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破解职称“紧箍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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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国密码】

职称评定事关职务晋升、福利待遇、业界声望，全国5550多万名专业技术人才无不把职称评定视为职业生涯中的头等大事。现行职称制度对人才评价起到了积极作用，但问题也相伴而生，某种程度上甚至成为束缚人才发展的“紧箍咒”。有网友甚至将“职称评定之痛”列为高校教师的“十痛”之首：“不评不甘心，参评特累心，落评更灰心！”

顺应人才期待

一位育种专家，培养出好几个玉米新品种，每年为国家增产粮食数千万公斤，论文也发了十几篇，却因英语不过关，连副研究员都评不上。现实中，这样的“职称尴尬”并不少见。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就有一位研究古典文学的学者，是业界翘楚，却曾因职称英语总考不过，连参加职称评审的资格都没有。

革除职称评定中的弊端，需要科学公正的评审制度和评价标准。事实上，壁垒早已被悄悄打破：广东省曾出台文件，将科技人才的职称评定从“重论文、重科研项目”向“重科技成果转化”转变；人社部联合卫计委于2015年出台文件，不再将论文、职称外语等作为基层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职称申报的“硬杠杠”；北京市人社局日前也发文明确，自2017年1月1日起，外语和计算机考试不作为申报职称评审的必备条件……

2016年11月，中央深改组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明确指出，要克服“唯学历、唯资历、唯论文”倾向，要向基层倾斜，要突出用人主体在职称评审中的主导作用。

“《意见》及时呼应了自下而上的变革诉求，顺应了广大人才的期待。”国家人社部专业技术司司长俞家栋指出，“《意见》直指职称评定中的沉疴，可谓戳中问题痛点、抓住改革关键。”

俞家栋说：“职称对专业技术人员来说，就跟行政职务对党政机关公务员一样重要。职称制度不仅仅是个评价制度，也不仅仅是个晋级通道，更是对专业技术人员职业生涯的一种积极的保障制度。对职称的认识，需要一个从身份管理到岗位管理到资源管理的转变。”

“职称评定制度的好坏，关系到如何评价和激励各级各类人才，关系到整个人才队伍建设，甚至关系到能不能实现建设人才强国的目标。”中国社会科学院人事教育局局长张冠梓认为，“对于这一在中国特定国情和条件下产生的人才制度，《意见》坚持问题导向，坚持以人为本，及时把地方创新和各类改革经验提炼上升为中央政策，将有助于我国加快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

“骏马”不应去“犁田”

近日一则消息让人反思：在万里之遥的巴西，一本鲜有学术影响力的期刊，仅去年就发表了1600篇中国医疗从业者的论文，占这本期刊全部篇幅的七成，其中大量文章涉嫌抄袭造假。

众所周知，除职称外语外，论文数量也是专业技术人员头上的一道“紧箍咒”。长期以来，我国的职称评定有“唯学历、唯资历、唯论文”的倾向，再高明的医生也得有论文傍身，再出色的专业成就也不如几篇国际期刊论文，这在民间已备受吐槽，甚至有高校教师感慨：“专注教学就是照亮别人毁灭自己！”

现行的职称评审标准和条件规定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制定的，迄今已有30年，已不能适应快速发展的新形势对人才全面准确评价的需要。具体操作中，普遍存在轻能力、业绩和贡献，重学历、资历、论文、奖项、外语、计算机能力等问题。对科研人员的职称评定，重数量，轻质量，过分强调量化指标，助长了学术浮躁之风。有些评聘标准条件过粗，量化少，量化标准不规范，操作性不强，容易造成论资排辈。职称评审貌似“程序合理、规则严谨”，但经常是“外紧内松，乱象丛生”，评审会前托关系找评委是心照不宣的“软指标”，评审会上“照顾领导”是可以公开亮出的潜规则。凡此种种，让许多心无旁骛的专业人员耗尽心力却难获职称，而一些获评者却让公众很不服气。

“以上乱象还暴露了职称评定一直存在着不同行业和岗位一概而论的问题。”上海公共行政与人力资源研究所名誉所长沈荣华指出，“职称评定制定多维标尺，才能真正激发广大劳动者争优争先的积极性和工作热情。‘一刀切’只能形成‘逆向激励’——既然做复杂手术的不如写几篇论文的，那就只能是老实人才愿意把时间贡献给手术台，精明人早去写论文晋职称了。”

沈荣华说，分析起来，一些单位“唯论文”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评价考核时可以简单量化，能够一目了然。论文发了几篇，在什么级别的刊物发表，核算下来，连小学生都能算得清，谁也没话说。倘若不如此，衡量评价起来似乎就很繁杂，也使标准变得难统一。然而，这种评价考核标准的实质只是低能化，而非科学化。

骏马能历险，犁田不如牛；坚车能载重，渡河不如舟。“对职称制度的改革，是新形势下的新任务与新要求，我国改革发展进入深水区，啃硬骨头不仅靠勇气，还要能力与专业素质。改革职称制度，目的就在于进一步激发专业人才的活力与创造力。”张冠梓说，“深化职称制度改革，营造公平公正的评定机制和氛围，制定多维度评定标尺，让职称评定‘称职’起来，更加‘贴身’与‘合用’，才能激活人才资源，为创新驱动注入不竭动力。”

“放权不能丢责”

“合理界定评价标准和下放职称评审权限”，《意见》的这一要求给相关职能部门提出了新的课题。“职称制度改革涉及科研人员的切身利益，必须认真听取‘评的人’和‘被评的人’‘用的人’和‘被用的人’的意见，必须坚持群众路线。”张冠梓说，“职称制度是一个指挥棒，必须让它能鼓励专业人员发扬安、专、迷的精神，‘板凳甘坐十年冷’，我们要的是‘十年磨一剑’而不是‘一年磨十剑’。”他还说：“我们要的是‘著作等心’而不是‘著作等身’。”

《意见》强调突出用人主体在职称评审中的主导作用，释放了积极信号。一直以来，评用脱节被认为是职称制度问题的一大弊端。政府管得太多，用人单位缺乏自主权，造成了“用的评不上，评的用不上”。

“中国社会科学院也遇到过类似问题。例如哲学所有一位知名学者，论文数量不多，可篇篇都是精品，在学术界地位卓然，但这在职称评审中就会很吃亏。”张冠梓说，“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社科院首创以‘质量第一’为导向的‘代表作评价制度’，鼓励专业人员扎实做学问、重视学术成果质量，极大地鼓舞了专业人员的科研士气。”

张冠梓进一步解释，这个主导作用就是注重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作用，也就是说要让用人单位有更大的评审权、聘用权。对于高校、科研院所和国有企业这些有条件的单位，政府要放心大胆地让他们自主评审，以调动用人单位的积极性。在评定方式上也可以更加灵活多样，在把握总“基调”的同时，允许一校一法、一所一法、一企一法，用不同的尺子去衡量。

其实早在2016年3月，中央便印发了《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明确突出用人主体在职称评审中的主导作用，合理界定评价标准，下放职称评审权限，推动高校、科研院所和国有企业自主评审。中央深改组的这份《意见》，系统而鲜明地纠偏了传统职称评定中的误区，实是顺势而为。

“放权不能丢责。”俞家栋指出，政府应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作为：在法律框架内，哪些可以放哪些不能放，权力下放后，哪些该管哪些不该管，政府要尽快列出责任清单；应按照职业大典对相关职业的技术能力要求，尽快建立职称制度的国家标准，推进职业资格立法；公共部门的职称评定关系到公共服务质量，在配置中要加强调控，不能简单地越多越好；要监管质量，将事前监管变成事中和事后监管，杜绝暗箱操作、非法牟利等行为。

“深化职称制度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张冠梓说，“眼下而言，涉及数千万专业技术人才的改革红利，如何活起来、实起来，如何从纸面条文兑现为实际利益，仍有很长的路要走。须知，传统职称评定上寄生的利益链太多太复杂，阵痛怎么熬过去，仍在考验着相关职能部门的初心与智慧。”（记者 罗 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