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关系里的国家话语权

国家话语权是话语权力与话语权利的统一体，既强调向内的主体性确立，也追求向外的影响力与支配权。从中西关系上来讲，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无一时不处于中西方关系的不断调试与定位之中。在这样的语境下，如今我们对国家话语权的强调，可以从如下几个环节中得到体现。

速度惊人的中国崛起。2015年中国GDP总量达到67.67万亿元人民币，增速6.9%，世界上经济总量超10万亿美元的国家不再只是美国一家。同时，除经济力、军事力、科技力等有形力量外，政治力、战略力、国际影响力等无形力量的增长亦使世界瞩目。这表明中国正在改变中西硬实力的对比情况，用日渐繁荣富强的国家实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为国家话语权建构基础性的第一步。

多元话语的主客转换。不得不承认，无论是现实上的“中国模式”论证，还是学术讨论中的“中国研究”范式，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西方话语体系。为改变这一状况，国内学者做出了很多努力，如近年广泛提倡的“本土化”概念。王思斌认为：“本土化所反映的是一种变化和过程，它指的是外来的东西进入另一社会文化区域并适应后者的要求而生存和发挥作用的过程。本土化不但强调外来者对它所进入的社会文化区域的适应性变迁，而且特别强调后者的主体性，即它是站在后者的立场上来提出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这表明，中国学者对于吸收外来东西和确立自身主体性的追求；然而，“本土化”本身也是在西方范式与中国经验的二元对立中论述问题，这在一定时间段内几乎是必经的过程。但是，反思不能就此止步。

为此，一些学者提出主客转换的相关理念。陈曙光认为：“中国如果能够以自己的话语体系冲破西方的话语霸权，能够为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给出一个中国的思路，那么，西方话语的霸权地位终将消失，西强我弱的话语格局终将终结，国际学术话语的中国时代也终将来临。”王铭铭追求一种华夏范式与西方经验的融合，从中国的文化出发，出征海外，扭转东方的他者身份，变西方为他者，发人深省。更进一步地，周晓虹提倡的“中国研究中主客体的并置，以及不同主体之间获得某种共通性的可能”，也能够为当代中国研究的范式重构提供某种新的路径。这些主客转换的探讨与尝试，表明学者们开始探讨“谁作为表述主体”的问题，也意味着在国际话语体系中，中国话语权主体性的崛起，此为国家话语权建设的第二步。

势在必行的话语自觉。这种理念来自费孝通1997年开始提倡的“文化自觉”。费孝通以他在80岁生日所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作为“文化自觉”历程的概括。在此基础上，郑杭生提出“理论自觉”，认为理论自觉是中国社会学在世界社会学格局中由边陲走向中心的必由之路、是中国社会学在世界社会学格局中改变话语权状况的必要条件、是中国社会学在世界社会学格局中增强自主创新力的必具前提。这些关于自觉性的探讨对于如今的国家话语权建构，具有很强的启发意义。沿着这一线性思路，话语自觉也是势在必行的，与上述第二点相比，这种话语自觉已经超越了主客转换阶段，进入与各种话语“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新阶段，此为第三步。

(作者分别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

(摘自《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6年第4期)

来源：《红旗文摘》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