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从哲学角度更深入地理解“七一”讲话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八方面要求。这些要求不仅带有强烈的现实关怀色彩，而且更具有深刻的理论指导意义。在这八个方面的要求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以及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无疑是核心和主旨所在，而其余的要求也都在各个方面构成了对这两个方面的补充和发展，是对如何更好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以及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具体阐述。本文将尝试从哲学理论的角度对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进行解读，以期能够更为深刻地理解这些讲话的内容。

一、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特质

习近平总书记讲到，“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点紧密结合起来，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不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前进。”

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就要了解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了解马克思主义与其他学派和思想的区别。作为对社会思潮有着敏锐感觉的哲学家，马克思曾经参加过青年黑格尔派的运动，但从一开始就有别于其他青年黑格尔派的成员。他很快从对基督教的批判转向了对现实政治的批判，进而走向了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道路。

青年黑格尔派的施特劳斯以《耶稣传》的开篇之作震惊世界，把以前神学的崇仰耶稣看作是历史的虚构，那些足以证明上帝存在的种种神迹也是神学团体无意识或下意识的传说构成的故事。这一论点直接攻击了作为神学支柱的“上帝存在”的命题，导致了对基督教的批判性思潮的产生。鲍威尔则阐发了他的“自我意识”哲学，在他看来，“自我意识”是世界原初的动力和本源，它的发展构成了历史的进程。鲍威尔无疑是把施特劳斯尚未彻底的宗教批判以一种回归到人的方式彻底进行了下去。然而，虽然这种“自我意识”代替了“绝对理念”，但取代了这种“绝对理念”的后果并不是导向现实生活中的活生生的人，而是仍然处在思辨阴影笼罩下的“幽灵”。

费尔巴哈则从批判一般宗教而不是单纯的基督教入手，指出宗教的本质就是人的本质的异化之表现，而带来的相关问题就是：人的本质究竟为何？费尔巴哈认为，人的本质就是“理性、意志和爱”。费尔巴哈指出宗教是人的本质异化的产物，是一种人的本质对人的奴役，因而主张把旧宗教加以废除，而主张恢复一种“人”的宗教。这样，费尔巴哈废除了“神”的宗教；表面上看起来否认神的存在却肯定了作为“神”的人的存在的合理性。

马克思与他们每个人不同的，也不同于他同时代的任何思想家的是：他从来不从抽象的、空洞的概念出发得出结论，而是基于现实生活，“通过完全经验的对国民经济学进行认真的批判研究为基础的分析得出”自己的结论。这一点区别于以往任何一个哲学家，从一开始，马克思就显示出了他作为革命家的气象—“问题不在于解释世界，而在于改变世界。”而要改变世界就不能以空洞的与现实毫无关联的理论为出发点，而要以与现实密切相连的革命理论作为“批判的武器”。

马克思首先从观察到的经济现象入手，指出在当前社会，工人的劳动成为了仅仅是维持自身肉体需要的手段，而不再是对于自身的一种确认。人的劳动不再是一种内在的，完全发自内心的自由自觉的活动，而只是一种完全外在的完全不受个人支配的强迫性活动，这就导致了人的本质的异化。马克思在这里强调的是人的本质就是指现实中活生生的人的真正本质，是现实性的本质，而不是像青年黑格尔派中的那些哲学家所认为的那种抽象的、空洞的、没有具体的载体的人的本质。这就是马克思与他们的分歧点所在。

马克思的思想是在资本主义制度进入19世纪上半叶时，伴随着大工业的逐渐发展而诞生的，它的诞生无疑是对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无情否定和批判。就这一思想本身所呈现的意义而言，马克思显然是敏锐地感觉到了现存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和不合理的现象，作为一个时刻把握时代脉搏的思想家，马克思对这一不合理现象的针贬本身并不是单纯理论意义上的，更多是在实践的意义上来进行的。

正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以现实实践为基础的，所以它在面对新的时代特点和实践要求时，马克思主义自身也需要进行不断地发展和完善。正如讲话中所言，“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开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

二、立志

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还指出，“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牢记我们党从成立起就把为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而奋斗确定为自己的纲领，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不断把为崇高理想奋斗的伟大实践推向前进。”

习近平总书记借用明代大儒王阳明的名言—“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来强调共产党员树立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重要性。王阳明的原话是说：“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虽百工技艺，未有不本于志者。今学者旷废隳惰，玩岁愒时，而百无所成，皆由于志之未立耳。故立志而圣，则圣矣；立志而贤，则贤矣。”（《教条示龙场诸生》）这段话就是说，不确立志向，天下就没有什么可以实现的事情。各行各业的技艺，没有不根基于自己志向的。当今的学者懒惰，虚度时日，而一事无成，这都是因为志向没有确立的原因。所以，立志成为圣人，就会成为圣人；立志成为贤人，就会成为贤人。

在明武宗正德元年，明代大儒王阳明因为反对宦官刘瑾，被廷杖四十，贬至贵州龙场当驿丞。驿丞就是主管驿站的官员，负责官方信息的传递和官员的中转休息等。在贵州龙场这个偏僻艰苦的环境里，王阳明始终没有忘记报国为民的初心，他回顾历年来的遭遇，潜心悟道，终于悟出“圣人之道，吾性自足”的道理。就是在这里，他写出了“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的名言。他指出，人自己的内心就具有良知，如何使得这一良知应用于现实世界就在于志向的确立，这才是成圣成贤的关键，更是工夫的紧要处。从“龙场悟道”开始，阳明心学开始逐渐发展起来，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乃至东亚儒家思想的发展。

对王阳明来说，一个人立不立志是决定能否成圣成贤的前提，而对于一个共产党员来说，立不立志则是能否成为一名合格共产党员、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关键。

三、修身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着力提高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着力增强抵御风险和拒腐防变能力，不断把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向前进。以德修身、以德立威、以德服众，是干部成长成才的重要因素。每一名党员干部都要坚守‘三严三实’，拧紧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把为党和人民事业无私奉献作为人生的最高追求。”

习近平总书记的这段话实际上指出了在当今现实社会中，一个共产党员应当怎样树立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现在的社会中，没有钱就会被视为贫穷，受到一些有钱人的轻视。因此，许多不甘落入贫穷队伍中的人就会拼尽全力去挣房子、汽车、还有更多的金钱。只有这样，他们才觉得自己生活得好，能在别人面前抬起头，自尊心才能得到满足。这样的物质欲望像一股洪流席卷了社会，将很多人卷入其中。不知不觉中，有很多人被这股洪流吞噬，成为物质利益的牺牲品。那么，怎样才能不被这股洪流吞噬，自己成为自己的主人呢？

习近平总书记提到了以德修身的方法。在中国古代经典的语境中，“修身”意为修养自身，调伏内心，进而由内而外，使自己的道德理想在现实中付诸实践。对儒家来说，修养身心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人的欲望的存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欲望，如果不知道限制和约束自己的欲望，就会造成欲望的泛滥和秩序的失衡。因而，欲望与道德的关系一直是先秦儒家哲学的一个中心议题。无论是孔子、孟子还是荀子，他们都主张要克服欲望的羁绊，塑造道德的人格。孔子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每天吃粗茶淡饭，弯着胳膊做枕头，也很有乐趣。通过不正当的行径得来的富贵，在我看来都如浮云一般。这就告诉我们，人不是不可以求富贵，不过要求之有道，偏离了“义”而得到的富贵，就不应该得到。这就告诫我们欲望不能超越“义”这一底线，也就是说不能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伤害他人的利益或者情感。

事实上，主张修身观点的不只是儒家。除了儒家之外，其他各家各派也都有类似的思想。比如在《管子》中，有这样一段对话：“‘请问信安始而可？’对曰：‘始于为身，中于为国，成于为天下。’”（《管子?中匡》）这段话说的是，齐桓公问管仲应如何建立自己的威信。管仲回答说：“从治身开始，然后是治国，最终成功在治天下。”由此可见，管仲也是同样主张修身之后才能治国而后才能治天下的。《管子》中还说：“有身不治，奚待于人？有人不治，奚待于家？有家不治，奚待于乡？有乡不治，奚待于国？有国不治，奚待于天下？”（《管子?权修》）这是说，不能治理自身，怎能治理别人？不能治人，怎能治家？不能治家，怎能治乡？不能治乡，怎能治国？不能治国，怎能治天下？这段话就更清楚地指出了自身修养和治家乃至治国之间的逻辑联系。

《管子》认为修身的根本在于破除私心。“有私视也，故有不见也；有私听也，故有不闻也；有私虑也，故有不知也。夫私者，壅蔽失位之道也。”（《管子?任法》）用私心来看事物，所以就有看不见的地方；用私心来听情况，所以有听不到的地方；用私心来考虑问题，所以有认识不到的地方。私心正是人遭受蒙蔽、造成失败的原因。

我们可以看到，虽然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修身”和“无私”的主张是针对党员干部而言的，但对于每一个普通人也同样是适用的。只有调伏好自己内心的欲望，破除私心的壅蔽，才能使得人能够成为物质欲望的主人而不会成为它的奴隶，人才能真正成为人，也才能真正树立好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四、以民为本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还指出，“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坚信党的根基在人民、党的力量在人民，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把为人民造福事业推向前进。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党与人民风雨同舟、生死与共，始终保持血肉联系，是党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正所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习近平总书记引用《大学》里的这句话也反映了儒家自古以来对待民众的态度。

《论语》中记载了一段子贡与孔子的对话。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论语?颜渊》）

子贡问孔子应怎样治理国家政事，孔子回答说：“粮食充足，军备充足，人民信任政府。”孔子的回答似乎很简短，但看似简短的三句话中包含了丰富的内容。“足食”就意味着让百姓能够吃饱，不再担忧温饱的问题，这样的民众才能知礼节，懂教化。“足兵”就是要使军备充足，才能保证国家的安全和社会的秩序。具备了这两个条件以后，民众就会对政府有充分的信任。仔细分析孔子的这三句话，我们发现孔子对如何从政的描述完全围绕着民众及其与民众相关的事情。温饱、安全、信任，这些都是人民在生活中时时刻刻需要的，只有具备了这些条件，人民才能生活得幸福，国家和社会才能长治久安。

在这个前提下，孔子必然要求政府需要时时刻刻注意民众的因素。他说，“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这就是要求政府对政事慎重而讲信用，节约费用并爱护人民，根据农时来使用民力而不能毫无限度地使用民力。这其实就是在约束和规范政府在对待百姓时的态度。《论语?颜渊》中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这就是说，如果百姓满足，国君怎会不满足？如果百姓不满足，国君又怎么会满足？”在《论语》中，还有一段话涉及到如何对待人民的问题。

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

怨，在家无怨。”

在这段话里，孔子很显然将如何为“仁”的问题与对待人民的问题联系在了一起。对于孔子来说，“仁”就是在使用民众的力量时非常慎重，如同在进行祭祀大典仪式时一样。推而广之，就是自己不想要的，也不要加诸于别人身上。要使得民众能够在国家和家庭里都没有怨恨。这就是要对老百姓施加恩惠，使之无所怨恨。

儒家亚圣孟子在《孟子?梁惠王章句下》中引用了曾子的一段话，他说：“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夫民今而后得反之也，君无尤焉。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一个人怎样对待别人，别人便会怎样对待他。如果君主或者官员对老百姓不好，老百姓一有机会，就会以同样的手段来回敬那些官员们了。这时，君主不要责怪他们。只要国君施行仁政，那么老百姓便会敬爱君主和官员，并乐于献出自己的生命了。

孟子自己也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章句下》）这是说，人民是最重要的，其次是国家，君主为轻。这就明确提出“民贵君轻”的思想。民众的支持是国家统治的基础，缺乏了民众的支持，国家必然不能长治久安。这就要求统治者需要充分认清自己相对于民众的地位，不能高高在上，作威作福。孟子认为，治理国家就是要实行仁政，而实行仁政的前提就是要对民众有“不忍人之心”，即“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孟子?公孙丑章句上》）这便是说，以怜悯别人的好心，去施行怜悯下面百姓的仁政，那么治理天下就象在手掌上运转那么容易了。

儒家的另一位大儒荀子曾说：“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故古者，列地建国，非以贵诸侯而已；列官职，差爵禄，非以尊大夫而已。”（《荀子?大略》）这是在说，天生民众，不是为了君主；而天设立君主，正是为了民众。所以，建立国家的目的不是为了显贵诸侯，而设立各类官职爵位的目的也不是为了使士大夫得以尊贵。所有这一切的目的都是为了在民众中建立良好的秩序并保障他们的利益。

因此，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只有与民众建立血肉联系，想民众所想，急民众所急，一个政党才能获得民众的支持，才能始终在一切困难和风险面前立于不败之地。

五、廉政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我们党作为执政党，面临的最大威胁就是腐败。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使不敢腐的震慑作用得到发挥，不能腐、不想腐的效应初步显现，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正在形成。反腐倡廉、拒腐防变必须警钟长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正确权力观，保持高尚精神追求，敬畏人民、敬畏组织、敬畏法纪，做到公正用权、依法用权、为民用权、廉洁用权，永葆共产党人拒腐蚀、永不沾的政治本色。我们要以顽强的意志品质，坚持零容忍的态度不变，做到有案必查、有腐必惩，让腐败分子在党内没有任何藏身之地！”

习近平总书记的这段话谈的就是廉政的问题。廉政在根本上就是官员和统治者的道德修养问题，从这一道德修养问题进而过渡到在治理政事中的道德表现。因此，要实行廉政，就必须先要从个人的道德修养做起。在这一点上，中国古代的经典中包含丰富的解释资源。 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对于孔子来说，君主和官员应当以身作则，这样才能使政令畅通，行政体制才能正常运转，发挥正常的功能。执政者行为正派，就是不发布命令下面也会执行；执政者行为不正派，就是发布命令下面也不会听从。“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如果统治者能够端正自己，对于管理政事还会有什么困难？如果不能端正自己，又怎么能够端正别人呢？在季康子问如何行政时，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政，就是正的意思。如果你带头走正路，谁敢不走正路呢？

《孟子》也提出，“杀一无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孟子?尽心章句上》）杀害一个没有罪的人，便是不仁；财物不是他自己应该得到的，而他却取用了，便是不义。“无为其所不为，无欲其所不欲。”（《孟子?尽心章句上》）不做那些自己不该做的事，不要贪图那些自己不该要的东西。“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孟子?滕文公章句下》）如果不合正道，哪怕是一篮饭也不可以接受别人的；如果合于正道，就是舜接受尧让给他的天下，也不算过份。因此，对孟子来说，接受东西要以是否合乎道义为标准。如果不符合道义，就不能接受。

孟子更明白地提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章句下》）这无疑是在彰显君子在自己道德修养和从政时的优良品质。富贵不能使他的心迷乱，贫贱不能使他的节操改变，威力相逼不能使他的意志屈服，这才叫做大丈夫。

古代的经典都提倡官员需要修德以廉政。《管子?七法》中说：“重在下则令不行，货上流则官德毁。”这就是说，政令无法推行，财物就会往上流入官吏腰包，官德就必然败坏。因而，“官德”就成为一个国家治理中的重要问题。“人主务学术数，务行正理，则化变日进，至于大功。”（《管子?形势解》）说的则是君主的德性修养与治国之间的关系。如果君主努力学习治国方略，实行正理，那么每天都会有进步，从而可以成就大事业。因而，贤明的君主能够克服自己的欲望，限制自己的物质享乐。“明王不美宫室，非喜小也：不听钟鼓，非恶乐也。为其伤于本事，而妨于教也。”（《管子?禁藏》）这就是说，贤明的君主不建造华丽的宫殿，不是因为他喜欢矮小简陋的房屋；不听钟鼓之音，也不是因为他讨厌音乐。这是因为如果这样做的话，会伤害正业，妨碍政教推行。

官员之所以要修德以廉政，就在于官员本身的地位决定了一个高高在上的官员如果不能做到廉洁正直，其手下就一定不会遵纪守法，这就是上行下效。“货财行于国，则法令毁于官；请谒得于上，则党与成于下；乡官毋法制，百姓群徒不从。”（《管子?八观》）这就是说，贿赂财物盛行于国内，法律政令就败坏于官府；请托办事之风通行在上，结党营私就潜行在下；地方官员不遵守法制，百姓就不会听从他们的命令。

因此，《管子》中提出，要实行廉政，官员就必须要先自己做到，才能去要求别人，即“先慎于己而后彼，官亦惧内而后外。”（《管子?禁藏》）官员首先严格要求自己，然后再要求别人；政府也应首先管好内部，然后才管好外部。

这样，在廉政建设方面，一方面我们要通过法律途径来使得官员“不敢腐”、“不能腐”，另一方面也要通过道德的教化力量来使得官员“不想腐”。

六、改革

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坚定不移高举改革开放旗帜，勇于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不断把改革开放推向前进。”

习近平总书记在这段话里提到了改革的思想。改革或变革思想一直是古代思想家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自古而来的经典中，就有许多对于变革思想的阐述和讨论。

《易?系辞下》中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事物发展到极点，就要发生变化；发生变化，就能使事物的发展得以通达；事物发展通达才能保持长久。这就是说，变乃是事物发展的常理。只有通过变化，才能使事物具有活力，从而能够长久存在。改革之所有具有必然性，就是因为事物永远处在变化中，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在这个前提下，如果制度不能随着社会和时代的发展而随之改变，就不能适应当时社会和时代的需求。

《管子?揆度》中也说：“治权则势重，治道则事羸。”治理国家通权达变就会力量强盛，而遵循常道就会力量衰微。既然治国之道不在于因循古道，那就应当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因此，我们不能迷信古代，也不能拘泥于今天，对于治理国家来说，制度一定要随着时代的变迁和民情的变化而逐渐改变，不能一成不变。

变革必然会触动既得利益者，因而会遭遇抵制。这样就要求变革者坚定心志，努力将变革推行下去。“有高人之行者，固见负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骜于民。”（《商君书?更法》）高出常人的行动，本来要被世人所反对；独具远见的策略，也经常会被非议。但是，变革者不能因为反对的声音就中止变革，不能为保守者所牵绊。“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故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贤者更礼，而不肖者拘焉。拘礼之人不足与言事，制法之人不足与论变。”（《商君书?更法》）夏、商、周三代礼制各不相同，但都能成就了王业；春秋五霸的法度也各不相同，但都能成就了霸业。所以，智慧的人创造新法，而愚笨的人只能受旧法的约束；贤能的人改革礼制，而不贤的人只能受旧礼制的束缚。

因此，在当前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我们必须要坚持改革的路线不动摇，唯有如此，才能使得中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立于世界强国之林。

（作者系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