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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资本”与阶层认同

肖日葵 仇立平

2017年01月09日09:03    来源:《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述评

阶层认同及其形塑,是分析社会阶层化现象的重要维度。但相较于地位获得的大量研究,目前国内学术界有关阶层认同研究积累仍然较为薄弱。近年来,有关阶层认同及其影响因素不断受到学者的关注。他们沿着西方学者的分析路径,从探讨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和阶层认同是否一致开始,逐步分析了居住空间、生活方式、交往方式、[1]住房、[2]参考群体的相对剥夺感、[3]消费方式[4]等对阶层认同的影响。这些研究尽管侧重点各有不同,但对于探究中国社会背景下的阶层认同形成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需要指出的是,这些研究也有进一步深化的空间:已有研究要么整体上忽视了阶层意识的文化维度,要么只是部分关注。尚缺一个从文化角度研究阶层认同较为系统的研究。尤其是消费社会来临之后,生活方式、文化消费对阶层认同的影响越来越大。为此,笔者拟尝试从阶层认同研究的文化传统着手,结合大陆消费社会中日益形成的品位与生活方式的社会区隔,以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为视角,在理论上探究文化资本作用于阶层意识机制的同时,通过实证研究加以检验,以期能略微推进阶层认同研究的文化维度。

阶层认同的理论研究发端于马克思关于“自在阶级”和“自为阶级”关系的经典论述。前者指生产过程中相似阶级处境的个人和群体;后者指相似客观阶级地位的社会行动者感受到生产关系中的不公平待遇,发展出阶级意识,进而从事社会抗争和政治运动,以寻求自身的阶级利益。因此,从客观阶级地位可发展出阶级意识,且客观阶层地位决定了阶层意识。受此影响,阶层认同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在于客观阶层地位和主观阶层认同之间的关系。

作为阶层认同实证研究的先驱,桑德斯在探讨20世纪40年代美国阶层结构时就关注阶层地位与阶层认同之间的关系,并强调经济因素是阶层认同的主要根源。[5]这一传统在后来研究者中得到延续,他们将马克思作为物质基础的阶层地位,变成社会经济地位指标,例如教育、职业、收入等,并分析这些指标对主观阶层认同的影响。研究普遍认为阶层认同和阶层地位指标之间虽然存在着一个很不错,却非完全的匹配关系。例如侯瑞和特雷曼的研究指出,个人教育、家庭收入、家长职业等三个客观阶层指标合起来只能解释美国成年民众阶层认同19.6%的变异。美国民众主观阶级意识未能凝聚于客观阶层位置上。他们的研究发现人际网络包括亲戚、朋友、邻居的职业地位对阶层认同的影响力同家长职业一样大,阶层认同受到他们所认识的亲朋邻居的阶级位置影响。[6]此后,研究者普遍认为,客观阶层地位并非影响阶层认同的唯一因素,亲密网络等社会资本,以及社会流动等成为客观阶层地位之后,经常被用于探究阶层认同的重要变量。

主观阶层认同与客观阶层地位并非完全符合,说明还有其他因素对阶层认同的形成至关重要。相较于对社会资本的聚焦,探究文化资本对阶层认同的影响则鲜有涉及。从理论上看,阶层认同研究存在两大理论范式。一种是马克思唯物主义的物质决定论,突出客观阶层地位对阶层认同或意识的决定性作用。另一种则是,将物质与文化并重,在强调物质重要性的同时,突出了文化的独立性,强调了阶层意识形成的文化过程,重视文化传统、生活方式、消费等对阶层认同形成的影响。例如,汤普森通过研究工人阶级的日常生活方式,发现形成中的工人阶级正是通过对阶级经验的文化处理而形成自己的阶级意识。突出了文化因素在阶级意识形成过程中的作用。[7]

理论上,从文化资本角度讨论阶层认同的形成可以追溯到韦伯的地位群体概念。韦伯首先指出客观阶层地位与阶层认同在很多情况下是不一致的,并提出了以生活方式为代表的商品消费原则来划分。地位群体代表着共同生活方式的群体,这种生活方式涉及特定的社会声望与荣誉,并构成地位群体的基础。生活方式往往会形成社会认同、婚友的基础,同时也建构了一个人为的社会排除机制,不同生活方式构成不同的社交圈。当人们有类似生活方式,就容易形成阶层认同。柯林斯则进一步指出,具有相近文化资本的个体,彼此容易建立情感性的亲密网络,形成内群体,而与其他不同文化资本所有者有所区隔,且内团体可发展出不同的阶层认同。布迪厄在马克思的资本和韦伯的地位群体概念基础上,提出“文化资本”概念。文化资本指的是对于上层文化所能掌握的程度,可以是非物质层面,如上层民众通常所具有的谈吐、仪态举止、艺术品位与高雅文化活动和休闲文化以及价值观等;也可以是物质层面,如上层民众通常拥有的家具、艺术品、服饰所显现的品位。人们的生活方式愈接近上阶层,文化资本也就愈高,所能得到的荣誉也就愈高。[8]

布迪厄认为,文化呈现一种分层的状态,这导致有些文化被视为是高等的,而其他则被视为是低等的。于是像服饰、休闲活动、音乐、阅读等看起来是非常琐屑的事情,但是人们在这些事情上的文化差别,却能承担起区分社会地位,以及再生产现存社会结构的作用。布迪厄将阶层划分为支配阶层、中间阶层和普通阶层,并将文化趣味与相对应的阶层联系起来,分为“合法趣味”“中等品位的趣味”和“大众趣味”。由于不同的客观阶层地位,往往会塑造出一个人不同的惯习,当阶层惯习外化为实际行动时,就形成各自独特的文化及生活方式。不同的文化资本决定了不同阶层的品位,进而建构出不同的阶层认同。具体地,不同阶层的成员,总是在各自阶层惯习约束下,带着自己特有的阶层秉性,进入不同品位的场域,并通过选择不同的生活方式来表明自己的阶层身份,表明自己与其他阶层之间的关系和社会距离。[9]因此,文化资本是一种区隔性的资本,具有标志等级的功能。尤其是生活方式、文化消费等文化资本是客观阶层地位的指示器。简言之,文化资本作用于阶层认同的机制在于内聚的认同和外在的区隔。越具有优质的文化资本的人们,其主观阶层认同就可能越高。这种内在认同和外在区隔的载体就是文化资本的各种表现形式或者外显指标:身体化的文化资本,如艺术品位、休闲文化、仪态举止;客观化的文化资本,如所拥有的艺术品、餐饮、服饰,以及各种需用经济资本来购买所得,且可累积的物品;制度化的文化资本,如学历、资格。

在经验研究上,国内的消费分层研究成果显示,大陆的消费社会正在逐步形成。例如,李培林和张翼以恩格尔指数为依据划分了7个消费阶层,这7个消费阶层在衣、食、住、行、通信、休闲娱乐方面存在差异。[10]李春玲基于全国抽样调查数据资料,研究指出阶层地位较高的人更可能处于消费分层的上层,而阶层地位较低的人更可能位于消费分层的下层。[11]消费被看作是实践中构成认同的一个要素,人们的认同越来越多地通过消费得到表达和呈现。生活方式、消费等文化资本也成为解释人们客观地位与主观阶层认同不一致的重要维度。例如有的研究指出,住房对阶层认同发挥着非常显著的作用。[12]有的研究则直接指出,不同消费阶层能够较好地代表主观阶层意识,两者偏相关关系达到0.34。[13]还有的研究表明不同的职业阶层位置在生活方式上也具有明显的区分。客观阶层位置与生活方式之间有一定程度的关联,主要表现在高雅休闲因子和通俗娱乐因子上。[14]我国台湾地区的一些学者研究表明,音乐偏好、用餐和购衣场所的偏好等生活形态会影响到个人对阶层的主观认同。[15]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消费对阶层认同的研究集中于客观物品的消费,如耐用品、衣、食、住、行等。而从生活方式、休闲方式,尤其从文化消费如读书、听音乐等角度去研究阶层认同较为稀少。一般认为,随着大陆物质水平的提高,消费社会的兴起,包括文化消费在内的文化性层化体系正逐步形成中,社会分层越来越由文化标准来确立。基于此,笔者认为文化资本对阶层认同的区隔功能很有可能是存在的,这意味着文化资本很有可能在中国社会背景下对阶层认同产生影响,这也是本文想探讨的主要问题。

二、变量测量与研究假设

(一)变量测量

1.关键自变量

本研究的主要自变量为客观阶层地位和文化资本。笔者拟从以下三个维度对文化资本进行测量,以便分析文化资本的不同维度对阶层认同的影响。

(1)身体化、客观化和制度化文化资本

身体化的文化资本是经家庭、学校教育内化为个人精神与身体一部分的文化知识、文化技能和文化修养,表现为惯习、爱好、交往方式、操作技能、认知判断、趣味及感性等文化产物。通过“您对自己的以下行为怎样评价”(行为评价内容包括着装、就餐行为、坐姿、讲话方式、说话礼仪等5个方面),以及被调查者儿时(14岁以前),父母对其在待人接物、坐相、吃相等的教育情况来测量。

客观化文化资本是一种物化的文化资本。如书籍、绘画、古董、道具等物质性文化财富。通过询问“您拥有最多的书籍有哪些”以及儿时家中客观形态文化资本(电脑、地图、字典、少儿读物等)的存量。

制度型文化资本或教育文化资本,主要通过是否接受过高等教育来测量。

(2)家庭文化资本:艺术修养类、家庭文化熏陶类、文化投资类文化资本

艺术修养类文化资本主要与布迪厄所说的高雅文化有关,包括参观艺术展览、参观博物馆、观看话剧;家庭文化熏陶类文化资本主要与父母文化行为有关,包括父母读书看报、写文章、听音乐等;文化投资类文化资本主要指家庭对子女学校以外的教育投入,主要包括参加艺术班、补习班、兴趣班等。

上述文化资本类型,除了制度化文化资本直接用教育程度进行测量外,其余为简化变量,都采用主成分法进行因子分析。经过Varimax旋转后,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共有5个,共计解释了53.19%的全部方差,最终共形成了5个因子。分别是艺术修养因子、家庭文化熏陶因子、文化投资因子、客观化文化资本因子、身体化文化资本,主要反映的是被调查者14岁以前的家庭文化资本。

(3)高雅休闲文化资本:一种生活方式

生活方式、文化消费、娱乐休闲方式等文化性区隔是文化资本的重要指标。本次调查询问了被调查者在业余或闲暇时间最喜欢且经常从事的活动中是否有以下活动:歌剧院或音乐厅看歌剧、戏院看戏、看话剧、打保龄球、打高尔夫、旅游、看书。这些休闲活动、文化生活方式被认为是中等品位。

2.因变量

阶层认同仅指个人对自己所处社会阶层的主观评价认知。主要是通过被调查者的主观评价,选择自己属于哪个社会阶层来测量。将认同阶层的封闭性选项设定为:高层、中上层、中层、中下层、底层,由被调查者自己选择。调查结果显示,0.3%的人认为自己属于高层,2.2%的人自认为属于中上层,23.1%的人自认为属于中层,50.2%的人自认为是处于社会的中下层,24.2%的人认为自己处于底层。可见,大部分人都认为自己属于中下层。

(二)研究假设

本研究的主要假设是文化资本对阶层认同具有独立效应,即在控制客观阶层地位等其他变量的条件下,文化资本仍然对主观阶层认同产生影响。

首先,教育历来被认为是影响阶层认同的主要变量。尽管随着教育的扩张,教育文凭可能出现贬值,进而降低了对阶层认同的影响。但在当下的中国社会,笔者认为教育还是对个人阶层认同产生影响。

假设1:是否受过高等教育对阶层认同具有统计显著性影响。

家庭是社会化的重要场所,通过社会化可实现阶层惯习的传递和内化。一般认为不同阶层的父母,其教养风格是不同的。不同阶层父母拥有的文化资源、文化投资能力、塑造文化氛围能力和价值观也不同。这些文化社会化的阶层差异,造成价值观内化的不同,也有可能影响他们对自身所属阶层的判断。

假设2:家庭文化资本对阶层认同具有统计显著性影响。

假设2a:身体化文化资本对阶层认同具有统计显著性影响

假设2b:艺术修养对阶层认同具有统计显著性影响

假设2c:文化熏陶对阶层认同具有统计显著性影响

假设2d:文化投资对阶层认同具有统计显著性影响

假设2e:客观文化资本对阶层认同具有统计显著性影响

休闲活动作为生活方式的重要表现形式,要有客观阶层地位的基础,因而呈现出区隔性分布。某种休闲活动往往被视为是特定社会阶层的专属,例如文化性参观被视为中等收入群体文化的一部分。参加休闲活动通常是一种自我表现,即使不是自我表现也是服膺群体规范的需要,是为了表明你是某个阶层的一员。因此,只要进行合适的休闲活动,就能遇到同类人,而这些具有相同文化生活方式的成员则较容易走到一起,形成彼此认同。

假设3:休闲文化资本对阶层认同具有统计显著性影响。

三、数据结果与分析

笔者将高层和中上层合并为中高层,并赋值为4,中层赋值为3、中下层赋值为2,底层赋值为1。以赋值后的阶层认同为因变量,以性别、年龄、年龄平方、客观阶层地位、月平均收入对数、教育文化资本、家庭文化资本以及休闲文化资本为自变量进行等序逻辑回归分析,结果见表1。

表1 文化资本对阶层认同影响的ordinal logistic回归结果(略)

从表1可以看出,模型A1是人口学模型,性别和年龄都具有统计显著性,但模型的解释力很低,伪决定系数只有1.2%.从模型结果可见,与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将自己归为社会更低的阶层,年龄对自我阶层认同的是一种倒U形的关系。在刚开始,随着年龄的增加,被调查者把自己归入更高阶层的累积发生比更大,但48岁之后,随着年龄的增加,把自己归入更低阶层的累积概率变大。

模型A2是在模型A1的基础上加入了客观阶层地位变量,模型的解释力显著增强。伪决定系数增加了9.5%,达到10.7%。这表明,客观阶层地位能够解释阶层认同的很大差异。其中,收入变量和阶层地位都具有统计显著性,且回归系数均为正数。这表明,收入越高,认同自己属于社会更高阶层的累积发生比越大,即收入越高,越有可能将自己归为社会更高的阶层。与处于社会底层的被调查者相比,处于中高层、中层和中下层的被调查者主观上认为自己属于社会更高社会阶层群体成员的累积发生比更大。由此可见,客观阶层是认同阶层的基础。

在模型A2的基础上,模型A3、模型A4、模型A5则分别加入了教育、家庭文化资本和休闲文化资本。文化资本变量的加入略微提升了模型的解释力,伪决定系数提高了0.7%。这表明文化资本也是影响主观阶层认同的因素之一。在文化资本变量中,文化熏陶、文化投资、客观文化资本不具有统计显著性,说明上述3个因子得分的差异不会导致阶层认同的差异,假设2c、2d、2e未获证实。但其余的文化资本变量如是否获得过高等教育、艺术修养因子和身体化文化资本以及是否具有休闲文化资本都具有统计显著性,且回归系数均为正数。具体地,受过高等教育的被调查者要比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主观上将自己归入更高阶层的累积发生比大,因而是否受过高等教育对阶层认同具有重要影响,假设1获得证实。艺术修养因子得分和身体文化资本因子得分越高,将自己归入更高阶层的累积发生比越大。这表明,儿时越经常参与高雅文化活动如参看博物馆、歌剧等活动,家庭教养氛围比较好的被调查者越有可能认为自己属于社会更高阶层,假设2a、2b、获得证实。儿时所形成的生活品位一旦内化之后,将很难发生改变,并对阶层认同产生显著性影响。拥有较高雅休闲文化资本的被调查者要比没有高雅休闲文化资本的被调查者主观上将自己归入更高阶层的累积发生比大。这意味着在业余活动或者休闲活动中越经常参与一些中等品位的文化活动如看歌剧、话剧、读书、打高尔夫、保龄球的人,越有可能将自己视为处于社会更高阶层的人,假设3获得证实。

通过三种模型的比较发现,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客观阶层地位始终具有统计显著性,而且在解释力方面,客观阶层地位要比文化资本具有更强的解释力。但是艺术修养文化资本因子、高等教育文化资本、休闲文化资本对于阶层认同仍然具有较大的作用。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研究阶层认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方面,主观阶层认同与客观阶层位置能否相呼应是该阶层体系维系其正当性的关键。对阶层认同分布及其变迁状况进行考察,是把握社会分化和潜在社会冲突状况的重要路径;[16]另一方面,阶层认同是客观阶层地位影响人们社会态度乃至社会行动的重要机制之一。研究普遍认为阶层认同预定了一个人在社会分层体系中的角色、思想、行动模式,形塑其消费方式以及对特定社会议题的态度,也可能是与阶层相关的政治组织和社会行动的基础。简言之,阶层认同显示着社会分层结构的相对稳定。

通过研究发现,有关阶层认同,最具解释力的是客观阶层地位,这与以往研究的结论相符合,也证实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观点。与此同时,本研究的重要发现在于,文化资本对阶层认同起着重要作用,尤其是高等教育的获得、艺术修养文化资本因子、身体化的文化资本,以及从事中等品位的休闲活动对于阶层认同的重要影响。具体地,教育对社会成员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谋得更好的职业,获得更高的收入,而且被视为一种文化资本,也能产生社会利润,教育本身具有很高的价值和声望。与惯习最紧密相连的个人修养、品味等身体化文化资本,是在社会化过程中慢慢形成的,且不易改变,这意位着文化资本能够对阶层认同起到持续性的影响,同时个人的社会化对于习得社会主流价值观和行为规范具有重要意义,也有利于人们对阶层认同做出理性的判断。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逐步重视文化消费,不同人群形成了不同的生活方式、休闲文化,也就造就了生活格调和品位上的区别,这些生活方式的差异对阶层认同产生影响。整体上,文化资本存量越大、质量越高,阶层认同越高的可能性也越大。布迪厄的文化资本对于中国社会不同群体的阶层认同具有较强的解释力:文化资本既有可能通过影响客观阶层地位的获得而间接作用于阶层认同,也有可能对阶层认同产生直接作用。

文化资本存量的增加和质量的提高,不仅有助于阶层地位的获得,也有利于主观阶层认同结构的稳定。当前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已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中等收入群体不仅是经济上具有中等收入的群体,更指具有较高文化资本,进行一定品位的休闲和文化消费,拥有稳定且较为高雅的生活方式,自我阶层认同稳定的群体。只有这样的中等收入群体才能发挥更大的经济功能和社会稳定的功能。基于研究结论,可以形成如下政策建议:一是要进一步推进教育的公平化,尤其是高等教育的优质化和大众化,让更多群体拥有更高水平的教育,为稳定的、合理的阶层认同生态奠定基础;二是增加对弱势群体的文化供给,加大文化资本方面的扶贫,减少弱势群体因文化资本较少且质量低而出现自我隔绝的情况,避免认同极化现象;三是营造良好的文化资本培育氛围,鼓励中等品位的文化消费和生活方式,例如倡导全民阅读,鼓励文明向上的生活方式等,鼓励发展新兴文化产业和扩建高雅文化设施,满足经济上富裕起来的群体的文化需求,变经济上的富裕为精神和文化上的富足。总之,应加大文化资本投资,缩小群体之间的文化资本差距,积极发展和传播中等收入群体所具有的文化资本,形成稳定的阶层认同体系,进而促进社会的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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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张立云,吕玉霞,王甫昌.九〇年代的台湾社会:社会变迁基本调查研究系列(二)上[M].台北: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2005.

(责编:杨文全、谢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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