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货币政策透明度引导公众预期

提升货币政策透明度逐渐成为趋势

20世纪90年代以前，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央行还坚守着秘而不宣、语焉不详的货币政策风格。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这种状况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以新西兰、英国、加拿大、巴西、墨西哥等为代表的国家央行开始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之后越来越多国家的货币当局开始采纳这一制度，同时还采取其他的措施提升政策透明度。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后，很多国家的央行通过加强与公众的沟通交流来引导公众预期发挥了重要作用，政策透明度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可，提高政策透明度逐渐成为一种政策趋势。

我国对透明度建设越来越重视。自人民银行从商业银行体系中分离出来后就不断采取措施提升政策透明度。随着2002年我国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公布通用系统（GDDS），我国货币政策信息披露和透明度建设不断加快。2015年我国加入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公布特殊标准（SDDS），该标准是GDDS的升级版。从加入GDDS到加入SDDS，中国信息披露的标准在不断提高，信息披露的水平也在不断提升。

货币透明度提升中存在的问题

虽然我国的货币政策透明度水平在不断提升，但是改善的空间仍然很大。

货币政策目标不够明确。虽然《中国人民银行法》中对货币政策目标有清晰的界定，但是实际操作中往往要兼顾很多目标，例如促进经济增长、稳定物价、推动就业、扩大储备、稳定汇率等。

货币政策委员会没有发挥应有的效力。虽然我国在1997年就建立了货币政策委员会，但是由于目前还不具备决策职能，仅仅是议事咨询机构，这就决定了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决议对公众预期的引导是缺乏效力的。另外，由于决议过程不够明确、定期会议的频率不高，因而缺乏对公众的引导。最后，货币政策委员会组成人员中很多都是政府官员，专家和业界人员数量偏少，这也使其发挥科学决策和咨询的作用受到限制。

信息披露的水平有待提升。我国货币政策的信息披露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SDDS标准还存在一定差距。首先，我国对外公布数据的完整性和及时性有待提高。人民银行侧重于对政策目标、金融数据等的披露，但是对于政策制定过程、政策走势、利率走势、预测模型等方面的披露并不充分，做法较为谨慎。其次，央行公布的预测和决策信息经常使用比较原则性和官方性的措辞，公众不易从这些公告或新闻发布会中准确领悟到央行的政策意图，从而对央行货币政策走向做出正确的判断。

提升货币政策透明度的路径

为了更好地发挥货币政策透明度在引导公众预期、减少经济波动、提升政策效果方面的积极作用，应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提高沟通的水平和质量。首先，货币当局在与公众进行交流时要向公众传达清晰、必要的信息，避免发布虚假信息或者误导信息对市场情绪造成不必要的冲击。对于常规性货币政策信息披露要建立规则，逐步使信息披露标准化、规范化。对于非常规政策措施，在进行披露的同时要进行耐心细致的解释，安抚市场情绪。其次，货币政策透明度的提升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央行与公众的沟通和交流应当成为常态。信息披露过程中要把握好时机，尽量减少信息披露的负面影响。最后，在发布政策措施前，应当仔细评估该政策对市场参与者的影响以及市场参与者的可能反应，创新货币政策工具，减少公众对冲操作对货币政策效果的抵消。

提升货币政策独立性。由于货币政策独立性较低，信息披露所传达的信息可读性差，政策沟通的效果是大打折扣的。为此，央行应采取措施提升政策独立性水平。首先，明确货币政策目标的偏好。针对目前货币政策目标过多、目标偏好不明确的现状。央行不但要从法律上确定目标偏好，在实际操作中也要坚持既定目标，提高政策的可信性。其次，提高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决策效力。公众对货币政策委员会例会关注度很小，主要是因为货币政策委员是议事咨询机构，缺少政策建议和政策决策能力。因此，应提高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决策效力，真正发挥政策委员会在政策制定中的作用。

提高货币政策可信度。只有货币当局的可信度非常高，货币政策披露的信息才会对市场参与者产生较好的预期引导作用，才能充分发挥货币政策的效果。首先，央行应该充分考虑到宏观经济运行的复杂性，对于未来的政策决定应尽量做出有条件的、相对短期的承诺。因为承诺的时期越长，在此期间经济形势发生变化的可能性越大，实际兑现的可能性就越低。其次，央行必须向公众充分说明货币政策决策的复杂性。货币政策环境在不断变化，货币政策决策也要随之进行调整。央行在作出货币政策承诺前必须向公众说明，这种承诺存在着发生变动的风险和可能。一旦政策出现调整的时候，能够更容易得到市场参与者的理解和支持。最后，央行要重视对政策承诺的履行，行胜于言，这对于提升政策可信度更为关键。

辩证看待透明度的作用。货币政策透明度对宏观经济和政策效果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因此，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货币政策透明度的作用。在沟通程度方面，央行要适可而止。货币政策透明度在稳定预期、减少波动方面的确具有积极的作用。但是提升政策透明度也要付出很多成本，包括信息披露中耗费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在提升政策透明度时应该把握好度，一味无限制地要求提升透明度水平不但不符合工作实际，也违反了成本收益的基本原则。在沟通内容方面，央行应因时而异。当中央银行信息的相对准确度较高时，中央银行应该采取较为透明的货币政策，确保经济主体及时准确接收政策信息。而当中央银行掌握的信息精确度不高，同时市场参与主体又存在较高的“羊群效应”时，央行此时的最佳策略是保持适度的隐秘，以免造成市场主体的过度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