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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长征的三门学问——读《红军:1934-1936》

丁国强

2016年09月30日10:18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原标题:红军长征的三门学问

师永刚、刘琼雄编著的《红军:1934-1936》一书,对红军长征的艰苦历程进行了追溯。20世纪30年代的那场艰难跋涉改变了民族的命运,红军在长征中发现着生存的空间,寻找着革命的路线,修正着前进的方向,最终在枪林弹雨、风霜雨雪中创造了震撼世界的历史奇迹。

苦难美学

长征的苦难美学是理想之美,信念之美。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跟着中国共产党革命到底的革命理想和为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目标的理想信念给予红军向死而生、绝境重生的精神力量。张闻天说:“为什么二万五千里长征能够有这样伟大的影响力呢?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在长征中充分表现出了她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奋斗、牺牲与坚持到底的精神。在长征中,我们曾经遇到了无数困难,许多困难几乎是不能克服的。然而我们只有一个思想,就是无论如何都要克服这些困难,要为自己的理想奋斗到底。”(《张闻天选集》第167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长征出发时的红军战士大多数是贫苦农民,他们因为生活艰难、遭到压迫、受人欺凌而加入红军。可以说,这是一支天生就不怕吃苦的队伍。《红军:1934-1936》一书写道:“1934-1935年的中国,似乎特别多雨。红军沿途都是在大雨泥泞中艰难前进,经常摔跤。”这样的描述看似波澜不惊,实则埋藏着无以言传的痛苦。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爬雪山过草地,红军经过无数血战,历尽艰难险阻,受尽重重磨难。“三方四路”红军先后参加战役战斗600余次,牺牲营以上干部432人。湘江战役之后,红一方面军从踏上长征路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多人,到达陕北吴起镇时仅剩8千人。有人计算,红一方面军从瑞金到陕北,平均每走1公里,就有4名红军战士牺牲,每12人中大约只有1人到达陕北。每突破一道封锁线,都有一批红军战士倒下,大难不死的幸存者继续前行、浴血奋战。南方游击队面对敌人的“清剿”“进剿”“驻剿”“搜剿”,躲在岩洞、草棚里,以野菜和树皮充饥。这样的折磨、这样的炼狱无疑是成就一番大事业的气象。元代诗人李京在《金沙江》一诗中写道:“干戈浩荡豺虎穴,昼不遑宁夜无寐。”敢入虎穴、勇闯激流、背水一战的红军用肉体的苦痛换来了精神生命的拓展、理想信念的闪光,充分展示了生命的超越性和崇高美。培根认为,“人的意志力量如不依托一种信仰就不可能产生。”意志锻炼与精神信仰融合在一起,使红军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勇敢和坚毅,实现了从难兄难弟到信仰共同体的角色转换。

长征的苦难美学是英雄之美、豪壮之美。“怕苦不来干革命,怕死不来当红军”。吃苦是红军的本色。苦难造就了红军的乐观、坚忍和伟大。杨成武在《忆长征》里写过夜行军的浪漫:“队伍隐在山影里,看不到一点行迹。偶尔能听到草鞋踩在石子路面上的‘窸窸窣窣’的响声,风从树梢上吹过,发出像大海接近平潮时那种节奏缓慢的低喧。”这种诗意来自对苦难之旅的默默体会和平静接受。“红军都是钢铁汉,千锤百炼不怕难”。红军已经成为人类在艰难环境中争取生存、争取胜利的精神符号。行军途中,在附近没有敌军的情况下,红军连队之间还会拉歌,唱这样的歌:“神圣的自由土地谁人敢侵?红色政权哪个敢蹂躏?啊!铁拳等着法西斯蒂国民党,我们是红色的战士。拼!直到最后一个人!”在苦难面前,红军焕发出生命中那种朝气蓬勃的精神。毛泽东的长征诗词显示了从容面对苦难的诗性智慧。“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凄厉悲壮之中,难掩战胜敌人、征服大自然的英雄豪气,显示了强大的生命意志力和惊人毅力。杨成武在日记中这样描述翻越雪山的场景:“(此时)每人拿着一根木棍,有的小心翼翼夹在腋下,有的兴致勃勃地上下挥舞,随着‘征服夹金山,创造行军奇迹’的口号声,无数根木棍一齐指向天空,像呼的竖起的一片无叶的树林。”长征之所以被称为人类历史的英雄壮举,不仅仅是因为其历经苦难之深,关键在于红军在苦难面前表现出了令人赞叹的英雄气概。这是一群咬紧牙关、迎难而上、挑战人类极限的钢铁战士,他们尽管骨瘦如柴、衣衫褴褛,却具有强大的精神力量和刮骨疗毒的顽强意志。陈云在《随军西行见闻录》中表达了内心升腾的英雄豪情:“我以文弱之躯,经此磨折而今日还能生还,自庆更生。但同时自幸此生竟能走遍长江及珠江流域之各省,并且到了许多梦想不到的地方,亦足自豪。”

从躲避苦难到承受苦难再到战胜苦难,长征的苦难美学得到了升华。在死亡面前,红军将士从容、坚强、壮美。无论是方志敏、刘畴西、瞿秋白、刘伯坚等被敌人抓捕杀害的红军领袖,还是何叔衡、贺昌、陈树湘、寻淮洲等牺牲在战场或转移途中的红军将领,都以“为革命而死,死而无憾”的坚定态度面对死亡。荒无人烟的大草地是无边无际的死亡之潭,吞噬了多少疲惫不堪的红军战士。《红军:1934-1936》一书这样描写红军过草地的场面:“红一军团有一个班,整整齐齐地两人一组,背靠着背,怀里抱着枪支,像熟睡了的样子,他们再也没有醒过来。特别是快走草地的最后两天,像这样静静地长眠在草地的战士成片成堆。”与死神的较量是安静而残酷的。西班牙哲学家乌纳穆诺说:“苦难使得意识回归到它本身。一个不曾认识痛苦的人或许能够知道他做什么想什么,但是并不是真正知道他所做的所想的。”“因为唯有苦痛、唯有渴望不死的激情的渴望,才能使人类的精神成为它自己的主宰。”

绝处逢生

长征的生存哲学是勇于自我拯救的哲学。经历了连续五次的“围剿”,红军已经面临绝境,在生死存亡关头,最紧要的问题是如何化危为机、化险为夷。到哪里去?既是一个生存问题,也是一个战略问题;是一个军事问题,更是一个哲学问题。这个问题,当年集结在于都河北岸的红军官兵都找不到答案,大多数人的想法是“跟着前面的人走就行”。经过漫长的艰难跋涉之后,通过对自身生存境遇的沉思、对生存困境的审视,他们拥有了共同的人生哲学:自我拯救、坚持到底。正是由于红军坚持自我拯救,才拥有强大的生命意志力,创造了“风雨侵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越坚”的生命图景。学者韩毓海说:“长征是历史中的奇迹,是人间的天国,是对不可能的解放的永恒召唤,是无数过去对无穷未来的祝福。长征时的共产党人一无所有,如果有,这就是红军拥有革命者的意志,它使革命者神圣。”(《重读毛泽东,从1893到1949》,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版,第267页)

长征的生存哲学是辩证认识失败的哲学。长征是从失败开始的。从失败中挽救红军是长征最紧迫的使命。其实,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向赣南闽西进军时期,毛泽东就坚决反对失败情绪在红军队伍中蔓延。1930年1月,他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写道:“现时的客观情况,还是容易给只观察当前表面现象不观察实质的同志们以迷惑。特别是我们在红军中工作的人,一遇到败仗,或四面被围,或强敌跟追的时候,往往不自觉地把这种一时的特殊的小的环境,一般化扩大化起来,仿佛全国全世界的形势概属未可乐观,革命胜利的前途未免渺茫得很。”从失败中看到希望,从挫折中预言胜利,这是毛泽东的过人之处,既体现了坚忍不拔的革命意志、登高望远的战略思维,也体现了以弱胜强、以柔克刚的斗争艺术。从某种意义上说,长征是红军对每一次败仗进行反思、吸取教训、纠正错误的过程。毛泽东对于失败的态度是理性的、辩证的。他始终认为红军的失败是暂时的、部分的,在一个方面来说是失败了,在另一个方面来说是胜利了。

长征的生存哲学是努力摆脱困境的哲学。毛泽东对于摆脱困境有一种异乎寻常的自信,他曾说过:“我们的军事力量在长征前曾经达到过三十万人,因为犯错误,后来剩下不到三万人,不到十分之一。重要的是在困难的时候不要动摇。三万人比三十万人哪个更强大?因为得到了教训,不到三万人的队伍,要比三十万人更强大。”(《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4页)

寻找出路

地理里面有政治,有命运,有历史规律,也有生死存亡。革命地理是寻找出路、寻找方向的行走地理,是从迷惘到坚定的精神地理,也是从边缘到中心的政治地理。

长征不但触动了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复杂因素,而且也包含着变化莫测的人地关系。在夹缝中求出路,既要洞察敌我力量的悬殊对比,又要认清各路军阀保存实力的盘算,就必须深刻理解革命地理。地理既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空间,也是容纳理想和抱负的空间。对空间的认识决定着一个人的眼界、一个集团的气魄。革命地理学是革命者的精神空间,是外人无法理解、难以掌握的一门学问。

长征的革命地理学是争取回旋余地的革命地理学。毛泽东熟读军事地理,特别是清人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顾祖禹有言:“未有不可守之地而可以言战者。”(《读史方舆纪要》,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084页)只有把握住“可守之地”,才能获得回旋的余地,从而赢得进攻的主动权。遵义会议后,在毛泽东的高超指挥下,运用避实击虚、声东击西的灵活机动战略战术,红军从敌人重兵间隙中飘忽往来、穿插自如。毛泽东坚持“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从不利战局中寻找有利因素,化被动为主动,变有形为无形,以无法复制的军事智慧书写了“四渡赤水”等“神来之笔”,创造了军事史上的奇迹。

长征的革命地理学是走向胜利的革命地理学。长征的目的地是在行进过程中经过不断调整而形成的选择,这不仅是一个行军计划问题,更是一个走向最终胜利的战略问题。《红军:1934-1936》一书有言:“长征是20世纪30年代国共双方军事力量在中国地理大棋局上的一次大博弈,也是一场较量意志与判断、天时与地利、信心与计谋的棋局,胜负分际存于微妙一线。”革命地理学集中体现了革命的艰巨性、复杂性,也隐含着智者的灵感、历史的玄机,展现着地球上的红飘带所经历的风雨沧桑,所带来的希望之光。长征路线上也曾留下中国古代革命者的足迹,无论李自成、张献忠,还是石达开,都曾企图利用险固地利获得天助,但是不同的地理选择导致了不同的结局。学者李零说:“长征是一次胜利大逃亡,死里逃生、因祸得福。它既摆脱了蒋介石的围追堵截,也摆脱了过去的革命思路。从此,革命从南方转到北方。”(《我们的中国·思想地图》,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223页)革命地理学是革命精神、革命智慧、革命战略的有机统一体,它不属于胆怯者、畏缩者、逃避者,它只属于勇敢者、奋斗者、胜利者。红军的革命地理学说到底是为理想和信仰而不懈奋斗的红色之旅,也正是有了理想和信仰的支撑,红军才能跳出历史覆辙,走向伟大的胜利。(丁国强)

(责编:程宏毅、常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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