标。孟子提出了王道与霸道在实现手段上存在根本区别，即王道是“以德行仁者”，而霸道则是“以力假仁者”。霸道的目的比较明确，就是富国强兵、称霸天下，短时间内对增强国家经济、军事实力有利。而王道的目标则深远得多，王道希望在社会道德文明和精神文化建设上有所成就，并培养塑造出大量贤人乃至圣人，为实现天下为公、各尽所能的“大同”社会打下坚实基础。“大同”之世的理想体现出儒家在身心和谐的基础上，让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共生的追求。

是古非今还是是今非古

关于治理效果如何，古人没有更多的横向参照物可比，大部分情况还是将以前的社会治理状况作为理论和实践上的比较对象。

春秋末至战国时期，各家往往以早期记载的五帝、三代作为理想标准，衡量各诸侯国的治理效果。孔子欲恢复周礼，表明他心目中是认可周代文武之治的。但是，注重历史变化的一些思想家则较为关注当前的现实。荀子就反对孟子言必称三代、盲目崇拜先王的历史观，而大讲“法后王”，认为今胜于古。韩非子同样反对循固守旧，认为圣人是“不期修（循）古，不法常可”的。汉代儒家的古今观主要是秉承了孔、孟先师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是古非今论，而东汉前期思想家王充则旗帜鲜明地提出“汉盛于周”的历史发展标准。宋代以后，又多了个汉唐评价标准。到底三代与汉唐孰优孰劣，人们也辩论不已。其实，争论背后的实质是用什么样的模本看待当时的治理成效。

重农抑商还是农商并重

中国传统社会以农业经济为主，商业经济在国家经济中亦有重要地位。在发展政策上，怎样对待这两种行业，历史上有过不同观点。

一种是重农抑商。战国初期李悝就提出了“重农抑奢，禁技巧”的观点。农业是传统社会主要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历代统治者都把发展农业当作大事来抓，努力督促和组织农业生产。与此同时，国家在经济政策上一直奉行重本抑末的政策，即保证经济政策向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方面倾斜。还有一种是工商皆本。《史记·货殖列传》指出“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颇有支持工商业发展的色彩。明清时期的一些思想家明确提出了工商皆本、农末相资、士商同道的观念，从均衡社会财富分配、刺激经济生活等角度肯定了工商业对社会发展的作用。但这些观点并没有改变明清王朝从总体上控制、打压工商业的政策。如何处理好农、工、商的关系，积淀着中国人的治理经验和智慧。

维护现状还是改革变法

经济基础随生产力发展而不断变化，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部分是维护现状还是改革变法？守旧者往往以祖宗旧制或假借“天意”来阻挠改革创新，而革新者则以时代变迁为由，力主改革。

中国历史上出现了几次比较有代表性的改革浪潮。第一次是春秋战国到秦汉之初。这次变法改革要求打破西周宗法血缘礼制的统治秩序，代之以“法治”秩序。商鞅改革成功地奠定了秦统一的基础。第二次是在宋朝内忧外患的局面下，士大夫中又一次兴起改革浪潮。先有范仲淹倡导“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更张建议，后有提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口号的王安石改革，但是改革效果并不理想。第三次是明朝时，面临国家财政困难，张居正又推行了改革。这些改革往往涉及利益的重新分配，因此在怎样改、改什么、什么时机改等问题上引发很多争论。

以德治国还是以法治国

德治和法治之争涉及上层统治者用什么样的手段去治理百姓、维持社会生活正常运转的问题，它贯穿到以后历代历朝的治理理念中。

自周公提出“敬德保民”的治国之道，中华民族便逐渐形成了重德治教化的传统。孔子提出了一个伦理与政治相结合的治世方略，认为从长远来看，道德比行政和法律的手段更为有效。孟子进一步提出“仁政”思想。荀子吸收了法家思想，既隆礼又重法，认为“治之经，礼与刑”，但还是以礼为重。西汉董仲舒提出德主刑辅的主张。此后，一些著名思想家、政治家的主张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种观念。而管子和韩非子都提出了“以法治国”思想，认为“法”是衡量人们言行是非、曲直功过的客观标准，是普天下之民众应该遵守的行为准则，是保证国家平稳顺利发展的根本保障。当然，从历史经验看，不论是只用德治还是只用法治，都无法保证王朝的永续发展。

（作者为国防大学教授）

《 人民日报 》（ 2017年03月27日 16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