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中国经济前瞻

2016年中国经济在较大的下行压力下增速保持平稳，GDP增量则基本上创下历史新高。支撑经济平稳增长的动力主要包括基建投资快速增长、房地产市场活跃、出口需求改善、汽车消费趋热、产业与消费结构转型升级、工业库存周期见底、PPI持续回升、企业成本下降、宏观经济政策积极调节以及一带一路等国家发展战略持续推进等十个方面。展望2017年，上述十大动力将呈现分化走势，有的动力将继续对经济增长形成有力支撑，而有的动力将有所减弱。由此，2017年中国经济虽然有望延续L型走势，但下行压力或许将大于2016年。鉴于当前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是结构问题而非总量问题，中国需要提高对经济增速下行的容忍度，在保证经济增长不出现大的下滑的前提下，坚定不移地推进以“三去一降一补”为主要抓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用短痛换来经济更健康、更可持续的增长。

2016年已经过去，尽管最终的年度经济数据还没有出来，但全年经济增速“L型”的态势已基本确立，前三季度GDP增速均稳定在6.7%，全年预计也可能在6.7%左右。事实上，这样一个看似波澜不惊的L型平缓走势，是极其不容易的。因为，如果按年度6.7%增速计算，2016年中国GDP增量将首次突破4万亿元（以2010年不变价计算），将会是2010年以来最高的一年，也可以说是历史上最高的一年。而且，这是在中国经济面临巨大的下行压力背景下实现的。

一、2016年支撑中国经济平稳增长的十大动力

综合来看，2016年推动中国经济保持平稳增长的主要有以下十个方面的动力。

第一，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快速增长起到支撑作用。1-11月，基础设施投资（不含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长18.9%，比2015年同期提高了0.7个百分点，高于整体投资增速10.6个百分点；基础设施投资在投资总额中的占比近年一直呈加快态势，2016年1-11月达到19.7%，仅次于2009年实施强刺激时的比重。

第二，房地产市场的回暖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1-11月，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增长24.3%，销售额增长37.5%，二者分别比2015年大幅加快17.8个和23.1个百分点。相应地，房地产开发投资显著回暖，1-11月同比增长6.5%，比2015年提高了5.5个百分点。房地产市场的活跃对房地产相关的上下游行业均产生了明显的带动作用，比如钢铁、水泥、建材、家具等增长比上年明显加快。

第三，出口需求有所回暖，对经济企稳形成一定支撑。2016年1-11月，工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0.1%，而2015年同期则是下降1.6%。一方面，出口需求的好转与2016年以来人民币兑美元出现较大幅度贬值有关，截至11月底贬值幅度近6%。另一方面，出口的回暖一定程度上与近年来快速增长的对外投资有关，2016年对外投资估计超过1600亿美元，首次超过我国实际利用外资数量，且幅度近50%。

第四，汽车消费回升对消费平稳增长发挥基础型作用。1-11月，汽车销售总额增速达到了9.5%，比2015年加快了4.2个百分点，拉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1个百分点。汽车消费的快速增长一方面与消费结构升级推动的SUV等车型爆发式增长有关，另一方面与小排量汽车购置税优惠政策将在2016年年底到期有关，部分汽车消费需求被提前透支，而且愈近年底汽车消费增长态势愈加明显。

第五，产业结构升级和消费结构升级对经济增长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当前第四次工业革命大潮汹涌澎湃，2016年以智能制造、分享经济、新材料等为代表的新经济，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推动下，2016年前三季度日均新登记企业1.46万家，比上年同期每天提升2000家左右；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保持10%以上的增长速度，网上零售额保持近30%的增长速度；一些新产品，如新能源汽车前三季度增长83.7%。随着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结构升级的典型标志就是从有形的物质消费转向无形的服务性消费，2016年前三季度城镇居民的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消费、医疗保健消费同比分别增长12.6%和12.0%，远远超过城镇人均消费支出7.4%的增速。

第六，工业库存周期见底。2016年以来工业企业出现了销售收入增长回升、产成品资金下降的分化走势，呈现持续去库存的格局。2016年11月末，产成品资金增长0.5%，出现年内首次正增长，一定程度上显示工业库存周期性见底回升。工业库存的见底回升缓解了长期以来去库存对经济形成的压力，而库存的回补对经济增长产生推动作用。

第七，PPI回升对企业信心产生了较为明显的提振作用，推动了投资增速的企稳。2016年以来PPI从年初的持续降幅收窄，到9月份由负转正，结束了此前已经连续54个月为负的局面，且涨幅持续加大，对企业的信心产生了明显的提振作用。三季度企业景气指数为111.3%，明显地高于上半年。货运量显著增加也呼应了市场的回暖，尤其是长期以来持续下滑的铁路货运出现了明显的回升。信心的恢复增强了投资意愿，民间投资增速在1-7、1-8月触底2.1%后，从1-9月开始连续三个月呈现回升态势，1-11月为3.1%，比1-8月提升1个百分点。

第八，减税降费等举措使企业成本有所减轻。2016年以“三去一降一补”为主要抓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序展开，其中“一降”为降低企业成本，释放生产活力。其主要途径在于推动营改增等税制改革、清理不合理收费与推动企业兼并重组以发挥规模效应等。截至目前，“降成本”已取得一定成效，1-11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成本为85.76元，比上年同期减少0.21元；与之相关，销售利润率则从上年同期的5.57%提升至5.85%。

第九，相对扩张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是明显的。财政政策方面，2016年的力度其实是相当大的，不仅赤字预算2.18万亿，比2015年增长了0.56万亿，预算赤字率达到3%（自公布以来最高点），而且还有4000亿元的地方专项债券的发行，更有超5万亿的地方债置换。地方债置换可以将地方政府利率较高、期限较短的债务（包括不少地方融资平台的贷款）转换为利率偏低、期限较长的法定政府债务，由此显著缓解了地方政府的债务负担，也无形中增加了实际赤字率。货币政策方面，在2015年“股灾”后下半年M2增长显著加快的基础上，2016年下半年依然呈现逐渐回升的态势，尤其是四季度增速进一步加快。

第十，一带一路、京津冀协调发展、长江经济带等国家战略对经济产生的推力正逐步释放。一带一路的最突出特征是对海外投资的高增长。据商务部数据，2016年1-11月，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64个国家和地区的7500多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投资金额1617亿美元，同比增长55.3%。其中，2016年1-11月，流向制造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为297.3亿美元，增长151.9%；流向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为192.3亿美元，增长249.9%。这些数据表明，对外投资结构也逐渐从资源类向技术类升级。对外投资的快速增长实际上对中国产品出口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京津冀协调发展与长江经济带更突出的是优化城镇与产业布局，带动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长，促进产业集群的形成。

二、2017年中国经济走势预期

2016年中国经济保持平稳运行，展望2017年，中国经济的运行轨迹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从前述支撑2016年经济增长的十大因素看，有些因素呈现减弱态势：

第一，房地产增长动力将在2017年有所衰减。从供求视角来看，高库存压力仍未有效缓解。截至2016年11月末，房地产库存有6.9亿平方米，而作为未来供给的施工面积接近75亿平方米，是同期竣工面积的近十倍，超过当前库存的10倍。而且，伴随着住房拥有率的不断上升以及新增城镇人口规模趋势性回落，高企的库存规模越发难以消化。从短期内对房地产市场影响较大的房价预期看，虽然一线城市及部分二线城市的快速上涨带来了房价上涨预期增强，但自10月份楼市调控力度加码以来，房价上涨预期也开始减弱。2016年这一轮波澜壮阔的房地产市场行情显然无法持续，其对经济的推动力量在2017年可能会出现持续的减弱。

第二，汽车消费的增长动力可能将趋于减弱。一方面，2016年小排量汽车购置税优惠政策已将2017年的部分消费需求提前透支；另一方面，中国目前每年产销汽车数量超过2600万辆，基数已经非常高，汽车消费爆发式增长的时期可能正在过去，汽车消费在整体消费中占比已出现回落迹象，对消费的支撑作用也将趋于减弱。

第三，出口将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虽然当前一些先行指标显示全球经济出现回升迹象，但近期一系列事件的发生可能会对2017年的全球国际贸易产生冲击，［1］比如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的经济政策可能出现明显的变化，英国脱欧对欧洲经济的影响在2017年会明显加大，美元加息或许会引发货币弱势国家的金融风险并传导到经济增长和进口需求，人民币贬值对中国出口的推动效应可能会逐渐减弱，再加上中国出口占全球货物贸易份额已接近14%这样一个国际历史峰值，因此2017年中国的出口增长可能会面临比2016年更大的压力。

第四，2017年中国经济的去杠杆压力进一步加大。从家庭、企业与政府三大部门来看，2016年家庭部门杠杆率在房价上涨过程中显著上升；政府部门由于持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负债压力也在不断增加；企业部门杠杆率更是基本上处于历史最高水平。［2］去杠杆一定程度上对于货币政策的操作空间形成了制约。

第五，产能过剩形势依然比较严重，去产能任务依然十分艰巨。根据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最新调查数据显示，2016年认为产能过剩“非常严重”与“比较严重”的企业所占比重达到71.2%，与前几年相比虽略有缓解但并不明显。去产能向纵深发展从短期看会对经济增长形成一定程度的制约。

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继续支撑2017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依然是比较有力的。

第一，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升级，将继续有力地推动经济增长。特别地，政府有关部门也在顺应消费结构升级的趋势从政策层面引导消费，比如国家发改委于2016年11月29日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扩大旅游文化体育健康养老教育培训等领域消费的意见》，势必对相关产业产生推动作用。中国正在逐步步入老龄化社会，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尤其是当独生子女的父母辈开始步入退休年龄，养老需求正逐步呈现出爆发式增长态势，养老产业具有巨大的成长空间。从产业结构升级方面看，一方面国家正不断完善创新环境，促进社会各个层面创新动力的提升，另一方面，国务院2016年11月29日发布的“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的出台，也将进一步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与新材料、数字创意、绿色低碳等领域的较快增长。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两方面推动的经济增长，是更加高质量、高水平、高效益的增长，不仅有益于稳增长，更重要的是有利于实现结构优化和经济发展方式的彻底转变。

第二，工业库存见底趋势的进一步明确及由此对PPI回升形成的支撑作用，将继续对企业信心产生积极作用。2016年以来工业企业订货指数持续回升，三季度已达到了82.4%，为2014年最高水平，表明市场需求处于持续回暖之中。值得注意的是，PPI的适度回升有利于经济的平稳运行，但若像2016年11月上、中旬所呈现出的那种暴涨，则容易造成经济的大起大落，其实从长期看是极不利的。

第三，减税降费力度可望继续加大。目前国内对税负过高的诉求持续加大，尤其出现了一些企业家因税负等问题而加大海外投资现象。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2017年“三去一降一补”要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在减税、降费、降低要素成本上加大工作力度。2016年营改增对减税产生了一定的作用，2017年或许会在增值税率的下调方面取得突破，这可能会产生极大的降成本成效，［3］其实也符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精神实质。从外部环境看，特朗普上任后美国或将实施较大规模的减税计划，对中国减税或许也形成一定程度的倒逼。

第四，财政与货币政策将继续支撑经济增长。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稳是主基调，稳是大局”，表明2017年宏观政策的“稳增长”任务是重要的必选项。其中，会议还指出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效，预算安排要适应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降低企业税费负担、保障民生兜底的需要。货币政策要保持稳健中性，适应货币供应方式新变化，调节好货币闸门，努力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和机制，维护流动性基本稳定。可以判断，宏观政策将为确保经济增长不滑出底线而保持足够的支撑力量。

第五，基础设施建设可望继续保持较大力度，特别是三大国家战略将对经济增长产生递增的促进作用。2016年年初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十三五’规划”有望在2017年进入实际操作阶段。2016年9月，备受关注的《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正式印发，与此同时，一批专项规划编制工作也取得了积极进展，包括《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长江岸线保护和开发利用总体规划》等，相关基础设施建设有望不断加强。一带一路战略，在当今复杂的国际环境下，可望进一步向纵深推进，带动国内相关产业的发展，以及国际资源和市场的更充分的利用。［4］

总之，2017年经济下行压力或许比2016年更大，但伴随着转型升级新动能的逐渐形成，我国经济可望延续L型走势，经济增长不至于出现明显的下滑。在此背景下，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加快经济的转型升级，应该成为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

三、短期内适度提高对经济增速下行的容忍度对经济转型升级十分必要

最近几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确实呈现出逐渐回落的过程，这里面有全球范围内经济周期性调整的因素，但更多的是增长基数不断抬高、传统动能趋于减弱、潜在增长率逐渐下降造成的。［5］因此，要认识到这样一种回落是十分正常的。事实上，与全球绝大多数国家相比，目前的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依然名列前茅。［6］诚然，有很多因素导致中国经济需要维持一个相对比较高的增长，比如保证就业的稳定；比如维持政府财力的增长，确保公共支出有足够的弹药；比如实现增长性效益避免相关金融风险的产生等等。那么目前来看，上述维持相对较高增长的理由是否发生变化了呢？

第一，看就业形势。从2012年开始，中国经济增长一直处于持续的温和下行的过程中，但并未出现金融危机期间所发生的较大面积的失业现象。其实，2016年以来，调查失业率甚至呈现下降的趋势。这里有服务业比重扩大对就业吸纳能力增强的因素，更重要的是，中国人口从2012年开始已经在发生本质的变化，每年劳动人口减少差不多三百多万人，2015年减少了近500万人，这一趋势还在延续。因此，我们不能用过去经济增长速度与就业之间的关系对今天的经济增长提出要求。

第二，看政府财力的增长。由于长期以来政府支出盘子较大，增长较快，对经济的较快增长产生依赖。部分地方政府甚至对土地财政产生严重依赖。这里本身有一个因果关系，即我们是需要维系庞大的政府支出而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长，还是需要进一步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进一步简政放权，因而也进一步减轻政府必需的公共支出缓解经济增长的负荷？答案显然是后者。

第三，看金融风险。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不断抬高，从投资和货币投放的角度看，单位投入的产出效率在持续降低。［7］这里出现了一个悖论：为了提高效率，或者降低效率下滑的速度，就需要减少投资，减少货币投放；但若如此，则原先的一些低效投资项目由于得不到后续投入而可能出现违约风险。为了降低群体性违约风险的发生，则需要保持一定的投资和货币投放速度，而这又可能会进一步降低产出效率，形成恶性循环。

从上面三个因素看，就业对经济增长的要求显然已经降低。从财政的角度看，未来的趋势依然是转变政府职能，减少必需的政府支出份额，过渡期的支出压力可以通过适当的债务扩张和税制改革来解决，而不一定需要长期维持低效的增长。从避免金融风险看，这样一种恶性循环的膨胀怪圈显然是不可以持续的，长痛不如短痛，只要将风险控制在局部，让疮痈暴露并设法清除比捂着强。

由此看来，适度提高对经济增长下行的容忍度，坚定不移推进以“三去一降一补”为抓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好比将前伸已经比较吃力的拳头收回来，积蓄能量。那么，再次出拳将会更加有力量，也会更加精准有效。

从去产能看，2016年去产能在部分领域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过去依据快速增长的出口和房地产市场形成的产能，在当下形势发生趋势性变化后，产能过剩的形势仍然还是比较严峻的。过去一年的去产能工作，一定程度上依靠的是行政手段。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在继续推动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的同时，用市场、法治的办法做好其他产能严重过剩行业去产能工作，比如进一步强化环保标准，积极推进垄断性行业改革，促进要素在市场的作用下更加自由流动和自愿组合，可以说将去产能工作与贯彻五大发展理念、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更好地结合在一起，既治标又治本。

从去库存看，在将房地产去库存与人的城镇化结合起来的基础上，或许还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加大去库存的力度：一是尽可能提高保障房的货币化安置比例，甚至可以几乎停止保障房的建设，使国家有限的财政支持既满足了急需安置群体的需要，又有效化解商品房库存，而且还可以避免收入相对较低的群体集中居住可能引发的社会问题；二是充分利用养老需求持续快速增长的契机，设法将大力发展养老产业与商品房去库存有机地结合起来，这对于那些毗邻人口密集的大城市的三、四线城市来说，发展空间是巨大的。这两方面，都可以将国家有限的支持安居和养老的资金发挥出四两拨千斤的杠杆作用，使去库存工作得到更多市场的响应。

从去杠杆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降低企业杠杆率作为重中之重，确实抓住了问题的关键，一是因为企业杠杆率提升十分明显，而且范围广，越拖延越难以控制；二是微观企业信用一般低于政府信用，更容易因为违约造成社会风险。事实上，在去产能过程中坚决处置僵尸企业，在去杠杆过程中有效降低微观企业杠杆率，正是前述的长痛不如短痛，让疮痈暴露并设法清除的具体体现。长期来看，去杠杆可以减少经济运行对流动性的需求，但短期内降杠杆可能还要增加流动性，因而在未来一两年内，适当提高政府杠杆率，尤其是中央政府杠杆率，降低企业杠杆率，或许是必要的。

从降成本看，既要考虑到改善供给环境、激发微观企业内生动力，也要前瞻性地考虑到美国特朗普政府可能的减税对中国资本外溢的影响，因而在2017年任务既艰巨又迫切。降成本短期看似乎又在减少国家和地方财力，增加政府支出，但从长期看确实是振兴实体经济的必由之路。

从补短板看，一方面我们是在补历史欠账的短板，补与较快经济增长不协调的短板，比如资源环境承载瓶颈凸显，比如脱贫攻坚任务依然艰巨，比如创新水平和国际竞争力亟待增强等等；另一方面，补短板也可以一定程度上缓解改革和转型短期内对经济增长带来的阵痛，因为补短板的投入也是经济增长的动力。

［作者简介］潘建成，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副主任，高级统计师，经济学博士。

［参考文献］

［1］ 郑京平. 把握时代特征力促自由贸易——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正确选择［J］. 中国发展观察，2016（21）：25-27.

［2］ 刘陈杰. “去杠杆”路阻且长［N］. 财经，2016-12-23.

［3］ 林双林. 降低企业所得税是减轻企业负担的最有效途径［EB/OL］. http：//business.sohu.com/20170103/n477662187.shtml，2017-01-03.

［4］ 张茉楠. “一带一路”重构全球经济增长格局［J］. 发展研究，2015（6）：14-19.

［5］ 黄益平，苟琴，蔡昉. 增长趋势放缓将是中国经济新常态［J］. 决策探索，2013（14）：12-13.

［6］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世界经济展望［R］. 2016-10-04.

［7］ 白重恩，张琼. 中国的资本回报率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 世界经济，2014（10）：3-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