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合作与分歧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于9月4日至5日在杭州举行。引人注目的是，本次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2013年以来的第八次会晤，这是奥巴马八年任期内对中国的最后一次访问，人们关注这会对中美关系发展和两国在全球层面的协调与合作带来什么样的总结和具有哪些指向意义。

三个层面协调值得关注

在当前全球治理体系面临变革之际，中美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两国在三个层面上的协调值得关注。

首先，中美能否释放更加明确的信号促进全球经济稳定增长？

G20机制的创建本身就与中美共同意愿和主动协调息息相关，两国的紧密合作为机制的健全发挥了关键作用。当前世界经济复苏势头并不稳固，新兴国家也相继遭遇困难。各国对拉动增长的手段有不同认识，有的主张有空间的国家运用财政政策以提振全球需求，也有的强调财政纪律和供给侧改革，西方国家的货币政策也不一致。新形势呼唤新共识，人们期待世界主要经济体在杭州峰会上商定采取什么样的财政、货币政策和结构性改革，以实现“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中美作为世界第二和第一大经济体，两国的政策协调对全球经济增长至关重要。中美能否为促进全球经济再平衡的多边共识确定基调，引人注目。

其次，中美能否共同释放引领全球治理改革的信号？

近年中美关系的一个亮点是，双方协调合作的触角加快向全球层面延展。但中国作用的上升在美国受到一些猜忌。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代表着21世纪国际经济合作的新方向，中方创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新机制，为完善全球治理提供新型公共产品。美方对此不大适应，视之为二战后美元主导的金融体系遭遇的最大挑战，采取了怀疑和抵触的态度，甚至游说盟友抵制。但随着中方努力展现积极效应，美国智库较快调整看法，批评政府短视，未来中美合作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中美需要超越利益和观念上的分歧，培育合作习惯，双方越来越认识到，虽然中美合作解决不了所有全球问题，但没有中美合作，任何全球性问题都难以获得好的解决。

第三，中美能否共同释放管控战略分歧和安全矛盾的信号？

奥巴马执政八年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守住了协调合作的主流。两国在经济和人文领域的交往更加全面，两军之间规范性对话得到完善，确立了《中美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等规范。尤其在应对全球性问题上与中国的合作将成为奥巴马政府的重要外交遗产。奥巴马政府也给中美关系留下一些负面资产，“亚太再平衡”战略突出军事部署和强化同盟体系，给中美之间带来新的战略互疑。高调介入南海问题，决定在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纵容日本推行旨在摆脱战后束缚的“军事正常化”措施。这些重大信号不能不影响到中国人对美国战略意图的判断，加深了许多人对美欲对华遏制围堵的怀疑，推动中方考虑必要的战略应对。 中美元首杭州会晤将再次把正方向，实现管控矛盾和促进合作的作用，为中美关系的再起航奠定好的基础。

中美需要管控南海分歧

美国介入南海事务最常用的说辞是维护航行自由。但实际上美方关心的主要是非民用舰只的“航行自由”，中美对这方面的规则存在认识上的差异，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相关条款有不同解读，特别是对在别国专属经济区内可以从事什么样的军事活动分歧较大。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珍视国家主权和安全，认为《公约》要求外国军舰和飞机的航行自由和飞越自由不能危及沿海国的安全，他国舰机在己方专属经济区内的军事活动应受到一定的限制等。而美国作为海洋强国，历来主张弱化沿海国的主权，强调自己的军队可以在他国专属经济区进行与公海相同的各种军事活动，包括进行各种军事检测活动和军事演习。

美国自重返亚洲、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以来，似乎就预设了中国崛起后会扩张的前景，不断强化防范部署，南海早已成为美国实施亚太战略的抓手。在预设的地缘战略竞争的背景下，中方的任何举动都容易被解读成削弱美国战略优势的行动；而美方的针对性言论和动作也必然引发中方反弹。在这种“安全困境”下，中美在南海对抗升级甚至引发冲突的风险增加，国际社会对中美陷入地缘竞争的担忧加大。这个趋势也是中方需要警惕和制约的。

中国作为南海最大的沿岸国和对南沙岛礁拥有主权的国家，应有自己合理的海洋权益，美方应予尊重，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平解决分歧的努力不应受到干扰。同时，中美应在保持安宁和维护国际通道畅通方面寻求对话和理解。至于中美在海洋规则上的分歧，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对话与沟通，目前双方都已表达了支持通过对话和平解决争议的态度，在海上的行动亦是克制和有底线的，可见在保持和平稳定的大局上中美愿望是接近的，关键是在对具体利益分歧的处置上，需要有效沟通和防止误判。

超越“修昔底德陷阱”思维

美国一个挥之不去的担忧是中国要与之争夺秩序主导权。问题是中美对世界/国际秩序的认识不同，因此需要厘清具体分歧是什么、如何解扣。美国试图维护的是“美国领导下的世界秩序”，由美式价值观、军事同盟体系和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机制共同支撑。但中国至少在两个方面不被包容：一是西方对中国政治制度是排斥和压制的；二是美国领导的集体防务安排并不涵盖中国安全利益，且与中国的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理念南辕北辙。中国认同的是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中国是其创建者之一，也是其获益者和贡献者。中美秩序观并非完全对立，对世界总体和平与发展的需求和对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多边主义的需求是双方的交叠面。长远看，如果中美要防止落入大国为争夺秩序主导权而直接对撞的历史覆辙，就需要在共识基础上最终搭建一个能见容于各方和全面包容各方利益的共同秩序屋顶。

经济全球化极大地促进了人类财富的增加，发达和发展中国家都从中获益。但全球化也日益暴露出弊端，例如导致分配不公、贫富分化、制度不健全、金融监管缺失等，广受诟病，助长了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倾向。

可以认为这一轮全球化是现代意义上的“1.0版”，处于初级阶段和缺乏管理。一段时间以来，逆全球化和逆区域化的趋势有较多表现，例如东亚一体化进程受到国家间矛盾的困扰，势头减缓；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缺乏包容性引发质疑；英国脱欧也给欧洲一体化提出挑战。从趋势上看，世界不可能从全球化倒退，但是其弊端也必须摒弃，向全球化“2.0版”的升级需要各国共同努力，尤其需要中美共同努力、砥砺引领，追求共赢而不是单赢，这样方能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向努力。

对于中国而言，让世界充分理解自己的意图更加紧迫。与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历程相比，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就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可以说是一种“压缩型”的成长，但思维的进步和话语的更新难以简化或者压缩。我们需要加快更新理念和思维，构建更广阔的国际视野、更有效的行为方式和话语系统，使外界更好地理解和认识新时期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政策和以和平合作、共享共赢为目标的外交主张。

(作者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

(摘自2016年8月31日《参考消息》)

来源：《红旗文摘》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