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化生态转型的理论借鉴与路径选择

经过30多年的快速发展，中国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为“两个一百年目标”的实现打下了坚实基础。但是中国现代化基本上还是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传统工业化模式，为此，我们付出了沉重的资源环境代价。而我国关于现代化的研究，也由于缺乏生态哲学的理论维度和生态思维的有效规范，遮蔽了现代化得以有效运作的生态系统前提和自然承载基础。因此，只有实现现代化模式的生态转型，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

一、生态危机：发展带来沉重的生态代价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从原有经济体制束缚中解放出来的生产力迸发出空前活力，使经济步入一个快速发展时期。但传统的工业增长方式、落后的资源利用手段、加速膨胀的城市化带来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自然资源急剧消耗，生态环境日益恶化，人与自然的关系空前紧张。

1.资源约束趋紧

中国虽然地大物博，但人口数量庞大，所以又是人均自然资源占有量和环境容量都很低的资源贫国，尤其是一些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战略性资源，我国的人均拥有量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首先，水资源紧缺。我国人均水资源量只有2100立方米，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28%；水资源供需矛盾突出，全国三分之二的城市缺水，农村有近3亿人口饮水不安全。 其次，耕地不足。我国人均耕地只有1.38亩，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40%，18亿亩耕地红线面临挑战。最后，矿产资源缺乏。从现已探明的主导性资源储量与人均可利用量来看，主要矿产资源人均占有量占世界平均水平的比例分别是煤67％、石油6％、铁矿石50％、铜25％，资源短缺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制约瓶颈。

2.环境污染严重

2016年6月，国家环境保护部发布《2015中国环境状况公报》。公报指出，2015年，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下，各地区、各部门以改善环境质量为核心，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深化生态环保领域改革，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取得积极进展。但是环境状况总体恶化趋势没有根本遏制，形势依然严峻。2015年全国338个地级以上城市中，有73个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达标，占21.6%；265个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超标，占78.4%。同时我国的水污染状况也不容乐观，全国423条主要河流、62座重点湖泊（水库）的967个国控地表水监测断面（点位）开展了水质监测，Ⅰ～Ⅲ类、Ⅳ～Ⅴ类、劣Ⅴ类水质断面分别占64.5%、26.7%、8.8%；全国5118 个地下水水质监测点中，水质优良、良好、较好、较差、极差的监测点比例分别为9.1%、25.0%、4.6%、42.5%、18.8%。由此而见，我们距离“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的美好愿景相去甚远。

3.生态系统退化

虽然我国生态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是，自然生态系统退化、生态布局不平衡、生态承载力低的问题依然十分严峻。森林分布碎片化和质量不高、功能不强的问题尤为突出，森林作为陆地生态系统主体的功能没有充分发挥。我国是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全国水土流失面积仍达295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30.7%。荒漠生态系统问题更加严重，沙化土地面积占国土面积的18%，土地沙化已成为我国最大的生态问题。同时生态系统破坏带来的台风、洪涝、沙尘暴、热浪等自然灾害变得越来越频繁。

不得不承认，中国现代化取得的重大成就很大程度上是以牺牲环境和能源为代价的。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发展，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变，在西方历时数百年的发展进程，高度浓缩化地挤压在当代中国的发展进程中。对一个后发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这种“历时性问题共时性解决”的现代化境遇，决定了中国现代化生态困境的出现不可避免，资源环境的历史欠账、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生态意识的严重缺失是造成生态危机的重要原因。但是生态危机、精神失落并不是现代化所固有的，现代化的负面效应是由实现它的模式和手段造成的。因此，只有把发展建立在资源可接续、环境可承载的基础之上，才能过好今天、不忧明天，在现代化转型中实现国家的永续发展。

二、生态现代化：中国现代化生态转型的理论借鉴

生态危机的现实压迫促使人们深入反思现代化的内涵和方向。经济发展不能突破自然生态的界限，人类自我的利益不能损害自然的内在价值，因此，必须实现现代化模式的生态转型，即工业现代化转向生态现代化，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实现工业社会向生态社会的转变、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变。生态现代化作为西方生态发展研究的一种重要理论，为中国现代化模式的生态转型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理论范式。

工业革命以来，社会生产力得到空前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也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坏，严重的生态危机制约了各国经济发展，探索环境与经济的和谐发展已成为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20世纪60～70年代，美国学者卡逊的《寂静的春天》和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等，引发了人们对资源环境问题的极大关注和深切忧虑。70年代西欧国家环境运动出现一种所谓“反现代化、反工业化、反生产力”的思潮，对环境的关注大多表现为一种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对立起来的生态主义思维范式，流露着生存危机的悲观主义情绪。80年代西欧一批学者提出，现代化没有过时，但经典现代化模式存在缺陷，这些缺陷导致了环境破坏，现代化模式需要生态转型，这就是生态现代化理论的早期观点。1985 年德国学者胡伯在“现代化”传统意义基础上，正式提出生态现代化理论，指出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是现代化，从工业社会向生态社会的转变是生态现代化。之后，不同学者从各自的角度和立场出发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这一理论。马丁?耶内克认为，生态现代化是使环境问题的解决措施从补救性策略向预防性策略转化的过程。阿瑟?摩尔认为，生态现代化是一个处理现代技术制度、市场经济体制和政府干预机制之间关系的概念。

生态现代化的阐释虽然观点各异，但基本上反映了当代生态现代化思想的基本要义：生态现代化是现代化与自然环境的一种互利耦合，是世界现代化的一种生态转型，即向符合生态学原理发展模式转变。可以看出，生态现代化理论的提出，源于对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重新定位和对传统现代化模式的反思与变革，反映了西方国家在遭遇工业化发展危机后，就社会经济体制、经济发展政策和社会思想意识等方面的生态化转向。这是西方国家寻求解决现代性缺陷问题的必然选择，并在理解和阐释现代工业社会如何应对环境问题层面，逐渐成为社会科学的一种主导理论，同时也为中国现代化的生态转型提供了理论借鉴。

三、中国现代化生态转型的路径选择

发达国家几百年里逐步实现的工业化、城镇化，在我国正加快推进；发达国家上百年间逐步出现的资源环境矛盾，在我国也集中显现。中国“历时性问题共时性解决”的发展境遇，也决定了当代中国不应当也不可能走西方式的现代化之路，而是要在同一发展进程中化解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的内在冲突，并进式地实现工业现代化和生态现代化的历史任务。因此，借鉴国际经验，汲取失败教训，发挥后发优势，我们可以探索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生态现代化之路。

1.坚持绿色发展：现代化生态转型的核心理念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一定的发展实践是由一定的发展理念来引领的。实现现代化的生态转型，必须清楚一个问题：生态现代化与工业现代化的关键分野在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工业现代化立足于对自然的征服和改造，而生态现代化则要求人类寻求与生态环境的和谐。综观人类文明发展史，人与自然的关系经历了人类依赖自然、顺应自然再到征服自然的变化。尽管生态系统还在不知疲倦地处理人类活动造成的环境破坏，但是生态系统的修复能力是有限的，而人类活动却在不断扩大。人类正是因为自身的无知、贪婪抑或无能，无意或有意地损毁自己生存的自然基础。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将“绿色”作为五大发展理念之一，就是要解决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问题，为我国现代化的生态转型指明了方向。

绿色是生命的象征、大自然的底色，更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体现。人类发展活动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否则就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这一生态理念的确立，是我们党在认真反思和深刻总结过去发展中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传统粗放式发展方式的有力反拨，对工业文明种种弊端的坚决扬弃，对未来中国发展路径的明确校正。坚持绿色发展，要求我们在发展理念上，牢固树立人与自然对等互惠的思想；在发展决策上，坚决恪守遵循和顺应自然规律的方针；在发展实践上，坚定秉持保护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的准则。这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谐平衡”生态智慧的承继和发展，更是执政理念的创新与升华，昭示着我们党力求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形成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全面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

2.以人民为本：现代化生态转型的价值取向

推进生态现代化建设，首先要解决为什么人、由谁享有的问题。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反映了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内在要求，彰显了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反映了我国生态现代化建设的制度规定性。

西方生态现代化追求的是“物本”目标取向，而我国生态现代化追求的是“民本”价值纬度。只注重经济增长而忽略人民群众生存环境和生活质量的“唯经济增长主义”的追求是错误的；只关注生态环境而不顾人民群众的物质需求和生活水平的“唯生态中心主义”的考量更是不可取的。我们的生态现代化要求不是简单的保护自然环境和生态安全，而是把这些要求视为发展的基本要素，归根结底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环境等全方位需求。因此，中国现代化要顺利实现生态转型，必须坚持“以人民为本”的价值取向，否则就会偏离社会主义方向。习近平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保护生态环境，关系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关系中华民族发展的长远利益，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生态与民生的关系，既是对生态产品的准确定位，又是对民生内涵的丰富发展，体现了我们党深厚的民生情怀和强烈的责任担当。

3.转变发展方式：现代化生态转型的实现途径

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是造成资源环境问题的根本原因，因此，由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的成功转变是实现工业现代化向生态现代化转型的关键因素。习近平指出：“必须加快推动生产方式绿色化，构建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大幅提高经济绿色化程度，加快发展绿色产业，形成经济社会发展新的增长点。”转变发展方式，就是坚持绿色发展、低碳发展、循环发展。这是现代化生态转型的基本途径和方式，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点任务和重要内涵。

绿色发展是建立在生态环境容量和资源承载力的约束条件下，将环境保护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重要支柱的一种新型发展模式，要求把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作为绿色发展的目标，把经济活动过程和结果的“绿色化”、“生态化”作为绿色发展的主要内容和途径。循环发展是将自然界生态良性循环的规律引入整个经济运行、社会运行的大系统中，把“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原则运用到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从污染治理、资源节约、生态修复入手，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共赢。低碳发展是一种以低耗能、低污染、低排放为特征的可持续发展模式，要求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同时提高效益或竞争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础动力在于创新，通过技术创新和政策创新，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为人民创造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

4.完善制度体系：现代化生态转型的根本保障

习近平指出：“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 党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共同形成了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战略部署和制度架构，确立了“源头严防、过程严管、后果严惩”的制度体系，为我国现代化生态转型提供了制度保障。

源头严防，就是在源头上防止损害生态环境的行为，这是现代化生态转型的治本之策。如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空间规划体系、资源总量管理和全面节约制度。过程严管，就是在发展和开发过程中，建立一套制度约束地方和企业行为，这是现代化生态转型的关键之举。如资源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制度、环境治理体系、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市场体系。后果严惩，就是对环境资源造成损害和破坏的行为追究责任，是现代化生态转型的重要措施。如生态文明绩效评价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这八项制度构成了产权清晰、多元参与、激励约束并重、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为我国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提供了根本保障。

（作者系南开大学滨海学院马列教研室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