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一部永远读不完的书

《穿越历史时空看长征》（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年8月第1版，王新生著）是著名长征史学者王新生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的献礼之作，这也是出版界新近出版的一部权威反映红军长征史的优秀读物。

王新生从事中共党史工作和研究30多年，红军长征史的研究是他的主项之一。1996年，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时，他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红军长征史》写作，执笔撰写了第九章、第十章。该书获得了国家图书奖和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2006年，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时，他作为执行主编，负责编辑了《红色铁流》《今日长征路》《长征图鉴》等图书。这些年来，王新生还撰写了《关于红一方面军长征里程的几个问题》《共产国际与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决策》《朱德与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任弼时对红军长征的重大贡献》等数十篇论文，是长征史研究的资深学者。

全书分“中央苏区，反‘围剿’，战略转移”、“粤北湘南，湘江之战，转兵贵州”“转兵贵州，实现历史性转折”“会师、北上、分离”“落脚点，奠基礼，陕甘红日”“甘孜城，会宁城，将台堡”六章。该著集政治性、可读性、普及性、生动性、系统性、完整性、全景式之特点展现了中华民族历史、人类历史上罕见、无与伦比的军事行动。该著观点正确、主题鲜明；结构合理、逻辑严密；夹叙夹议、史论结合；悬念迭生、阅读轻松。在内容上既具有思想性，又具有学术性，在述史形式上既有手法突破，又适合不同读者群阅读。

一、长征，一段不能忘却的历史

长征，是指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第二十五军陆续从长江南北各革命根据地向陕甘地区进行的战略大转移。

中国红军长征的胜利，揭开看中华民族历史新的一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座巍巍丰碑！80年过去了，世界发生巨变，中国的发展成就前所未有，人们思想观念、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一些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出生的青少年，正确理解和认识长征有很大难度。而要把红军光荣革命传统和长征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就必须为这个广大群体提供适合其阅读和学习的长征信史，以帮助他们正确理解和认识红军长征，从而树立为国家民族发展、繁荣、强大贡献自己力量的远大志向。

通读全著可以看出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们所完成的这一举世无双、惊心动魄的远征，在中国人民中所产生的精神力量是无穷无尽的。长征所表现出的不畏千难万险的革命英雄主义，已经突破了时代和国度的界限，在人类活动史上树立了一座无与伦比的丰碑。长征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骄傲，是中国工农红军的骄傲，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是在革命遭到严重挫折时开始的。初期由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军事指挥，使党和红军面临着绝境；后期又现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并面临着恶劣自然环境；在整个全程无时无刻不面临着国民党大军的围追堵截。可以说，各路长征红军，每走一步，都是险象环生。在长征关节点上，若一步走不好，则有满盘皆输、全军覆灭的危险。然而，所有的危险、所有的艰难险阻，都被红军战胜了、克服了。四路红军队伍，尽管出发地点不同，尽管付出了巨大代价，付出了巨大牺牲，但都胜利完成了战略转移的任务，全部落脚于同一块苏区，即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后期仅存的陕甘宁苏区。

为了弄清中央红军主力为什么进行长征？为什么从1934年10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第一、三、五、八、九军团8．6万余人撤离中央苏区开始。作者为了让读者了解这个问题，不惜笔墨介绍了中央苏区的由来、李德任中央苏区军事顾问的由来、红军一步步退却，最后丢失苏区的历史背景。

中央苏区人民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的牺牲和贡献，他们向红军输送了大批优秀儿女，根据地人民给了红军最大限度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鼓励和支持，也为新中国的诞生付出了难以想象的代价。

曾经蓬勃发展的中央苏区，葬送在“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之手，可以想象到红军将士离开中央苏区时的心情。

1934年10月10日17时，中共中央、中共革军委率领第一、第二野战纵队，分别由瑞金田心圩、梅坑地区出发，向集结地域开进。由此，中央红军主力开始战略转移。所有参加战略转移的人员共约8．6万余人。这么多兵力集结在一起，在红军史上是空前的，“十送红军”场面是悲壮的。

二、战略转移，路在何方

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关系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央红军的命运，关系到全体红军的命运，关系到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

可以说湘江之战，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惨烈、最惊心动魄的一战。中央红军突破了蒋介石精心布置的第四道封锁线，粉碎了其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但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只剩下3万多人，付出沉重代价，红军血染湘江。

湘江之战，是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最低谷。

一名如探险家一般来到陕北保安成功采访中共领袖和一些著名的红军将领的美国人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写到：冒险、探索、发现、勇气和胆怯、胜利和狂喜、艰难困苦、英勇牺牲、忠心耿耿，这些千千万万青年人的经久不衰的热情，始终如一的希望，令人惊诧的革命乐观情绪，像一把烈焰，贯彻着一切，他们不论在人力面前，或者在大自然面前，在上帝面前，死亡面前都绝不承认失败——所有这一切以及还有更多的东西，都体现在现代史上无与伦比的一次远征的历史中。

中央红军过湘江后，只是暂时摆脱了险境。实际上，更危险的情况还在后面。“左”倾教条主义者思维，总是乐观估计形势，低估敌人能力，在思考问题时采取形而上学的方法，对事物是以不变的方式来看待。李德不会想到，没有碉堡，蒋介石可以修碉堡。四道碉堡线在等待着红军，硬朝既定方向进军，红军的损失将要比湘江之战要严重得多，甚至是全军覆灭！

同蒋介石打了十年交道的毛泽东忧心如焚。他知道蒋介石在湘江之战没有达到消灭红军的图谋之后，肯定不会善 罢甘休。由于中央红军要与红二、红六军团在湘西北会合的目的已经很明确，毛泽东判断，蒋介石一定会在红军前进方向上设置更多封锁线，而且情报已经说明，蒋介石已经调动了五倍于红军的强大兵力，形成了一个大口袋，如果再坚持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无疑就是将红军往虎口里送。中央红军若转兵贵州，一方面可以打乱国民党军围歼红军于进军湘西途中的计划，另一方面可以各个击破战斗力弱的黔军，与红四方面军和红二、红六军团形成三足鼎立之势，有利于 以后的战略发展。鉴于此，毛泽东提出放弃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进军的主张。毛泽东的主张得到了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朱德的赞同。转兵贵州，红军实现了历史性的转折，红军斗争呈现新转机。

三、长征中鲜为人知的几次会议

历史性会议，决定了红军的历史走向，也决定了中国的道路。

通道会议，长征途中的一次临时紧急会议。毛泽东提出转兵贵州。李德最高军事指挥权已受到挑战，党和红军的命运悄然出现转机。通道会议是毛泽东自宁都会议被排挤出红军领导岗位后，第一次在讨论军事问题的会议上有发言权，也是他的主张第一次得到大多数同志的赞同。

改变战略方向的黎平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讨论中央红军以后战略方向问题。会上争论激烈，主持会议的周恩来根据与会多数同志的意见，决定采纳毛泽东的主张。黎平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黎平会议，是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第一次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表明中央红军长征后的领导体制以开始发生变化。从黎平会议开始，党内的政治生活，由不正常开始正常，由博古、李德的专断开始走向中央政治局集体领导。在历史的紧要关头，黎平会议改变中央红军战略进军方向，迈出了走向长征胜利的关键一步，也为遵义会议的召开迈出了坚实一步。黎平会议放弃湘西北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决定在川黔边地区建立新根据地，打乱了蒋介石的部署，将十几万国民党军甩在了湘西，从而避免了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数万名红军干部、战士覆灭的命运。

跨年度的猴场会议。1934年12月31日夜至1935年1月1日凌晨，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猴场召开会议。这是中央红军长征中跨年度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猴场会议上重申红军应在川黔边地区先以遵义地区为中心建立新的根据地的主张。多数与会者赞同这个意见，再次否定李德、博古的错误主张，决定红军立刻抢渡乌江、攻占遵义。猴场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猴场会议最终确定了中央红军的战略方向问题。从通道会议开始，到猴场会议止，中央最高领导层关于中央红军战略方向问题的争论画上了一个句号。强渡乌江，是中央红军进入贵州后，遇到的第一个严峻的考验。这个考验以漂亮的成绩得到通过，预示着中国共产党伟大的历史性转折即将到来。

巩固和发展遵义会议成果的扎西会议。扎西会议成果表明，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之间工作相互配合顺利。历史将永远铭记这三天：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就在这三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了扩大会议。这就是闪耀着永恒光芒的遵义会议。遵义会议，作为实现中国共产党伟大历史转折的会议永载史册。而作为这一伟大事件的发生地遵义，也在历史上刻下了永恒的名字。过去人们很少知道的中国西部城市，成为家喻户晓的中国革命历史名城。遵义会议上，周恩来展现了他无私坦荡宽阔的胸怀。在生死攸关的历史关头，为了挽救党和红军，勇于解剖自己，敢于承担责任，我们不能不为他这种伟大精神而感到由衷的钦佩。他不愧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遵义会议能够开得成功，周恩来功不可没。

争论最激烈的苟坝会议。眺望着历史的背影，我们不禁为第一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智慧和高尚品格所折服。毛泽东坚持正确的主张，终不放弃；周恩来不专权，善于听从别人的意见，从谏如流；张闻天用人以长。他们可能有不同意见，甚至发生严重争论，但事后能够冷静反思，找出最佳解决方案。他们可能个性不同，却能短长互补，形成一个和谐的领导集体。

毛泽东严厉批评林彪的会理会议。会理会议，中央主要讨论林彪给中革军委写的一封信。四渡赤水以后到会理期间，在中央红军领导层中，泛起一股小小风潮。遵义会议以后，教条宗派主义者们并不服气，暗中还有不少活动。忽然流传说毛泽东同志指挥不行，要求撤换领导。林彪就是起来带头倡议的一个。林彪不听聂荣臻的劝阻和批评，写了一封信给中革军委，要求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遵义会议后，危急复杂的形势，瞬息万变的军情，毛泽东的战略方针和作战艺术在付诸行动中由于出现某些不足，一时还不被党和军队的一些领导同志所理解，出现不同看法，也是难免的。但会理会议批评了错误意见，统一了认识，维护了团结，巩固了毛泽东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会议决定继续北上，同红四方面军会合。经过会理这股小风波，中央红军又更加定地迈上了新的征途。

此后的两河口会议、沙窝会议、芦花会议、俄界会议、哈达铺会议、榜罗镇会议等，都在扭转着红军的历史走向。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几次会议上，无私无畏，敢于坚持真理，冲破教条主义的束缚，善于总结教训，纠正军事指挥错误，从而为实现伟大历史性转折，领导红军长征取得胜利作出卓越贡献。

四、顾全大局、团结一致贯穿长征始终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中，中国共产党特别强调全党、全体红军的团结。对于犯过“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同志，团结他们一起工作。他们一时想不通，让其在工作中、在事实对比中认识过去犯的错误、改正错误。张国焘搞分裂，中共中央从大局出发，一方面尽量团结他，争取他率领红四方面军北上；另一方面也十分重视团结红四方面军的其他同志，使他们认识到北上是唯一正确的出路。由于各路红军顾全大局，团结一致，互相配合，互相策应，互相帮助，才使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计划一次次化为泡影。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胸怀大局，团结一致，与国民党和各派军阀各有私利、相互争斗情行，形成鲜明对比。

红二十五军和红二、红六军团是顾全大局的典范。红二十五军自己有根据地，且有发展潜力，并非待不下去，非撤离不可。红二十五军主动离开根据地，再踏征程，是一个顾全大局，舍小我，为大我的行动。但为了革命更大发展，为了新的任务，红二十五军坚定西征北上。

在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人率领下，红二、红六军团告别他们经过艰苦斗争创建的根据地，告别患难与共的父老乡亲，开始长征。他们留下来，可以打出自己的小天地。迈开腿继续朝前走，将是艰苦卓绝的新征程，迎接他们的将是金沙江，一座又一座的雪山和令人恐怖的草地。历史关键时刻，红二、红六军团顾全大局，毅然第三次进行战略转移。这也是最后一支进行长征的主力红军。

五、不应遗忘的历史细节

毛泽东带头遵守民族纪律。长征途中，毛泽东等领导人带头遵守民族纪律，为红军部队作出表率。军委纵队经过贵州剑河县附近一个村子时，见路边有一位老妇人和一个小孩子身穿薄薄的单衣，倒在路边，气息奄奄。经过询问，得知老妇交完地租后，没有粮食吃，靠在路边讨饭为生。由于气温骤降，得知老妇并且早晨又没吃饭，所以晕倒在路旁。毛泽东听了老妇的情况后，当即从身上脱下毛线衣，并从行李中拿出一条被单，送给老妇。他还命人送给老妇白米一斗。老妇千恩万谢，目送毛泽东等走了很远很远。

桌上被震倒熄灭的小马灯。黎平会议决定采纳毛泽东的主张西进渡乌江北上。周恩来把黎平会议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译文给李德送去。李德看后大发雷霆，用英语和周恩来吵起来。向来温和尔雅的周恩来，这一次无论如何也压不住心中的火气，同李德拍了桌子。由于用力很大，搁在桌子上的小马灯都被震得跳了起来，倒在桌子上，熄灭了。警卫员范金标赶紧又把马灯点着。

红军不是石达开。夺取泸定桥，中央红军全部由泸定桥胜利通过大渡河。1935年6月3日，红一军团政治部办的《战士》报第186期刊登了《大渡河沿岸胜利的总结》一文，称十七勇士强渡大渡河“开始了渡河胜利的第一步”；廖大珠等22名英雄占领泸定桥，“取得了渡河全部胜利的保证。”

历史记下了强渡大渡河的十七勇士的名字：熊尚林、罗会明、刘长发、张克表、张桂成、萧汉尧、王华停、廖洪山、赖发秋、曾先吉、郭世苍、张成球、萧桂兰、朱祥云、谢良明、丁流民、陈万清。但历史却没有留下飞夺泸定桥的除廖大珠以外的其他21名英雄。这些英雄的名字没有见到文献的记载。

现在，我们很难理解飞夺泸定桥的廖大珠等22名红军勇士，是怎样在铁索桥上铺的木板被敌人拆除的情况下，全然不顾下面奔腾咆哮的大渡河、一失足即掉下被湍急的河水吞没的危险，冒密集的子弹，攀着铁索过桥，消灭了对面桥头的敌人，控制了泸定桥的；现在，我们很难想象身着单薄的衣服，吃不饱肚子，身体虚弱的红军指战员，是怎样翻过那个海拔4000多米、有着“鸟儿飞不过，人不攀”的“神山”之称的大雪山——夹金山的；现在，我们很难想象红军突击队用竹子扎成的简易竹筏，夜间偷渡贵州第一大江——乌江，从而为大部队突破乌江天险创造条件的。

贵州大定开明绅士彭新民。红二、红六军团积极开展的统一战线工作，成就非凡。贵州大定开明绅士彭新民，曾参加过五四运动，大革命时期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在外游学期间，他亲眼目睹国民党政府的反动腐败，逐渐产生了同情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红军到大定后，他出任“拥红会”主任，积极动员青壮年参加红军，协助红军筹粮筹款。贺龙路过大定时，亲自到他家中看望，鼓励他为劳苦大众的利益继续奋斗。红二、红六军团撤离大定后，彭新民因妻子刚生完小孩，为照 顾妻子没有及时转移，不幸被国民党军万耀煌部抓住。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彭新民坚贞不屈，从容就义，时年仅34岁。历史不该忘记“彭新民们”。

“同志们，跟着毛主席前进，北上抗日！”开国少将，时任红五军团第十三师第三十七团政治委员谢良在回忆中讲了一个感人的故事。第三次翻越夹金山时，谢良听到不远的地方传来一阵“老班长！老班长！”的呼喊声，抬头一看，前面路旁围着一堆人。他心想，不好，急忙赶过去，只见第一连的炊事班班长老刘面色苍白，躺在雪地上，已经不省人事了。一连指导员俯下身子大声喊道：“老刘！老刘！”开始，老刘没有任何反应，后来才微微睁开眼睛，蠕动下嘴唇，用微弱的声音说：“指导员，我对不起党，没有能够坚持到底……”谢良安慰他说：“老刘，不要紧的，你会好的！”老刘强睁着眼，转向谢良，说：“政委，我……不行了，过不去了。”突然，他一只手颤抖着伸进口袋，拿出一个手绢包着的东西，塞到指导员手里，然后微微一笑，断断续续地说：“同志们，跟着毛主席前进，北上抗日！”这最后这一句话，耗尽了老刘的体能，他紧闭双眼，任同志们打声呼喊，再也没有睁开眼了。一连指导员把手绢递给谢良，谢良打开一看，里面包的是两张用旧了的中央苏区的钞票和一块银元，还有一张小纸条，上面有两行模糊的铅笔字：“如果我牺牲了，这是我最后一次党费。”谢良没有想到，老刘竟把他保存得这样长久，而在这长征途中，在雪山的狂风暴雪中交出了它……直到他为中国革命事业献出自己宝贵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的肩上还挑着一副重担！

这个感人故事，诠释了红军翻越夹金山所体现的精神，值得我们细细咀嚼、品味。

请记住这些省城、大山、数据。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从1934年10月开始，至1936年10月结束，两年时间，742份日日夜夜。先后出发的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红二十五军、红四方面军、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红二方面军），像四条滚滚的红色铁流，途径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西康、青海、河南、湖北、甘肃、陕西等14个省，汇聚在中国西北部的陕甘宁苏区，总的里程达6．5万里。在此期间，红军翻越了夹金山、梦笔山、长板山（又称亚克夏山、马塘梁子）、仓德山（又称昌德山、昌德梁子）、打鼓山（又称拖罗岗、施罗山、塔鲁岗）、虹桥山、鹧鸪山、格达梁子、党岭山、折多山、罗锅梁子、剪子湾山、卡子拉山（又称喜委拉卡山）、玉龙雪山、大雪山、小雪山、茨布腊山、扎拉牙卡山、藏巴拉雪山、东隆山、米拉山等20多座雪山，穿越数百里的茫茫水草地，渡过数十条大江、大河；共进行重要战役、战斗近600次，其中，师以上规模的为120次；攻克数十个险关要隘，攻占100余座县城；牺牲营以上干部430余人，冲破了国民党军上百万军队的围追堵截。长征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树起了一座巍巍丰碑，向世界展示了中华民族战胜一切艰难困苦、战胜一切敌人，赢得光明未来的决心和英雄气概。

阅读该著，感悟苦难辉煌。我们也仿佛走进了80多年前的岁月，同红军一道，跨越万水千山，闯过无数险关要隘。在我们的耳旁，不时地响起中央红军突破敌人封锁线，尤其是第四道封锁线湘江时那猛烈的枪炮声、人喊马嘶声；不时响起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上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同博古、李德争论红军战略进军方向的声音；眼前不断浮现出遵义会议上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严肃批评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开始以来“左”倾军事指挥错误的场面，不断浮现红军广大干部、战士迈着坚定的步子，爬雪山、过草地，勇往直前的情景。红军长征的伟大业绩、革命先辈的英勇奋斗精神，时刻感染激励着我们。可以说，阅读的过程，也是我们灵魂又一次得到净化的过程。

长征是党和人民军队的创造的辉煌历史，也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我们需要当年的革命传统，需要发扬红军长征精神。长征是永远不能忘却的历史，是一部永远读不完的书，穿越历史时空，了解和认识长征的伟大意义。

长征是历史上无与伦比的英雄壮举，是中华民族的一部英雄史诗，在中国共产党、人民军队、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长征铸造了伟大的长征精神，是保证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是宝贵的财富，要一代一代传下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新的伟大长征。我们一定要继承和发扬红军长征的光荣传统，继续把前辈开创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

（作者单位：中央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