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伟：壮大做优提升实体经济，培育增长新动力

今年是中央提出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大战略的第一年。一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在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了初步成效。截至9月末，钢铁、煤炭行业业已退出的产能达到全年目标的80%以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成品存货同比下降0.8%，商品房待售面积较2015年末减少了2241万平方米，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同比下降0.6个百分点。今年前三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成本比上年同期减少0.24元；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水利管理、农林牧渔业投资同比增长分别高于全部投资35.2、12.3和11.9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比上年同期提高1.6个百分点；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速比规模以上工业快4.6个百分点。

成绩固然可喜，但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标还远未完成。从相对短期和表观层次看，“三去一降一补”还有许多工作要做。煤炭、钢铁行业的一些落后产能还未被真正淘汰，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库存规模依然很大，企业部门杠杆率还需要进一步下降，企业成本尚有进一步降低的空间，城市基础设施和欠发达地区的基础设施还需要大力建设。从更长时期和深层次来看，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尚未形成。当前，中国经济最突出的结构性矛盾之一，就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脱节：金融领域和房地产领域出现了资产泡沫现象，非实体经济聚集了过多的发展资源，严重削弱了增长新动力赖以形成的基础。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目的，就在于通过改革完善体制机制，促进形成新的增长动力，实现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培育新的增长动力，关键是要把壮大、做优、提升实体经济作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目标。实体经济是发展的动力源泉和坚实基础。一方面，一些新的经济增长点往往诞生于实体经济领域；另一方面，如果没有实体经济的充分发展，虚拟经济也将难以健康发展，甚至会出现因为虚拟经济的过度膨胀而危害整个发展的情形。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发达国家纷纷推行“再工业化”和“再制造业化”战略，就是对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而过度发展进行深刻反思后，做出的理性选择。

发展实体经济，一要继续扩大制造业总规模，壮大实体经济。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60多年的发展，我国已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已处于工业化中期向工业化后期过渡阶段。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14年我国第二产业增加值达到4.4万亿美元，比美国第二产业增加值高27%；但我国人均第二产业增加值不到美国的1/3。如果我国人均第二产业增加值要达到美国1/2的水平，我们的第二产业增加值规模将要扩大70%左右。因此，中国实体经济相对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而言，发展还远谈不上充分，发展壮大的潜力巨大。

发展实体经济，二要加快提升制造业产品质量，做优实体经济。提高制造业产品质量，是拓展国内外市场、适应结构转型和消费需求结构升级的需要。客观地讲，近些年来，我国制造业的产品质量有所提升，但仍有一些产品的质量令人担忧，特别是一些食品和药品，其质量之低劣甚至达到了危害人们身心健康和生命安全的程度。这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制造业的国际形象和国内需求空间的释放。近些年来，我国公民的境外消费不仅在规模上迅速扩大，而且在结构上正由珠宝等高端消费品向婴幼儿奶粉、非处方药、厨卫用具等日常生活用品扩展。因此，只有提升制造业产品质量，做优实体经济，才能激发和释放国内外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

发展实体经济，三要适应新技术革命蓄势待发的大趋势，提升实体经济。目前，以互联网、物联网、机器人技术、人工智能、3D打印、新型材料等为主要内容的新一轮技术革命正在孕育和发展，建立在这些新技术基础上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兴起。实体经济只有适应这种变化，不断提升创造新产品、发展新业态、开辟新市场、研发新技术的能力，才能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壮大、做优、提升实体经济需要全方位创新，特别是要把科技创新置于核心位置。创新是巨大的系统工程，既需要发挥市场的作用，也需要发挥政府的作用；既需要发挥企业的作用，也需要发挥科研机构和广大公众的作用。推动创新，关键是要构建良好的创新生态环境。

第一，要建立规范公平的竞争环境，增强企业创新的外在压力和内在动力。创新需要发挥各方面的主观能动性，也需要高密度的资金和人力资本投入。只有在公平公正规范的市场竞争环境下，各创新主体才有创新的强烈意愿，才有持续推动创新的动力和能力。一要建立有力的市场监管制度。在传统产业、传统产品、传统业态领域，要严格执行国家业已颁布的技术标准、质量标准、环保标准和劳动者保护制度，并不断提高标准水平，促使企业不是通过无底线的降低成本，而是通过无止境的科技创新，来提高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力。同时也要提高监管体系本身的适应性，加强研判新产业、新产品、新业态可能提出的监管要求，对可能出现的问题做好监管预案，使新产业、新产品、新业态能够健康发展。二要建立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当今时代，信息传播成本几乎为零，创新技术极易被他人“复制”，创新产品极易被他人“山寨”。如果缺乏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创新的积极性将严重受挫。只有对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加大查处力度、提高惩罚标准，才能激发创新热情、保护创新成果、增强创新动力。三要打破不合理的垄断格局。打破垄断、增强市场的竞争性，可以促使企业把发展的着力点放在创新上，而不是放在谋求垄断利润上。要有效利用《反垄断法》，打击一些高科技巨头公司利用垄断地位，通过不公平的产品高定价，侵蚀下游企业利润，削弱下游企业创新能力的行为。

第二，要改革创新体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作为技术赶超型国家，长期以来，我国通过引进、吸收、模仿和利用先进国家的技术，减少了自主创新阶段的高额成本和市场风险，加快了技术进步的步伐。这在发展的较低阶段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随着发展阶段的提升，我们很难再沿用这种方式。我们必须改革创新体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赢得产业核心竞争优势，推动产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突破制约经济发展新动力形成的瓶颈，为经济持续发展提供持久动力。

改革创新体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必须优化国家创新体系，进行教育体制、科研体制等领域的改革。特别是要创造适宜条件，让科技创新的举国体制优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充分发挥出来。在计划经济时期，举国体制在推动我国科技进步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还必须继续发挥举国体制的优势。科技进步的规律显示，重大科学技术突破日益显示出资本密集、人力资源密集的特性，只有统筹使用好国内外创新资源，才能在重大技术领域取得突破。为统筹使用资金、人才等各类创新资源，必须建立起政府、企业、研发机构共同参与的创新协作平台，加强创新资源共享，进行共性技术研发和重大科技攻关，协同推进原始创新。

第三，完善财税和政绩考核制度，使得各级政府把促进创新作为推动发展的根本动力。现行的财政体制和政绩考核制度助推了我国过去几十年的高速增长，但也使得地方政府过于注重短期发展绩效，而轻视打基础利长远的工作；过于注重经济增长速度，而轻视经济结构优化；过于注重项目投资拉动，而轻视科技创新驱动，制约了增长新动力的快速成长。未来，要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和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部署，加快完善财政体制和政绩考核制度，使各级地方政府把推动创新放到重要议程上，因地制宜地建设具有活力的区域创新体系，汇集创新资源，凝聚创新智慧，让创新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各级政府可考虑增加创新领域的预算投入，设立政府新兴产业引导基金，以财政资金为杠杆，撬动更多社会资本参与科技创新；也可考虑运用政府采购等工具，为创新产品的成长创造市场空间。

第四，建立鼓励创造性劳动的制度，使进行创造性工作的劳动者能够获得与其付出相匹配的收入。创新体系中最核心的要素是那些从事创造性工作的劳动者。无论是进行科技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还是联接市场需求和实验室设计的工程师；无论是改进管理效率的经理人员，还是在生产一线的技术工人，都是创新体系运转不可或缺的人力资本要素，都是创造性劳动的付出者。他们本应得到较高的收入，但在现有的社会财富分配中，所获得的收入与其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贡献很不匹配：在科研经费的使用中，更多的资金用于硬件投入，未能按市场经济规律体现对科研人员的人力资本投入；在科研成果的分配中，创新获得的高收益更多归资本投入方所有，而提供创造性劳动的人员所获甚少。面对不断上涨的物价、房价，以及不断加大的养老、育儿等压力，进行创造性工作的劳动者，尤其是中青年劳动者难以安心地从事创新工作。有鉴于此，必须大幅度提高创造性劳动者的收入水平。要完善科研人员的薪酬制度，改革科研经费的使用和管理方式，在合理合法的范围内，给科研人员支配科研经费以更大的自由度，使相关法规既具有严肃性、权威性，亦具有中国所处发展阶段及市场规律的时代性。要健全科技成果的产权、处置权和收益分配权制度，完善体制内科研人员科研成果入股企业的机制，使科技成果转化的收益分配向研究团队倾斜。

供给侧和需求侧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两者共同发力，推动经济持续发展。培育增长新动力，既需要从供给侧发力，也要在需求侧为实体经济成长创造市场机会。企业的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是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积累起来的。如果企业产品销售不畅，长期处于产能过剩的状态，企业的效率改进、技术创新、人力资本积累、生产设备升级、管理优化等都会受到严重影响。一些新的技术、新的产品、新的产业，如果没有相应的市场需求，可能会被扼杀在摇篮中。因此，创造和维持稳定的市场需求，不仅有利于宏观经济尽快走出短期低迷状态，而且有利于推动实体经济特别是一些重大战略性产业的成长、发展和转型。

当前为实体经济发展开辟市场需求，至少可从以下三方面发力。一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占比，增大国内消费升级对产业升级的拉动作用。进入“十二五”时期以来，我国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占比一改多年来下降的态势，逐年上升，到2014年达到了46.5%的水平，但与国际一般水平相比依然比较低。与之相伴随的，是社会各阶层的收入和财富差距仍处于扩大的趋势。在日益高企的生活成本面前，中低收入者无力消费，也不敢消费，更谈不上进行消费升级。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加快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完善收入分配格局，为居民消费增长和产业升级奠定坚实的收入基础。二要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化和城镇化步伐，增强中西部地区对国内产品的吸纳能力。从区域发展格局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西部地区长期扮演着劳动力和资源能源等生产要素输出地的角色，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明显滞后于东部沿海地区。2015年，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城镇化率已普遍超过60%，有的省份接近70%，而大多数中西部省份的城镇化率还不足50%。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化、城镇化步伐，不仅会为资本产品、也会为消费产品创造巨大的市场需求。三要积极探索全球化背景下，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育和成长创造市场机会的途径和方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育和成长是实体经济实现新的发展的有力支撑，而这些产业的发育和成长特别需要创造市场机会。面对发达国家在这些领域的强大优势，我们必须借鉴国际经验，为这类产业培育市场需求、拓宽发展空间。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本文是作者11月6日在“国研智库论坛·2016年会暨中国智库创新科学园企业入园签约仪式”上的主旨演讲。

来源：中国发展观察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