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从严治党的由来和特征

一

在革命岁月里，中国共产党人经受住各种困难的考验，赢得了中国革命胜利。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社会发生深刻变化。我国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实现了中国历史上伟大深刻的社会变革。我国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国际影响力，都迈上一个大台阶，中国人民的面貌、国家面貌发生历史性变化。国际社会对我国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给予高度肯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成为全世界瞩目的一种新的发展模式。

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在世界经济发展速度持续放缓的条件下，经济增速远高于同期全球年均增速，目前我国已是世界第一制造大国、最大贸易国，城镇化率超过50%，高铁里程跃居世界第一，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发动机和不可或缺的经济增长极。在经济总量上，2015年我国实现国民生产总值67.7万亿元，跃居世界第二，迈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按经济增长年均6.5%到7%，到2020年人均GDP有望超过1万美元。放眼未来，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中，还将继续完成历史与时代赋予的新任务，即按照党的十八大规划的发展蓝图，202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将在2010年基础上翻一番，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将基本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就给我们设定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间表，即在建党一百年的时候，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后一个一百年，即建国一百周年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扎实的社会发展基础。

伟大的时代召唤伟大的任务。为全面实现小康、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历史给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新的要求。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当今世界正逐渐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思想多元化、文化碰撞化、科技飞速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分裂主义为核心的各种不稳定因素空前增多。中西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内渗透与反渗透斗争逐渐显化。我国自身也正处在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和国际化深入发展的关键时期。特别是在当前全球化进程中，国内经济融入世界复杂多变的经济大环境的风险更高，国内改革进程中积累的深层次问题也越来越突出，社会利益和矛盾的冲突越来越多，制度和体制中不适应、不协调的因素逐步凸显。形势逼人，不进则退。这种不断发展变化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实践，成为新一届党中央治国理政的决策依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既给党注入了巨大活力，也使党面临许多前所未有的新课题新考验。在这种情况下，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面对执政条件和时代环境的深刻变化，为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提出了“四个全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的奋斗目标。

二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回首过去，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时代发展的潮头，出色实现了历史和时代赋予的庄严使命。改革开放几十年来，我们党在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特别是在风云变幻的国内外形势下，我们党经受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亚洲金融危机、非典疫情、汶川地震等各种困难和风险的考验，战胜在政治、经济领域和自然界出现的困难和风险，排除各种干扰，保证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行。追根溯源，我们取得成就的原因，靠的就是党的领导、靠党把好方向盘。因为在中国，没有比中国共产党更大的政治力量。中国共产党理应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担负团结带领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而在新的历史背景下，我们要实现“四个全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战略发展目标，也同样离不开党发挥总揽全局、统领各方的领导作用，这既是我们实现“四个全面”的客观需要，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保障。

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环顾历史上世界各国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建立起一支自身过硬的领导干部队伍，是提高执政党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的不二法门。从我国目前面临的情况看，外部形势越复杂、现代化建设的事业越进步、人民对未来美好生活越期待，我们党肩负的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历史任务就越艰巨，这就要求我们越要加强党的自身建设。而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的任务，在目前世情、国情都相继出现变化的情况下，也比以往任何时候来的更急迫、更重要。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实践是相通的。抓住党建，就抓住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根本性、全局性、紧迫性的重大问题，有利于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顶层设计，集中体现了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的战略目标和举措。反之，党的建设搞不好，党的各项大政方针就无法贯彻落实，国民经济就不会有健康快速发展。因此，面对改革攻坚和开创新局面的艰巨任务，我们要想抓住和用好战略机遇期，完成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就必须加强党的建设，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光荣而艰巨的新任务，也是我们治国理政的新的历史起点。从这一角度看，党的建设肩负的时代责任和历史任务，非但没有削弱、减轻，反而是更大、更重了。在新的形势下，党的历史使命越光荣，奋斗目标越宏伟，执政环境越复杂，我们就越要从严治党，做到“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以更大的责任感和紧迫感，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三

在过去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有九十五年党龄，六十七年执政经验和八千多万党员的大党、老党，在历史上经受了各种严峻的考验，实现了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形成了一整套正确的理论和路线。中华巨轮在党的掌舵下，乘风破浪、顺利前行，成功走出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路。但目前，在世情、国情都发生变化的条件下，我们也看到，中国未来前进的道路并不总是阳光明媚、一帆风顺，而是伴随着意识形态安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军事安全等一系列问题的考验。特别是在我们党内也存在许多不符合党的性质和宗旨、不适应全面小康、实现中国梦的新任务新要求的问题。一些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骨头不硬，精神“缺钙”，庸懒散漫等不良风气在一些党员干部身上滋长蔓延；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风和弄虚作假、铺张浪费行为日益严重；个别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不强；部分党员先锋队意识淡化，组织纪律性不强，发挥作用不明显。党自身出现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的危险，面临着长期执政、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外部形势的考验。

上述党情出现的新变化，成为新一届党中央治国理政的决策依据，同时也对我们管党治党提出新的要求。在现实条件下，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和紧迫。在这方面，习近平总书记谆谆告诫全党，“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所有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要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努力交出优异的答卷”。 正是带着这样的忧患意识，党的十八大强调“要经受考验、化解危险，最根本的是加强党的建设，不断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变革、自我提高的能力。”据此，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审时度势、果断应对，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战略定力，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特别是在党的自身建设方面，习总书记提出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新要求。这既是新时期我们化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利因素的新思想，也是我们党在新形势下自我净化、自我完善，提高执政能力和完成执政使命的迫切要求，更是党中央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根本保障。

为了解决上述存在问题，三年来我们党全面加强了对广大党员干部的党性教育，对党员的思想、作风集中进行“补钙”和“加油”，拧紧广大党员干部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思想的“总开关”，增强党员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强化党的意识、宗旨意识、执政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努力在思想上正本清源、立根固本，炼就好党的“金刚不坏之身”。各级党组织也严明了党的纪律，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不断清除党内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维护了党的章程、原则、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对于广大干部群众关注的党政廉政建设，中央也连续出重拳，出台“八项规定”、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反领导干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的“四风”，掀起强大的党风廉政风暴，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为了让全体党员有规可循、有距可蹈，中央政治局还先后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对党员的日常行为列出了“负面清单”、对党员的道德品行划出了“高压线”，在全党牢固树立了“纪律规矩”意识。这两大法规一起为全面从严治党明确了“严”的尺度、“严”的具体要求与标准，为锻造出一支廉洁自律、克己奉公的党员队伍打下了坚实基础。此外，我们还将进一步加强党内反腐工作的机制创新，健全和完善党内监督、民主监督、法律监督和舆论监督体系，形成法规制度执行强大推动力，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和不易腐的保障机制，使每一个党员干部都能够保持清正廉洁的公仆本色。

四

长期执政是世界任何一个执政党实现其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必然追求和应有之义。然而，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背景下，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一系列严峻的全球性问题，世界任何一个执政党都面临能否长期执政的空前挑战。为了在持续变化的环境中继续执政和获取发展所需资源的能力，执政党必须进行自我调适已提升自己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而如果这种改革流于形式、没有效果，则不仅不能树立执政党的威信，还可能丧失既有的执政地位。譬如，苏联共产党在赫鲁晓夫时期和戈尔巴乔夫时期都曾尝试进行改革，但改革的结果，不仅没有提升政党的执政能力，反而葬送了党的事业。再如，法国社会党通过改革党员发展机制、扩大党内民主等方式提升了战斗力，于2012年夺回了时隔17年的总统宝座，但执政后无所作为，很快又陷入党内分裂和民意低落的困境。日本自民党、印度国大党、印尼专业集团、墨西哥革命制度党，以及近年来中东、北非一些国家执政党，也都曾因党内贪污腐败、争权夺利、组织分裂、缺乏民主、治国不力先后失去执政地位。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政党兴衰起伏总是与与其自身建设是息息相关的。没有哪一个政党的发展壮大不是由自身建设而实现的，也没有哪一个缺乏自我管理的政党能逃脱走向衰败的历史命运。历史启示我们，只有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才能切实化解危机，赢得政党的健康发展。而目前我们党面临的执政环境更加复杂，担负的历史使命也更加艰巨。为应对当前复杂的执政环境、担负未来艰巨的历史使命，这就更要求我们不断加强自身建设、从严治党。特别是从我们目前情况看，我们的体制、制度，还是所走的道路，以及今天所面临的问题，都与前苏联有着相似或者相近或相同的地方。“弄好了，能走出一片艳阳天；弄不好，苏联的昨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一旦党的权力走向异化，形成特权阶级、发展成食利阶层或寄生阶层，最终异化为复辟阶层，那么党就迟早会失去执政资格。前车之鉴，后事之师。苏共的历史教训无疑为我们敲响了警钟。中国共产党要想走出一片“艳阳天”，不被自己争取来的“权力”所打垮，就必须要严以用权，“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于是，正是基于上述世界政党政治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历史教训，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围绕“为什么要全面从严治党、怎样全面从严治党”这一主题，构建了多维的党建举措，得出了一些符合现代政党治理特征的规律性认识：即不仅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重视制度建设，还强调“理想信念高于天”，对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开展党性教育；不仅要实行执政党自上而下的垂直管理，还要动员基层实行自下而上的民主参与和合作协商；不仅要实现执政党的自我管理，还要吸收法律、社会、人民等其他多元主体的参与。由此通过制度与思想、上级与下级、党内和党外的三个层面的多维双向互动，大大提高党的法治能力、民主能力和学习能力，初步构建了党中央治国理政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党建思想在当代中国的创新发展。与此同时，我们还将全面从严治党与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协同推进，形成了党的建设与国家改革以及法治建设相辅相成的新局面，使得党自我调适的实践能够与领导国家、社会发展的实践良性互动，并建立起了一个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从制度层面确保了自我调适的成果，使党充满勃勃生机又井然有序。

必须指出的是，全面从严治党，既是对目前我国自身情况的前瞻性思考，也为解决世界性的执政党长期执政问题提供了“中国方案”。从目前来看，尽管西方的价值准则主导着世界的政党理论和政党政治制度的建构，但西方的政党制度和价值观念并不能解决执政党建设问题。进入21世纪，政党政治到底是西方规律的继续，还是新的历史转折？中国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中国共产党通过“全面从严治党”的方式，改写了执政党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旧逻辑，证明“政党轮替”的政治规律完全可以避免，现代化的政党政治也并非只有西方的一条路。世界没有亘古不变、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模式，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才是不变的法则、永恒的真理。在这方面，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为其他国家执政党建设提供了中国方案与中国智慧，凸显了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世界意义。这既是基于对中国历史、现实与未来的客观判断，也是基于世界经验的战略选择，为世界各国执政党提供了新的不同西方的价值、实现准则和手段路径，具有鲜明的中国特征，是中国关于执政党建设的“中国方案”。其意义不仅深刻影响着中国的未来，还必将对人类政治文明发展起到很强的指引作用。

总之，十八大以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的快速跃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治国理政不断开创新局，党前进的道路上也伴随着诸多风险和考验。党面临的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化，成为党回应时代需要和解决时代问题的主要依据。新形势下，全面从严治党刻不容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来的更为紧迫，更为重要。这既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光荣而艰巨的新任务，也是党治国理政的新的历史起点。值得注意的是，全面从严治党，不仅是党在新形势下的自我净化和自我完善，还为其他国家执政党建设提供了中国方案，凸显了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世界意义。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