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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奇:迎接新“下乡运动”

2016年12月06日10:58    来源:人民网-理论频道

原标题:迎接新“下乡运动”(上)

五十年前,一场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席卷整个中国,2000多万知识青年被送到农村。五十年后的今天,一场波澜不惊的新下乡运动正悄然发生。所不同的是,五十年前的那场运动,下乡者是被动的,靠的是政治动员和行政干预;而今天这场新下乡运动,下乡者是主动的,是自愿选择的结果。眼下发生的这场运动,主要包涵十大群体。

一、返乡创业的农民工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农民工总数达2.77亿人,其中本地农民工1.09亿,同比增加2.7%;外出农民工,1.69亿,仅增长0.4%。这是新世纪以来中国外出农民工数量增长最慢的一年。一些农民工之所以不再愿意回城,一方面是由于经济不景气,大城市用工数量减少;另一方面则是国家和各地都出台了不少返乡创业的扶持政策,有些人就开始想着自己“当老板”。经过多年的闯荡以及城市和工业文明的洗礼,许多农民工不再是原来的小农,他们有着丰富的人生阅历和较高的综合素养,以及更多劳动技能,眼界更为开阔,是名副其实的创业潜力股。据农业部最新统计,目前中国返乡创业农民创办小微企业23.7万家,农产品加工企业45.5万家,休闲农业各类经营主体180万家,农民工返乡创业人数累计已超过450万,约占农民工总数的2%。

一些打拼有成的农民工热衷于返乡创业原因很多,但最主要的有四个方面。一是熟人社会的便利。传统乡村社会是世代聚族而居的熟人社会,它通过加强人际关系和相互信任引导熟人之间相互自愿合作。费孝通曾评价,“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加思索时的可靠性”。返乡创业的农民工可以通过“熟人”织就的网络,沟通关系、解困排忧。二是衣锦还乡的传统观念。“衣锦还乡”既是中国人对外出者的普遍期盼,也是外出者的自觉行为,已内化为一种共同的民族文化心理。项羽 “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是对这种文化心理的经典诠释。这种民族文化使得连当了皇帝的刘邦、朱元璋都不能免俗。公元前195年,刘邦在当了十二年皇帝之后,回乡住了二十多天大宴乡邻。朱元璋更是想把金銮殿建在自己的家乡。三是亲情的召唤。外出打工本来就是一种迫不得已的无奈选择,所谓“一万打工钱,三代离别泪”。农民工长期离家在外,空间上的距离带来了感情上的疏离,父母、子女、夫妻、兄弟姐妹之间缺乏沟通交流与相互关爱。返乡创业,夫妻既能团聚,又能和孩子、老人在一起享受天伦之乐,何乐而不为。四是政府招商引资的激励。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和中央政府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政策的出台,各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纷纷围绕“农民工返乡创业”做文章,鼓励和支持他们为家乡建设贡献力量,为其提供创业的条件和制度保障。

田园将芜胡不归?一些农民工对返乡创业、就业,心存一定的顾虑。因此,要千方百计优化地方的经营坏境。一是充分发挥乡土社会长期积淀的传统优势,让返乡创业的农民工尽享“家园红利”。这是中国乡村社会在人类文明进程中发端最早、持续时间最长、也最为成熟的一种文明形态。“家园红利”是农民最大的无形资产,在应急事务、资源配置、矛盾调处、互帮互助等方面,是农民世世代代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财富。农民工返乡创业就是为了充分利用传统熟人社会中存在的信任、关系、规则等社会资本,降低创业、创新的交易成本。政府为农民工返乡创业所设计的一系列政策,不能只是市场和政府的结合,而应包括传统熟人社区在内的三个组织架构结合的统一。二是解决农民工返乡创业中存在的办事难、融资难、用地难等问题,为农民工返乡创业提供便利条件。三是引导和鼓励返乡创业的农民工重点从事农产品的加工、运输和销售及产前、产中、产后的社会化服务等环节,以增强农业现代化的带动能力。

二、第一代农民工

从上世纪80代末开始,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入,一批批农民工或始于维持生计的初衷,或怀揣着发家致富的愿景,背井离乡,进入工厂,走进城市,形成了蔚为壮观的“民工潮”。随着农民工年龄的增长,第一代农民工返乡后的去路值得探讨。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西部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调查显示,约一半农民工不想进城,另外有66.1%的农民工认为到了一定年龄就想返乡。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50岁以上的农民工目前已超过4000万。

第一代农民工最终返回农村,一是无奈的选择。由于受教育水平偏低,有相当一部分农民工大多只能从事建筑、环卫等技术含量低、工作强度大的重体力劳动,在各行业中收入增长较少,在城镇社保的参保率也偏低。国家统计局调查结果显示,2014年,农民工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比例为16.7%,而在高龄农民工聚集的建筑行业,养老保险的参保率仅为3.9%。低收入,没有基本的养老医疗保障以及高昂的城市生活成本,留在城市对他们非常艰难。更何况,企业不招40岁以上的农民工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等到青春已过,又没留下多少积蓄,他们也只能打道回府,卸甲归田。二是务农的背景。与新一代农民工早已远离了田地,过上了城里的生活相比,第一代农民工大都有着种田的经历,至今还保留着种田的记忆和技能,只是当年种地收入低才被迫到城市讨生活。正所谓,“60后”逃离种地,“70后”不愿种地,“80后”不会种地,“90后”不提种地。随着年龄的渐长,第一代农民工在城市无处立身,家中至少还有土地承包权,回家务农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各级基层组织应积极引导返乡的第一代农民工参与到农业生产中来,帮助他们向农业的广度和深度进军。如今无税时代的农业与过去相比有着更广阔的发展前景,过去农民是“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现在农民不仅收入全部都是自己的,而且还得到许多项补贴。只要扑下身子,好好经营,从事农业的收入不比外出打工差。现阶段中国农民还没有退休制度,他们可以一直干到干不动为止,留城与回乡两相比较,回乡当成首选。对此,基层政府应做好工作,鼓励引导帮助他们逐步适应环境,或重操旧业,或就地就近打工,或利用他们多年打拼经多见广的经验积累为乡村发展献计献策。

三、返乡创业的大学生

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选择返乡就业和创业。据人社部测算,“十二五”期末大学毕业生返乡创业比例达到1%,“十三五”这一比例将达到3%。大学生返乡创业领域越来越宽,他们根据自己的特长、兴趣及拥有的资源,对乡村特色种养业、农产品加工业、休闲农业和旅游、电子商务、特色工艺等新兴产业无所不及,广泛涵盖农村一二三产业。

大学生毕业选择回到家乡就业和创业,一是有相当一部分大学生来自农村又有学农的背景。学农业干农业,他们自然要到农村来就业和创业。二是在城市找不到其他更好的工作。在城市就业压力越来越大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大学生转变了观念,不再留在人才扎堆的大城市,而选择回到故乡自主创业。三是不少大学生看到了农业和农村的巨大商机。随着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一向是冷门的农业,逐渐成了资本投资的“香饽饽”。联想、阿里、京东等一些商界大佬都把目光投向农业。大学生选择在农业就业和创业的比重,中国是0.6%,美国则高达24.6%,我们相当于美国的“尾巴”。大学生返乡创业正是看到这一前景广阔的趋势。四是择业观念的变化。过去担心“天之骄子”沦为“普通劳动力”,今天从底层做起成为不少人的追求;过去注重旱涝保收、稳定安逸,今天信奉自由奋斗、磨练自我;过去看重工作体面、待遇优厚,今天更看重个人兴趣、成长空间和发展环境。

当务之急是鼓励和引导返乡创业的大学生成为家庭农场主、农业职业经理人、农民合作社领办人、农业企业家和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负责人。不少国家对此都有一套社会公共政策给予扶持,因为他们属于就业创业的弱势人群。如日本的农业接班人计划,从技能培训到社会实践,到租用土地,再到贷款及农用设备都为他们提供方便。

四、“新三届”的大中专毕业生

“新三届”即77、78、79级的大中专学生。“新三届”是万里挑一的精英。这个群体人数约在200多万,三到五年内他们都到了退休年龄。这三届大中专毕业生80%来自农村,他们的乡愁最浓,乡情最厚,乡恋最重,大多数都有返乡养老的念头。

因此,应采取激励政策让已经退休或即将退休的“新三届”的大中专毕业生“告老还乡”发挥余热,培养他们成为“新乡贤”。乡贤文化实际上属于士阶层文化在中国乡土的一种表现形式,古代中国县以下的乡村治理要靠士绅来维系。乡绅是中国社会的一个特有阶层,从宋代开始礼下庶人,出现“缙绅士大夫”称谓,但真正形成气候主要在明朝。由于明代科举竞争激烈,知识分子进入仕途很难,一部分人就选择仕途以外的回乡道路,还有一些官员退休或被罢免后也选择回乡。明世宗时正式确认有一个非官非民的“绅”之阶层存在。这个处于官民之间的特殊阶层,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乡村治安的管理、社会道德的价值导向、基础教育的建构、官民之间的沟通,乃至乡村资源的配置、社会矛盾的调处等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在“郡县空虚”时代,他们就是社会秩序维护的中坚。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说:“从基层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乡贤文化就是维系着庞大的中国社会正常运转几千年的基层力量”。然而,由于各种原因,近现代以来农村知识精英都单向道地流向了城市,乡贤文化开始由盛转衰,近于凋敝。培育“新三届”的大中专毕业生成为新乡贤,一是可以充分利用他们在外面积累的人脉关系、协调能力或工作经验,为家乡的建设出主意、想办法。二是他们的学识修养、道德行为、思想观念等,在十里八乡本身就是一个社会仿效的标杆,这个标杆从他们走出农村的那一天起就已经树立起来,他们当年跳出农门,正所谓“天上一轮才捧出,人间万姓举头看”。他们的榜样效应,一直在潜移默化地深刻影响着乡邻后世。今天利用他们的标杆价值,引导乡村文明建设及经济社会的发展,会有一呼百应的效果。

五、城市离退休老年人

中国城市60岁以上的老人已达1亿多,“结庐在人境,耳无车马喧”成了一些“银发下乡族”的追求。当城市没患现代病的时候,人们觉得城市好,当城市患病后,人们才发现,更宜居的地方在农村,这已成为世界潮流。有关数据显示,欧盟在乡村居住的人口已达58%,且下乡觅居所的势头正劲。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空气污染、噪音充耳、公共卫生恶化、交通拥堵和住房紧张等一系列环境和社会问题日益严重,而这些因素往往会带来紧张、压抑甚至恐惧情绪。尤其是年纪大的老人,对这种愈演愈烈的城市病越发敏感,他们渴望逃离恶劣环境的心情十分迫切。加上大部分城市离退休老年人的根,本来就在乡村。往上数三代,大都农村人。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城镇化率为10.64%,2015年的城镇化率已超过56%,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的城市化意味着很多城市离退休老年人本身就曾经是农民,他们的根就在农村。

“银发下乡族”是一个潜力巨大的富矿,他们在城市积累了数十年的方方面面的资源,如人才、信息、技术、资金、项目等,只要开发利用得好,对农业农村的发展将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他们下乡,最直接的效益就是可以把两亿多农民工留下的几千万套空房改造为“外面五千年,内部五星级”的民宿,接纳他们成为新村民,让农民立马增收。

当前,异地乡村休闲养老最需要解决的是医疗保险的异地使用问题。身处异地休闲养老的老人,最怕生病。应该加大区域一体化的推进力度,实现医疗保险异地间的深层合作,鼓励大型医疗机构在区域内搞连锁经营,解决老人们异地休闲养老的后顾之忧。另外,正确引导有条件的村镇发展休闲养老产业,乡村休闲养老需要有一个舒适的环境。城市老人选择到乡下来休闲养老,更看重这里优美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在引导有条件的村镇发展乡村休闲养老产业时,还应重点关注自然生态及休闲、健身等文化设施方面的打造。(上)

来源:中国发展观察杂志

(责编:沈王一、赵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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