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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时期党在川康藏区民族工作的实践与启示

杨坚赞 姜骁军

2016年09月26日14:53    来源:红旗文稿

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采访时,谈到红军长征穿越雪山草地行进至川康藏区的情况,高度赞扬了藏区群众对红军长征的支持和贡献。斯诺将此记载在他著名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这段历史最为突出的亮点之一,是红军长征时期我们党在藏区实行的正确民族政策。

在长征途中,红军通过了10多个少数民族的聚集区和杂居区,尤其是进入川康藏区,这是长征途中最为艰难困苦的一段历程,红军在这里行程最长、停留时间最久,因此也在这里留下了中国革命史和党的正确民族政策发展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在这里,党的民族政策唤醒了长久以来备受歧视、奴役、压迫的藏族同胞,红军以实际行动感召、教育、争取了人心。获得新生的藏族同胞怀着对党和红军的深厚情谊,竭尽所有支援红军,为长征胜利做出了贡献。

1.长征前期党关于民族问题的纲领和基本主张。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就高度重视中国的民族问题,把正确处理民族问题视为中国革命总问题的一个重要部分,在长期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制定并不断完善团结各民族共同奋斗的革命纲领。

1922年,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首次提出解决民族问题的纲领。1928年,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指出民族问题“对于革命有重大的意义”。1931年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关于中国境内少数民族问题的决议案》,较为系统地阐释了党和苏维埃政府关于解决民族问题的主张。1934年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宪法大纲》,强调“中国苏维埃政权在现在要努力帮助这些弱小民族脱离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王公、喇嘛、土司等的压迫统治,而得到完全的自由自主。苏维埃政权更要在这些民族中发展他们自己的民族文化和民族语言” 。这些纲领和主张,不仅为长征顺利通过民族地区做了重要思想准备,而且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党关于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理论和方针政策。

1934年10月,红军开始长征。国民党政府千方百计利用和煽动少数民族力量围堵红军。党和红军能否解决好民族问题,已经关系到长征的成败、党和红军的生死存亡。党中央深刻认识到,面对复杂、具体而紧迫的民族问题,必须及时制定、调整和发展符合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实际的民族理论和政策。在此期间,党和红军接连不断地发布了一系列决议、指示和文告,为长征途中的民族工作指明方向,如《告川康藏彝民族书》《告回番民众》等,在少数民族中宣传党的主张,播撒革命火种,争取人心。同时党和红军从实际出发,运用马列主义民族理论处理民族问题,加深了党对中国民族问题的认识,使党对于解决民族问题的理论和方针政策有了更多的研究和发展。

2.党的民族政策在川康藏区的实践中得到丰富和发展。红军进入川康藏区以后,更加深入、广泛地接触民族问题,制定了一系列关于少数民族工作的基本方针和政策。红军进入藏羌地区前,发出了《关于少数民族工作须知》,强调“回、番民族是中华民族之一,他们具有丰富的革命力量,是我们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民族革命战争中的一个有力的支柱”。1935年7月中央政治局在卓克基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康藏西番民众书——进行西藏民族革命运动的斗争纲领》,强调“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是主张解放各被压迫民族,因此主张······建立自由选举的革命政府并积极帮助一切的革命的民族运动” 。根据藏区特点,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布告——红军到地约法十章》等大量宣传材料,指导红军指战员开展民族工作。

1935年6月,红军进驻茂县,提出了党领导藏民族解放运动的基本方针,即“实行番人自觉领导和组织番族广大民众起来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汉官统治阶级的统治,建立番人自己的苏维埃和人民革命政府” 。8月,中央政治局毛尔盖会议通过《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会议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分析研究民族问题,制定了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理论和政策,成为当时党和红军在民族地区开展工作的行动指南。

在川康藏区,党和红军实行的民族政策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主张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共产党反对任何形式的民族歧视和压迫,主张“国内各民族绝对平等,并无条件地保护一切少数民族的权利”。红军向当地少数民族群众揭露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根源,宣传党和红军把各族人民从被压迫、奴役的制度下解放出来,实现中国各民族的大统一、大团结的政治主张。党和红军的领袖毛泽东以及周恩来、朱德、贺龙、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等都曾亲自做民族、宗教上层人士的团结争取工作。红军各级指战员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宣传党的政治主张,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使受尽歧视和压迫的藏族群众深受感动,从感情和心理上接受和认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

——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党和红军把宗教问题作为民族工作的重要内容,向藏族僧俗群众广泛宣传“番人信教自由,念经当喇嘛和尚听其自愿”;同时严格红军部队纪律,明确规定“不要毁坏喇嘛寺和经书,不要毁坏经书和神像,不要伤害番人的宗教感情”。途径甘孜时,红军发布保护觉母寺、白利喇嘛寺的文告,指示红军严格遵守。进入藏区后,红军指战员不进驻寺庙,不干扰寺庙的宗教活动,不伤害喇嘛僧人,寺庙的佛像、雕塑、壁画和各处的玛尼堆、经幡等都得到妥善的保护。红军在宣传信教自由,尊重藏族群众宗教信仰的同时,又坚持政教分离的原则,明确规定“活佛大喇嘛只许传教,无权过问政治。一切政治权力归苏维埃或人民革命政府”。

——尊重民族地区的风俗习惯、语言文字。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的习俗、文化是党的民族政策的重要内容。红军总政治部发出通知,要求各部队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风俗、习惯。红军每到一处,立即派人深入少数民族村寨,调查当地社会经济、风土民情、民俗禁忌等,编印“情况通报”下发部队遵守。党和红军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强调少数民族有语言文字的自由,“重视发展民族的文化、学校”。在川康藏区,红军还提倡汉族指战员要认真“学番民语言”和其他少数民族语言,实行优待通司(翻译)政策,把尊重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政策编成通俗的歌谣,便于学习和传播。

——帮助少数民族建立革命武装和政权。长征前,党领导的根据地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关于建立革命政权、开展土地革命、进行武装斗争的工作方法和经验。建立少数民族自己的革命政权,是红军在川康藏区开展民族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党的组织为加强对少数民族武装的指导,在当地少数民族中选拔培养了一批具有一定觉悟的优秀分子作为骨干,组织和动员群众组建了番民自卫军、游击队等武装,以巩固革命政权,保卫胜利果实,打击反动势力的反扑,壮大革命力量。在民族地区建立革命政权是一个具有探索性的新课题。党也注意到民族地区的特殊性和社会阶层的复杂性,因而提出了区别对待的方针。强调在条件成熟的少数民族中,“或在阶级斗争深入的阶段中,则可采取组织工农苏维埃或劳动苏维埃的形式”建立革命政权,但另外也要充分“估计到少数民族中阶级分化与社会发展的条件”,而“不能到处把苏维埃的方式去组织民族的政权”,“在有些民族中,在斗争开始的阶段上,除少数上层分子外,还有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采取人民共和国及人民革命政府的形式”。在积极创建红色政权的过程中,注意建立广泛的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民族统一战线。

——开展对民族上层的统一战线工作。川康藏区的少数民族上层不仅控制着武装、粮食、牲畜等物质资源,而且还从精神和行动上控制着广大的僧俗群众,在群众中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在民族地区,如果得不到少数民族上层的理解和支持,就很难做通下层群众的工作。1935年8月,中央政治局分析了“少数民族中阶级分化程度与社会经济发展条件”之后,提出在有些民族中,有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在川康藏区的统战工作主要措施有:一是保护少数民族上层利益。“打土豪、分田地”曾经是土地革命的主要内容,也是红军给养的主要来源。但是,针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殊性,党对民族上层人士采取了团结、争取和教育的政策,不打土豪、不没收他们的土地财产,保护其既得利益;二是积极与少数民族上层建立友好关系、达成协议或结成联盟。党和红军领导人亲自做民族上层人士的统一战线工作,建立信任和友谊,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签订协议或结盟;三是尊重和保护宗教,争取和团结宗教上层人士。宗教问题在民族关系中十分敏感,民族上层人士往往同时又属于宗教上层。党认识到少数民族社会关系的特殊性,认识到宗教上层人士在社会结构中的特殊地位,重视做好这部分人的统战工作,以团结包括民族、宗教上层人士在内的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红军顺利通过民族地区创造了有利条件。

1934年长征初期,党制定民族政策是着眼于长征,保障红军顺利通过少数民族地区实现战略转移。当长征通过众多的少数民族地区之后,党对民族问题有了更深刻的认识。1935年8月,中央政治局召开毛尔盖会议时,已经将民族问题提到了“对于中国革命胜利前途有决定的意义”的高度,党中央已经把解决民族问题同中国革命前途紧密联系起来。

3.党的民族政策有力指导推动了川康藏区的革命运动。红军途经和驻扎川康藏区的时间,在整个长征期间占有很大的比重。红一方面军长征历时12个月,在藏区的时间为3个多月;红二方面军长征历时11个月,在藏区的时间为4个月;红四方面军长征历时19个月,在藏区的时间近18个月。红军进入川康藏区以后,设立少数民族委员会等专门机构,研究制定政策,指导民族工作。红军主要领导和各部队纷纷深入少数民族村寨,广泛深入地宣传党的纲领、主张以及红军的宗旨,争取藏区各民族群众对红军的理解支持。红军各部队严格执行民族政策和政治纪律,尊重当地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以实际行动帮助少数民族群众,使他们逐步认识到红军是真诚帮助少数民族解放的队伍。川康藏区的革命运动在党和红军的领导下蓬勃发展起来。

——建立少数民族革命政权,实现民族解放。在党的基层组织的领导和红军各部队的帮助下,川康藏区从1935年初夏开始,相继建立了若干不同规模、不同形式、不同性质的革命政权。如,工农苏维埃政府,这类政权突出阶级性、纯洁性,除少数红军代表外,组成人员必须是当地少数民族或汉族的劳工阶层。再如,劳动苏维埃政府,成员主要从当地少数民族农奴中产生。其他还有与苏维埃政府不同的第三种政权形式,称为人民革命政府。这个政府具有统一战线的色彩,成员除了受压迫的劳苦大众外,还吸纳了拥护革命主张的当地土司、头人、喇嘛等各界各阶层的代表人士。这些革命政权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的少数民族红色政权。这些革命政权根据党中央的精神,领导藏羌等各族人民开展反对封建剥削制度、推翻国民党军阀统治、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争取各民族的广大群众,把一切革命力量团结到反蒋抗日的统一战线上来。开展土地革命运动,迅速彻底解决土地革命问题。重视发展生产,保护贸易自由和私人投资。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推动宗教改革。开展对民族、宗教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给拥护革命者以适当的政治权利等。这些革命政权最大限度地团结了藏区各民族、各阶层支援红军,是党的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取得的重要成果。

——建立少数民族革命武装。这些少数民族革命战士基本来自当地社会底层的各民族青壮年,他们勇猛彪悍,适应藏区高寒,协助红军部队参与作战,还承担了侦察、警戒、带路,守卫交通关隘、要道,剿匪、肃反,宣传争取群众,筹集粮食物资等军事、政治任务,对于维护社会稳定、打击反动残余势力,保卫苏维埃和少数民族红色政权起了重要作用。接受了革命真理的藏族民众,竭尽所能支援红军。川康藏区自然环境恶劣,加之历代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压榨,藏族民众生活艰辛,但他们仍然做出了巨大牺牲,为进入藏区的红军筹集了大批粮食、食盐、牛羊、酥油等食物,以及牛毛、羊毛、牛羊皮等御寒物资,帮助红军渡过了最困难、最黑暗的时期。后来,有老红军在回忆录中写道:“当地群众为了红军的生存进行了艰苦的筹粮工作。有的藏族群众把仅有的一点粮食支援了红军,而他们全家宁可吃一种叫元根的萝卜状的植物。有的群众生活本来就十分艰难,还把自己仅存的一点盐巴、几尺布献给红军。没有当地苏维埃政权和各族劳苦群众的支援,红军不可能从草地中走出去。”“甘孜州红军纪念馆”记录了当年革命政权组织康区藏族群众支援红军的一组具体数字:粮食1260万斤,牛羊马6.8万头,牛羊毛4.5万斤,皮张3.2万张,等等。在少数民族革命政权的动员组织下,一批批各民族优秀的青年参加红军,补充革命力量。川康藏区群众还自发组织了运输队、担架队、修路队等,设立了接待红军的招待站,帮助红军运送物资,抬运、护理伤病员,开山、修路、搭桥,为红军引路做向导。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党领导红军长征时期在川康藏区的民族工作经验,对我们今天做好新形势下的民族工作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借鉴。

1.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走中国特色民族工作之路,是我们党的始终坚持和追求。马克思主义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就是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这也是党领导红军长征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政策的核心精神。马克思主义主张民族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党和红军在长征中根据少数民族的实际,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制定并发布了一系列有关文件和政策,并在民族区域充分实践,使民族解放斗争与中国革命联系起来,初步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族理论和政策,团结教育了各民族群众,为长征胜利创造了重要条件。在新的形势下,我们必须坚持做好“结合”文章,坚定不移地走好中国特色民族工作之路。

2.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坚持实事求是,不搞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依据不同民族地区的客观环境制定不同的政策策略,是党在川康藏区制定及实行的民族政策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如对待藏区寺庙土地、牲畜财产等,在土地革命时期,党对宗教寺庙实行财产剥夺政策,“没收王公、寺庙的牲畜归牧民分配,没收一切王公地主垦牧公司寺庙教会的土地归农民分配使用”是基本原则。在川康藏区,为团结争取社会各阶层包括宗教上层,红军公开宣示尊重宗教信仰自由,部队不得进驻寺庙,不干扰喇嘛们的宗教活动,并且保护帮助革命运动的寺庙。党领导的红色区域内,实行大喇嘛的财产不没收、“喇嘛照样可以分土地”的政策。又如创建少数民族红色政权,既充分借鉴了土地革命时期党在汉族地区建设革命根据地的成功经验,又注意吸收拥护革命的大头人、大土司和大喇嘛等少数民族上层人士,采取了争取、团结的方针,在革命政权的民族、阶级成分的构成上体现党的统一战线新思想,得到了民族地区少数民族各阶层群众的广泛拥护和支持。在新的形势下,我们必须坚持把握民族工作的一般性和特殊性,将二者有机结合,坚定不移地按照实事求是的科学规律做好民族工作。

3.必须不断加强和改进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回顾红军的长征历程,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民族问题,强调“争取少数民族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苏维埃政府领导之下,对于中国革命胜利前途有决定的意义” 。党对正确解决民族问题具体方式的探索,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长征时期提出的民族政策及实践是其中的重要阶段,体现了党的领导和民族区域自治的高度统一,极大地加强了民族团结,有力地推动了革命发展,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最终成为我国基本政治制度做出了积极有益的重要探索。今天,正确处理民族问题仍然是一个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在新的形势下,我们必须坚持党的“统领”方针,切实加强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增强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自觉性,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民族工作路线方针政策,推动民族工作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不断做出新的贡献。

(作者: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原副总干事;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机关党委常务副书记)

(责编:沈王一、谢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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