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道理还要“说得出”“传得开”（当今聚焦）

社会大发展大变革的时代，必定是理论大繁荣大发展的时代。当今中国正经历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广泛、最为深刻的社会大发展大变革。这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创新，为中国理论的发展和传播提供了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

进入21世纪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伴随着中国GDP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社会对中国理论的关注度不断上升，而且很多国际人士认为，中国GDP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的时间不会太久。在这个大背景下，认真梳理和准确把握国际社会对中国理论的评价，有助于我们科学制定中国理论国际传播政策与举措，增强我国国际话语权，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有助于我们从这些评价和建议中汲取真知灼见，进一步丰富中国理论、完善中国制度、拓展中国道路。

国际社会对中国理论的评价总体上趋于正面

国际社会对中国理论的评价，广泛涉及中国理论的各个层面，如中国理论在改革开放前后30年之间的逻辑联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及其性质与价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理论的特点与优势、中国软实力的国际地位等。从总体上说，这些评价是善意和正面的。

热烈讨论习近平同志关于“两个30年不能相互否定”的重要论断。俄罗斯学者弗拉基米尔·波波夫认为，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成功的先决条件，绝大部分是在1949年至1976年间创造的。如果没有毛泽东政权打下的基础，1979年以来的市场改革不会取得这样令人瞩目的成就。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在《毛泽东和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一书中指出，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已经从一个农业国转变成一个初具规模的工业国，而这正是改革开放的必要起点。

重视并称赞中国治国理政理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外文版出版后，国际社会非常重视，大都认为从习近平主席的治国理政思想中可以透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成就与未来走向，并认为该书是解码当代中国理论的重要方式。比如，美国著名学者库恩认为，该书是中国理论的集中反映，具有重要意义。

探析中国理论的构成和特色。日本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伊藤诚认为，中国理论的构成主要包括土地国有、生产手段的公有制为主体与经营管理的多样化、协商型的劳资关系等，强调中国理论未来发展的经济基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将市场经济作为补充。法国学者托尼·安德烈阿尼提出，中国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市场经济，理由有四条：一是中国当前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它至少要延续半个世纪；二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特点是公有制在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发挥着主导作用，如中国的土地仍然实行国家所有制；三是中国仍然保留了国家计划和政府的宏观调控，只不过通过间接手段进行，但其作用十分强大；四是中国必须考虑本国的特殊国情，其社会主义的发展需具有中国的特点。

赞同中国民主政治的进步及其理论。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认为，历史是开放的，民主政治更是一个开放体系。民主政治具有多种形式；同样，发展民主政治的途径也应是多样化的。中国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积极发展民主政治，中国民主理论强调走自己的路，也就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这种民主的价值取向不能照抄照搬西方民主理论预设。他还认为，中国不拒绝西式民主的有益成分，但也不简单输入西式民主，这是中国有序民主的希望；事实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焕发出来的巨大活力，正是中国民主不断进步的生动写照。

认可中国软实力及其理论的提升。国际学界一般认为，影响他国或他人意志、行为的方式大致有三种：一是强制方式，以“大棒”胁迫；二是诱惑收买，以“胡萝卜”为诱饵；三是吸引或说服，也就是软实力感召。一个国家、政党、公司或个人，都应有自己的软实力。为了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软实力理论的提出者——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虽然对中国软实力建设路径有过批评，但他不得不承认，中国共产党在国内外都已经有了强大的软实力。他认为，中国共产党的软实力是这个政党本身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是吸引党员和群众自愿跟随的能力；把软实力与硬实力结合好就是巧实力，中国共产党运用巧实力的能力也在不断增强。

肯定中国理论的世界意义。长期研究中国问题的美国著名左翼学者阿里夫·德里克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一种内在超越资本主义的视界，并具有寻求避免回到资本主义的特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价值，不仅在于它目前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性，而且在于它正努力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提供一种替代经验。

进一步加强中国理论研究和国际传播

国际社会对中国理论给予积极评价，缘于中国的发展成就，也缘于中国理论的国际传播。然而也应看到，一些国外学者对中国理论的评价和肯定，主要是基于其自身的兴趣和研究，对中国媒体报道和中国学者研究成果的引用较少。这表明，与中国理论的国际影响相比，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的相关研究和国际传播还需要大力加强。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进一步加强中国理论的研究和国际传播，可以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发力。

突出中国理论研究成果的实效性和话语体系的亲和力。客观地说，当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关于中国理论研究阐释的专著与论文并不少，但其中从理论到理论、脱离中国和世界发展实际的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在这个问题上，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科斯的建议值得重视。他对中国发展提出了10条建议，其中大多是新自由主义的“药方”，不足为训。但有一条建议可谓切中时弊，即中国经济学者要从“黑板经济学”回到真实世界，哪怕只有一小部分人去关心真实世界，去研究分工和生产的制度结构，就一定会改变经济学。这启示我们：要增强中国理论的国际影响力与话语权，相关研究就要密切联系中国发展和世界发展的实际需求、实际状况，讲清楚中国理论对这“两大实际”的价值与意义。同时，还应着重思考中国理论的话语体系如何才能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认同。中国理论的话语体系既要有别于西方话语体系、体现自身特色，又要把握好“中国话语”与“国际话语”的共性、把握好国外受众的接受习惯和兴奋点，从而增强自身的亲和力。

创新中国理论国际传播的方式方法。在这个问题上，有4个环节需要进一步加强：一是大胆任用国外翻译人才，鼓励国内学术翻译人员与国外译者合作，不断提高学术翻译质量。二是完善学术评价机制，推动高质量的学术成果走向世界。三是加强国际学术出版信息收集与分析，探索国际学术出版规律，积极抢占国际主流传媒渠道，大力打造高端学术交流平台，不断拓展国际传播渠道。四是将实施中国理论国际传播战略与实施经济、政治和外交战略相结合，深刻把握我国改革开放和外交的新格局，将学术外交与经济开放和外交战略紧密结合起来，强化学术为经济、政治、外交服务的功能。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 人民日报 》（ 2016年11月20日 05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