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政者需“学”“术”兼修

学术二字今已汇成一词，而其本意却各有所指。学主要有两种涵义，一是指觉悟，《说文解字》：“学,觉悟也。”《白虎通·辟雍》：“学之为言觉也,以觉悟所不知也。”二是指仿效，《广雅·释诂三》：“学，效也”。术之意则较丰富，《说文解字》：“术，邑中道”，本意指道路，引申为方法、手段、技巧、致用或法令等。学与术对举,始于班固《汉书·霍光传》,评价霍光“不学亡术，暗于大理”。

学与术有何关系？朱维铮先生在论及不同历史时期的经学“学随术变”时指出，“学”贵在探索，“术”重在实用。清末民初，伴随西学东渐，梁启超先生认为：“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所发明之真理而致诸用者也”，进而指出“学者术之体，术者学之用”。通俗的讲，就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来看，“学”,即是揭示事物之间的联系及其运动发展的规律,是关于“是什么”、“为什么”的知识,重在理论诠释;“术”,即从已阐明的事理出发,运用相关知识完成某项任务的行为和操作步骤,是关于“怎么做”的知识,重在实践应用。

新年伊始，正值盘点总结和安排部署之时，各级民主生活会和组织生活会已陆续召开。而有的同志的问题清单却“年年岁岁花相似”，总少不了两条。概括起来，一是学的问题，二是术的问题。具体来讲，针对学的问题，或曰学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不够，或曰学的理论性、系统性、专业性有所欠缺，或曰学的方式方法还不够丰富等等；针对术的问题，或曰调研的力度不够，或曰学用脱节，或曰满足于老办法和老经验、创新意识不够等等。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可有的同志就这两个问题重复了不止多少遍，原因找到一箩筐，但就是找不准问题的关键。

深究其因，“学”与“术”的问题，一是离学言术，二是离术言学。试以当前抓改革为例，有的同志甚至包括个别党政主要领导离“学”而言“术”，对新的发展理念“是什么”和“为什么”都没有真知、真懂，轻视新思想、新理论的指导，从个人经验出发，或把别人经验误认为是普遍真理，忙于作部署、定方案、抓落实，犹若缘木以求鱼，结果是事倍功半、事与愿违。还有的同志，特别是个别部门的领导干部离“术”而言“学”，对当前新常态具体情况分析把握不够，轻视实践、割裂理论与实践，对经济形势分析过于乐观，把书本、理论当教条，犹若死守医书而不临症，把经济发展等同于完成数字指标，把向下加压等同于完成任务，致使“学”成了“离世觅菩提”，用于指导实践的结果可想而知。

“学者非必为仕，而仕者必为学”。为政者，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是抓好各项事业的关键，既要亲力亲为抓改革，又要扑下身子抓落实，担负着党和人民交付的职责和使命，就要不断丰富自我、提升自我，完善自我。从这个角度讲，为政者的“学”与“术”，不仅仅是自己的事情，而是关乎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大事情。因此，为政者需兼修“学”与“术”，两者不可偏废。

一是要善“学”。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生活在一个“理论创新的时代”，特别是对当前提出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和新战略，为政者之“学”，应该是全面的、系统的、富有探索精神的，既要抓住学习重点，也要注意拓展学习领域；既要向书本学习，也要向实践学习；既要向人民群众学习，向专家学者学习，也要向国外有益经验学习。在“学”中兼顾“术”，坚持问题导向，列出问题清单，在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中推动学的螺旋式上升，增强工作的科学性、预见性、主动性，使领导和决策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克服本领不足、本领恐慌、本领落后的问题，进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发展到一个新境界。

二是要重“术”。毛泽东同志在谈及工作方法时强调，“不解决桥或船问题，过河是句空话。”为政者应学会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既部署好“过河”的任务，又要指导好如何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这就要求为政者要具备科学的精神和高度的战略思维，把认识规律、把握规律作为前提，把理论知识转化为工作能力，增强工作本领，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水平。同时，要扑下身子联系基层服务群众，注重调动和保护各方面积极性，把上情与下情、外情与内情、理论与实践、思想与行动紧密聚合，谋求落实的合力。加大对当前实际情况的调研分析，把事情的真相和全貌调查清楚，把问题的本质和规律把握准确，把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对策研究透彻，善谋事半功倍，做到“学”体“术”用，以“学”促“术”， 达到“学”“术”相长，进而推动实践的波浪式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