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军扩：通过改革释放中高速增长潜力

当前的经济形势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一方面，经济增长的积极因素在增多，企稳的迹象更加显著；而另一方面，经济企稳回升的基础还不够牢固，下行压力依然不小。下一步的关键，是要在保持经济基本稳定的前提下，下大力气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在进一步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同时，为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奠定体制机制基础。

经济企稳迹象更加显著，但基础仍不牢固

经济增长的积极因素在增多、企稳迹象更加显著，主要可从以下四个方面说明。

一是经济增长速度回落幅度在收窄，呈现企稳态势。比如，近年来我国GDP增速一直处于回落态势，2011年至2015年增速分别为9.5%、7.7%、7.7%、7.3%和6.9%，2015年四个季度GDP增速分别为7.0%、7.0%、6.9%和6.8%，而今年前三季度增速均为6.7%。再比如，规模以上工业增速也趋于稳定，一季度是5.8%，二、三季度是6.1%。

二是需求状况在改善。在消费需求继续保持稳定增长的同时，今年8月份和9月份当月固定资产投资分别增长8.2%和9.0%，增速连续两个月有所加快。特别是民间投资增速企稳回升。前三季度平均民间投资增长2.5%，而9月份当月民间投资增长4.5%，增速比8月份加快2.2个百分点。进出口降幅也有所收窄。前三季度，按人民币计算，出口下降1.6%，降幅比上半年收窄0.5个百分点；进口下降2.3%，降幅比上半年收窄2.4个百分点。

三是企业经营环境和效益状况在改善。一方面，工业品价格回升明显。虽然平均来看1-9月工业品出厂价格同比下降2.9%，购进价格同比下降3.8%，但动态来看，二者下降的幅度均呈持续收窄之势，其中出厂价格9月份环比上涨0.5%，同比上涨0.1%，同比是自2012年3月份以来首次由负转正。另一方面，由于供给侧结构调整取得成效，企业综合成本下降。比如，9月份工业企业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成本为85.87元，同比下降0.11元。在这两方面因素作用下，1-9月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8.4%，增速与1-8月基本持平，比上半年加快2.2个百分点。

四是预期也在改善。比如9月份制造业PMI为50.4%，与上月持平，连续两个月处于临界点之上，而10月份更是上升至51.2%。从分项指数看，10月份生产指数为53.3%，比上月上升0.5个百分点，连续3个月上升。新订单指数为52.8%，比上月上升1.9个百分点，也连续多月处于扩张区间。

那么，经济企稳的基础仍不牢固，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原因。

一是经济增长的新动能还不够强大，还没有能够对增长发挥主导作用。经济进入新常态，最大特点就是传统动能优势减弱，需要通过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培育新动能。可以说，增长新动能是否真正形成，是否在经济增长中发挥主导作用，是判断经济是否具有企稳基础的最主要因素。当前经济增长积极因素增多，在向好的方向发展，无疑首先是党中央、国务院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调整取得成效、增长新动能有所增强的反映，这既包括新产业、新业态的不断涌现，也包括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等所取得的积极成效。同时也是党和政府坚持适度扩大总需求、积极实施需求管理的结果，包括针对“补短板”需要大幅度增加基础和公共设施投资、针对“去库存”需要实施相对有利的货币政策等。整体来看，新动能还不够强大，新旧动能接续的任务还没有真正完成。

二是化解矛盾和促进结构优化升级的任务依然艰巨。进入新常态，除了要培育新动能，还要化解之前高速增长时期积累起来的结构矛盾，促进结构优化升级，以便使得经济能够轻装上阵。为此，去年党中央确定了“三去一降一补”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任务，并为此发布了一系列指导意见和实施细则，应当说已经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效，但由于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化解结构矛盾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任务依然十分艰巨。一方面，部分传统产业领域、部分地区、部分企业产能过剩、库存过大、杠杆过高的问题依然比较突出，所取得的成果尚需要进一步巩固，另一方面，“三去一降一补”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甚至新矛盾，需要防范和化解。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是一个“瘦身”与“强身”并重的过程，当新的增长动能尚不足以发挥主体作用时，老产能就不可能顺利淘汰。另外，去产能也需要把政府力量与市场力量很好的结合起来，否则也很难有效，很难持久。

三是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一些重要改革尚有待突破。这也是最为重要的一条。现阶段观察经济增长是否获得了持续和比较稳固的基础，最重要的是要看关键的改革是否取得突破，是否基本建立起能够引领新常态、支持新动能的体制机制。因为，无论从发展需求还是供给条件看，现阶段我国经济仍然具有中高速增长潜力，这一点无论是在决策层还是学术界，都可以说是一个基本共识。但问题在于，历史经验和现实情况都充分说明，中高速增长的潜力并不会自动实现，并不是说高速增长阶段结束之后就会自动出现中高速增长。实际上，中高速增长潜力有可能变为现实，也有可能无法成为现实。关键就看我们能否根据发展条件、发展环境的变化，及时推进各项改革，构建起与新阶段、新环境相适应的体制机制，否则，中高速增长潜力的释放就会受阻，中高速增长就很难变为现实。

可以举几个例子来说明。在投资需求方面，现阶段我国城乡基础设施投资需求依然很大，农村道路硬化、垃圾污水处理、危房改造、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城市地下管网改造等，而且支持这些领域建设钢材、水泥等工业产能都是过剩的。但充分释放这些方面的投资需求潜力，涉及基础设施投融资制度、农村建设用地制度特别是宅基地制度以及乡村治理体制等方面的改革。如果这些改革能够有效推进，不仅能够释放出巨大的需求潜力，也能够为这些投资需求筹集到比较充足和可持续的资金支持。但如果这些方面的改革不能深化，其潜力就很难实现。

在消费需求方面，我国居民每年有1万多亿人民币要花在国外购物上，而且这个数字还在逐年增长。主要问题出在我们的产品质量、安全标准等满足不了消费者的需求。而近年来不少实际案例说明，尽管导致我国产品质量档次提升缓慢的原因复杂多样，但其中最重要的一点，与我国政府监管有效性及市场秩序不良有关。在这种情况下，市场竞争往往起不到优胜劣汰，而是“劣币驱逐良币”。如果我们在监管标准、监管执法有效性等方面的改革能够取得比较大的进展，产品质量安全标准有显著提升，也可以使这部分购买力回流。

在要素供给方面，我国经济进入新阶段，传统比较优势减弱，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传统比较优势的完全消失。比如劳动力成本问题，虽然我国劳动力成本高于非洲、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但还是远远低于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而且近年来我国劳动力又呈现出高素质劳动力资源丰富和成本相对较低的优势。但由于我国其他方面成本比较高，使得我国劳动力资源的优势很难发挥。最近在广东调研时有一家企业说，他们在美国投资的生产陶瓷的分厂，其产品综合成本比国内还低。我国同样劳动力，成本只有美国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不是低在劳动力成本，主要低在能源、资金、物流等方面，这些方面美国基本上都比中国低，而要降低这些方面的成本，最根本的是要靠改革。

在鼓励创新发展方面，许多创新成果的应用是需要改革来提供制度支持的，特别是需要改革来创造市场需求的环境。比如通用航空，干细胞治疗等新型医疗技术的应用等，没有改革，创新很难得到市场的支持。在调研中都反映制度供给不足的问题还有很多。

当前，我国处在增长阶段变化和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关键时期，一方面，稳增长的难度和困难更大，另一方面，推改革、调结构的任务更加艰巨。在这种情况下，中央作出的在保持总需求适度扩张的前提下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针是十分正确的，因为简单的大水漫灌的寻求刺激政策没有出路。因此，下一步宏观政策的基本方向，就是要保持政策定力，继续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攻方向，把解决结构问题与解决需求问题相结合，把解决中长期问题与解决短期问题相结合，在继续做好需求管理的同时，着力推进各项改革，促进结构优化和效率提升，进一步释放内需潜力，增强发展动力，从而既防止增速短期的过度下滑，也为中长期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下一步深化改革要着力处理好四方面关系

十八大以来，新一届领导集体改革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是前所未有的。特别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改革进行了比较全面的部署，社会各界也给予了很高的期待。三中全会以来，各项改革全面推进，在不少领域都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效。尤其在简政放权、改进服务方面，进展比较明显。但整体来看，改革的实际成效与党中央的要求、与人民群众的期待还有一定差距，其中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就是改革的部署比较多，举措比较多，而落地情况、实际效果还不尽如人意。这里边既有改革进入深水区，难度加大的问题，也有在推进改革的具体途径、方式方法方面存在的问题。下一步深化改革，要着力处理好四个方面的关系。

一是在改革的内容上，要处理好供给侧改革与需求侧改革的关系。既要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攻方向，也要大力推进能够充分释放需求潜力的改革，比如前面所说的农村宅基地改革、产品质量监管制度改革等，这两方面改革都是释放中高速增长潜力所必须的。

二是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结构优化调整的过程，是一个市场优胜劣汰的过程。什么产能是过剩产能、什么企业是僵尸企业，都不是能够通过行政办法简单认定的，而是一个政府作用与市场机制共同作用的过程。政府工作的重点，主要应当放在严格执行环保、质量、安全标准，管好就业，管好系统性风险，其他的事情则应当更多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三是在改革推进方式上，要处理好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的关系。现阶段强调顶层设计是必要的，同时也要鼓励基层大胆创、大胆试，否则可能使一些改革陷于争论而裹足不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央通过的改革方案要落地生根，必须鼓励和允许不同地方进行差别化探索。在总体原则方向确定的前提下，要进一步鼓励地方、基层结合各自实际大胆试验、大胆创新。同时，要容忍改革者犯错误，容忍改革失败，为地方基层大胆试验创造良好环境。

最后，在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方面，要处理好激励和约束的关系。不论是稳增长还是调结构，都需要充分发挥广大干部的积极性。30多年来，我国的高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逐步形成的对各级干部很强的激励机制。现在看来，这个机制在促进经济高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少问题，对之必须进行改革，以适应新任务、新要求。但在改革中，需要处理好“破与立”“堵后门”与“开前门”、约束和激励的关系，以鼓励真正干事创业的干部。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三个区分开来”的要求，要保护那些作风正派又敢作敢为、锐意进取的干部。只有这样，才能把大家的积极性真正调动起来，把改革推向深入。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本文是作者11月6日在“国研智库论坛·2016年会暨中国智库创新科学园企业入园签约仪式”上的演讲。

来源：中国发展观察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