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真求实求道义 做人做事做学问

噩耗，不是愕耗

2016年8月30日上午9点多，打开手机不过几分钟，看到在北师大工作的周良书师弟发来的短信：先生昨晚9：47分病逝。看到短信，我不由得长叹了一口气，家人问我怎么了？我喃喃而语：先生走了！难过，却不太愕然，因为十天前我就知道了先生的病情很严重，心里有了最坏的准备。但真的面对和老师阴阳两隔的现实，心里还是感觉到了丝丝的凄凉和悲怆！

8月19日晚九点多，在南京师大工作的王跃师兄给我打电话，说先生住到东直门医院了，医生下了病危通知，他是刚到北京，先生家人不愿意打扰更多的学生，只告诉了他这个先生的第一个博士——我们的大师兄！他第二天上午召集几个师兄弟商量先生后事。我听了之后大吃一惊，当时就想过去，王跃师兄说太晚了，不用过去。那天晚上，我茫然了很长一段时间，很难接受先生病危的现实。

就在一个月前的7月20日晚八点左右，我陪来京开会的王跃、丁晓强两位师兄去先生家看望了老人家。虽然当时老人家行走不便，说话也不利索（基本靠形体语言——点头、微笑，只说了几声“好”），但是他的思维还是清晰的。王跃师兄跟他汇报了先生的党史基金奖项评审工作的进展情况，我们介绍了各自最近的工作家庭情况，说明了我们三人为何一起来的由头。他安静地听着，脸上不时地漾着轻松快乐的面纹。我们三人千方百计地想逗先生快乐，特别希望他能说说话。王跃师兄习惯性地叼起一根香烟时，立即想起用香烟来激发起有悠久烟民史的先生的精神，说道：先生也抽一支吧。我和王师兄都怕一直服侍在侧的先生的“御医”——孝顺有加的外孙女窦豆（中医药大学的在读研究生）的反对，几乎异口同声地笑对着她说，抽烟对于姥爷的病有好处，可活跃思维、减缓孤独！窦豆很爽快地表示了同意。我拿起一支烟，送到先生手上，拿起打火机给他点烟，但他手夹香烟时有点哆嗦，王师兄赶紧把烟放到自己嘴上，点燃火后吸了几口，再放到先生嘴上。他吸得很香，我也抽了一根，师徒三人腾云驾雾起来。看着抽烟时的先生，似乎很是健康，我心里默想，也许抽抽烟对先生的病很有好处！那晚我们聊得很欢畅，虽然先生只是听众。

暮年初心

张先生身体向来可以，虽有点小毛病，但没有大病，他的健康出现根本性逆转是在2015年9月。一天晚上，睡梦中的师母被先生从没有过的尖叫声惊醒，更反常的是，先生对于师母的关心似乎一无所知，答非所问，于是家人将先生紧急送到附近的二炮总医院。经过检查，确认先生的脑部有良性瘤，医生建议保守治疗，经过短暂的治疗，先生回家疗养。国庆节期间我去看望他时，他的病情已经得到控制，但面容比较过去清癯了一些。说及身体状况时，老人家有点自怨 ，说现在记忆力不大好，有些事记不起来了 ，写不了多少字头就晕。我说道，您就不用写了，您写的东西够多的了，我们这些弟子再怎么努力，也赶不上您的水平。学术界开会，您去随便讲讲大家都会很高兴。我们学生辈，只要看到您健健康康，您一句话不讲，我们都会很高兴。再伟大的学问家，哪有七老八十的还写东西？先生不以为然，有点伤感地说，有的比我大多了还在写。我笑着说，先生，还有比您年轻多的早就不写了、写不出来了。其实，我知道我这些安慰先生的话是多余的，因为先生是一个很通达开明的人，不会跟现实死磕。否则，他就不会听从医生和家人的安排，每天抽空玩玩一种活动手腕、益智健脑的类似 手工填充似的游戏了（我忘了叫什么了，放在先生的办公桌上）。要是搁在以前，以我对先生的了解，他是不会玩这种小儿科游戏的。

先生的不甘心乃在于其对于中共党史学科发展的一以贯之的强烈责任心和使命感。1998年10月，我在陪他赴外地的旅途中，一路听先生畅谈，其中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对于党史学科发展的历史回顾、现实忧虑、未来展望。我记得他想推动党史界设立专门的奖项，表彰那些为党史学科发展做出贡献的一些老专家，比如对于全国党史专业学科会议作出了贡献的人（我记得这个方面，他提到了山东的徐树绩、浙江的王学启教授），等等（其他的一些人、事我记不准确了，就不敢乱写了）。他说，党史学科必须要形成一个科学完善的体系，要有基础理论、中介理论、史学史。这些现在有了基本雏形，但还不够，需要深入（大意）。2002年春的一天晚上七点左右吧，我办完事经过师大附近，突然想去先生家坐坐，于是在没有跟先生联系的情况下，直接跑到先生家去了。一进门，发现客厅里面有韩钢、张树军、张占斌、蒋建农四个人，我赶紧说，先生我是路过这儿，顺便看看您，没想到您有事，我走吧。先生说，正好，你坐下来听听吧。原来，先生把这四位当时党史届的俊杰找过来是商量如何推动党史学发展问题，一些具体的内容我记不起来了，但是大的方面我清晰地记得。先生说，我都七十岁了，也不想管那么多了，但是搞了一辈子党史，还得搞。早就想找你们四个人来，商量一些办法、措施，推动党史研究。先生谈了很多的思路、办法，鼓励他们几人多搞研究。我现在记得确切的是他所谈论的一些研究选题和研究方法基本属于社会史领域，他还具体指出了民国时期某某人的思想过去一直没空研究，去年有空把过去的资料系统看了一遍，写成了一篇文章。他还提出了一个研究计划，说退休了可以研究一些自己喜欢的问题，一个月写一篇总可以吧。蒋建农开玩笑说，您是名家，写出来了能发表，我们要是写这么多，尤其是那样的题目（指前面那篇与党史没有直接关联的社会史领域微观问题的文章）都没人给我们发表。那一次谈话给我印象很深刻，先生早就是蜚声海内外的大专家，又是年届七十的人了，还想研究那么多的问题，实在令我汗颜！先生是把学术研究看作自己的最大爱好，他的研究没有功利之心。

一直到晚年，先生始终不改从年轻时候确立的学术研究的志向，醉心学术研究、培育人才。 所以，不能搞研究、不能写文章，对他来说是多大的打击！我深知虽然先生会用坚强的毅力去克服因为身体的原因不能写作而带来的痛苦，但他内心的寂寞与孤独是肯定不能排除的。所以，我们这些当学生的都增加了去看望他的频率，包括京外的学生，只为一个目的——尽量减少他的苦闷，有益他的健康。但是，没有想到，仅仅11个月，他就走了！

恬淡生活，仗义疏财，奖学助学

先生是个幸福的人。他有个幸福圆满的家——师母贤惠、善良、有涵养；两个女儿、女婿不仅事业有成，而且孝顺有加（小女婿窦大哥常年与先生生活在一起，对于先生恭敬、亲爱之情，令人钦佩）；尤其小孙女窦豆聪明、懂事、知理、孝顺，平和善良中还渗透了智慧和主见，真是我所见到的90后精品女孩。

但是，就物质生活而言，先生是简朴到了极点。从没看见他穿什么高档的西服（因为不习惯西服、领带，他曾主动放弃参加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一场重大活动，因为这场活动要求与会者必须着西装领带。他宁愿呆在房间看电视转播），秋冬春基本是一袭深色的夹克，夏天基本是短裤短袖。从1996年一直到去世，他一直住在一个拥挤的小区的单元房中，虽然这所房子在1990年代还是比较宽敞的，但进入21世纪后，其简陋程度日益明显了。但先生和师母从没有想过要装修，更不用说搬走了。吃的方面嘛，虽然先生不是苦行僧，很强调人性化，但可能是生活习惯、工作习惯的原因，自我认识先生的20年时间，没有感觉到他对于美味佳肴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也没有发现他因为没有吃好而抱怨过。好像他对于北京杂酱面情有独钟。先生似乎也没有戴哪种名表。其实，先生家不算富裕，但过日子的钱还是有的。先生曾说过，他家1979年时有存款10000元（其中5000元是其岳父的遗产）。他如果要在吃喝穿用上讲究一些，经济条件还是承担的了的。先生的志趣不在这个方面。

但在帮助人上面，尤其是支持党史研究方面，先生倒是非常大方。自1987年开启党史学科点研究生和导师会议制度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先生不时自己掏钱贴补会议费用，据说头几年常常是5000左右（这在1990年代前后，对于工薪阶层来说绝对是笔巨款）。我亲自经历过一件事，可以证明先生在这方面的支持。1993年的党史、革命史专业研究生会议在西部一大城市召开，照完合影照后，承办方主持人宣布合影洗照片费用共250元，每人需要交2.5元才能领取照片。这个决定承办方肯定事先没有跟先生讲，与会者事先也不知道，先生听后当场跟主持人说，这钱你们不用收了，我交了。主持人听了居然也没有任何谦让。事后我得知，承办方真的收了先生交的250元。我说这件事情，不是数落承办方的不是，其实承办方当时肯定没有经费来源，当时的高校非常穷，一般老师工资每月也就300左右。在这种情况下，要找到合适的承办单位是很不容易的。先生所为何为？不就是希望通过会议促进党史学界的学术交流、提高学术水准吗？那个时候，一向清高的张先生为了办好这个系列会议，不惜四处联络，常常为了不让承办方因为经费限制而为难，不惜自己慷慨解囊。

张先生在学术上、在公事上对人很严格，但是在对待个人关系上，很讲哥们义气。凡跟他有交情的朋友，只要有困难，他一定设法相助。老朋友生病缺钱，他自己资助，甚至张罗筹款；朋友故去，他设法关心其家属。2000年前后，一校内同事已经退休，遇到单位分福利房，向张先生借款数万，他明知其还款能力有限，还是借给他了，也没有任何借据。2003年，此人因为突发病情而故去，先生根本没有跟他亲属提起。因为此人还借了其他同事的钱，大家议论起来，先生才无意中提起。有人建议先生跟其家属说一下，先生说，人都死了，还要啥？再说了，他孩子要是有钱，还需要跟别人借？又没有借据，算了。先生的一个学生不幸英年得了重病，先生不仅捐款数万予以襄助治疗，在其去世后还给其孩子资助数万出版作文集（孩子有文学天赋），经常给孩子以精神鼓励。

先生在2002年就捐款10几万设立了党史界第一个奖励基金，在当时，这笔钱是可以在北京现在的五环边买个50平米房子的，搁到现在至少值个150万。可先生当时家里的陈设几乎都是普通的家具，没有红木，没有背投，没有真皮沙发。

张先生不是一个不要物质待遇、不需物质报酬的人，他在1990年代初就对我们这些穷学生说过，知识分子要有点钱，饭桌上可以多加几个菜、碗里多加几块肉，对做学问有好处。但是，先生不唯钱，尤其是在吃穿住行的基本条件具备之后。张先生没有视金钱如粪土，但绝没有视金钱如财富。在先生的眼里， 金钱是为来做人做事做学问的！当然，先生的慷慨助人、助学，没有师母、没有子女的真心支持，恐怕也不容易做到。我从来没有听到师母和先生其他的家人对此有过不满，从来就没有听到过，给我的感觉是他全家人都非常支持先生的这些善举。这也可以说是一种家风的体现吧！

先生走了，作为学生自然是悲痛的。自此，每当遇到人生和学问的困惑，再也没有机会向先生加以讨教的的机会了。先生是在安详的状态中静悄悄地走的，这一点倒也让家人和学生有了一丝丝的安慰——先生是善终的！没有痛苦地走了，不仅让自己轻松更没给别人添加负担地走了——这正如他一生的风格，不愿麻烦别人，不要勉强自己 ！

最后 我想用一句对联表达我对先生一生价值的一点浅显的认知——

有文选五卷，文章半千，宏著数十，立言立功 ， 精神不死；

育硕博百十，访学几十，人才万千，立德立业， 学脉长存。

大师风范！ 

（作者：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