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十三五”的中国服务业：前景展望与战略思路

现代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现代产业体系的重要内容，发达的服务业是推进结构转型升级，为经济中高速增长提供重要的动力和支撑，也是我们国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保障。

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三个五年规划建议稿》对现代服务业的发展问题非常重视，第一次提出了开展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行动，还提出要放宽市场准入，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推动生产型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生活型服务业性精细和高品质转变，推动制造业由生产型向生产服务型转变，这些意见为我们国家“十三五”时期加快服务业转型发展，开创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新格局指明了方向和思路，是“十三五”时期我们国家发展现代服务业的行动纲领和指南。

对“十二五”时期服务业发展的基本格局做一个概括。

第一个判断，我们国家的服务业已经占据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

2011--2015年是“十二五”规划期，2012年对服务业来讲是一个重要的拐点，就在这一年服务业在GDP的占比第一次超过了二产，之后服务业在GDP的份额不断提升，甚至有些年份还加速提升，跟二产的差距越拉越大。比如到了2015年服务业的占比达到了50.5%，名副其实的半壁江山。服务业的增长速度也明显高于二产和GDP的增长速度，比如2015年二产的增加值是27.4万亿人民币，增速只有6.0%，三产的增加值34.2万亿元，增速达到了8.3%，国内生产总值是67.67万亿元，增速是6.9%。从这一组数据的对比来看，服务业的增速是最快的。

服务业在国民经济比重的提升速度也非常快，在“十一五”期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的提高只有将近4个百分点，但是在“十二五”期间提高了6.2个百分点，从2011年的44.3%提高到2015年的50.5%，可见服务业基本上可以概括为一个加速上升的态势。

二产，也就是我们习惯讲的工业，在整个GDP的占比下降了将近6个百分点，从2011年的46.1%，下降到2015年的40.5%。农业基本稳定，从2011年的9.5%下降到2015年的9.0%，变化不大。

第二个判断，劳动就业更能精确的、客观的反映服务业发展的地位和在国民经济的格局。

因为服务业增加值有一个价格的换算问题，有时候比较起来比较困难，但劳动就业一个实实在在的数据，用它来反映服务业在国民经济的地位用得更多。从吸纳劳动就业的能力来讲，服务业已经是第一大劳动就业的部门。比如在2011年的时候，服务业的劳动就业还是略高于当首的农业，一个是35.7%，一个是34.8%，但这之后，服务业的劳动就业占比不断的提升，比如到了2015年就上升到42%左右，

我们都知道在整个“十二五”时期，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不断下移的趋势，经济增长是劳动就业最重要的依托。但为什么在经济增长下行的大背景下，我们在“十二五”期间劳动就业依然解决的比较好，城镇登记失业率反而不断的下降，劳动就业率没有遇到特别大的困难，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劳动就业的结构发生了变化，过去依托农业和工业为主，现在依托服务业为主，服务业的就业弹性系数高，服务业每增长一个百分点，解决的劳动结业人数要比工业多100万。所以服务业这几年增长快，解决劳动就业的能力自然也就强，所以这是在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下行的背景下劳动就业依然能够较好的解决一个根本的原因。大家都知道，就业是最大的民生，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促增长也好，保民生也好，发展服务业、解决劳动就业是重中之重。

第三个判断，固定资产投资。

过去有一个习惯性的偏见，觉得服务业是轻资产，在固定资产投资当中，它应该份额比较小，作用不大，但是我们只要回过头来看看统计局各年度的统计公报和统计年鉴你就会发现，在十年前左右，中国的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的规模已经超过了二产，增长的速度也快于二产和全社会固定资产平均的增长速度。比如2011到2015年期间，服务业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入的年均增长速度是17.6%，比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年均增长速度高0.5个百分点，比工业高1.6个百分点，而且两者的差距越来越大，反映了我们国家固定资产投资偏好也有向服务业倾斜的趋势。

举一组数据，2011年，一产、二产、三产，固定资产投资的权重是2.81%、42.53%和54.66%，到了2015年这个权重分别为3.61%、40.67%、55.72%，三产在整个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权重上升了1.1个百分点。

第四个判断，利用外资来判断服务业在对外开放中的凸现地位。

2014年对我们国家利用外资来讲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一年，这一年我们国家实际外商投资的规模超越了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FDI，也就是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国。2015年利用外资的增长速度相对缓慢下来，同比增增长6.4%，规模是1263亿美元，再创新高。我们不仅仅要看到利用外资的速度和规模的变化，更要看到利用外资的结构性变化。这个结构性变化标志性的年份是2011年，服务业利用外资首次超过了二产。

我们可以从这组表看出来，2011年实际利用外资的规模是1160亿美元，制造业521亿美元，服务业582.51美元，它们的占比分别为44.9%、50.2%，这是服务业利用外资首次超过二产，之后两者的差距越拉越大。比如制造业利用外资的权重分别下降为43.70%、38.70%、33.40%、31.40%，这是2012--2015年。2012--2015年服务业利用外资的权重急速的提高，比如从51.2%到52.3%，再到55.4%，再到去年底的61.1%。可以讲，服务业利用外资已经成为当前对外开放的最大亮点，换句话说，也是外国资本或者境外资本进入中国市场最大的偏好。

大家都知道，从过去八九十年代，外资进入中国主要是中低端的制造业，后来有部分的较高端的制造业，随着国内商务成本，包括劳动力、土地在不断的提升，原来进入中国制造业领域的境外资本部分的回流到发达国家，但更多的转移到一些发展中的国家，比如南美、东南亚、印度等等，但是，境外资本对中国的服务业市场特别看好，所以权重现在都到了62%左右，这很显然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一点。

除了境外资本对服务业市场的看好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随着信息技术的发达，以及随着中国自贸区的设立和范围的扩大，自贸区里面利用的境外资本主要以服务业为主，客观上为服务业进入中国适当创造了一个新的环境和条件。

第五个判断，用服务贸易来判断另外一个对外开放的表现。

2011年以来，我们国家服务贸易是快速发展，在整个对外贸易的比重持续的攀升，规模也在不断的扩大，增速也比较快。比如2011、2012、2013、2014、2015，服务贸易占全部对外贸易的比重分别是4.3%、4.8%、11.5%、12.3%、15.4%，每一年基本上提高1个百分点。

规模也持续的攀升，比如2010年不到4000亿美元，大概3700亿美元，服务业的进出口，但到了2015年，服务业的进出口，或者说服务贸易的总规模就达到了7130亿美元，这五年期间的平均增长速度超过了10%，比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要稍快一点。更可喜的是结构性的变化，我们服务业不管引进来还是走出去，过去都觉得是旅游、运输、对外劳务工程承包，这样价值链低端的领域和环节，但在今天，我们服务贸易无论是进口还是出口，都出现了知识密集度含量比较高，资本和技术双密集，资源消耗少，这样的特点。这样的结构优化，极大的促进了服务贸易升级，改善了我们国家的贸易结构，转变了粗放型的贸易方式，所以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

特别是通过服务贸易，比如高技术服务贸易知识产权、版权交易，这些高技的服务业的元素不断的切入到制造、生产环节当中，也带动了生产和制造业的升级，攀升全球价值链的高端。

第六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在“十二五”期间就是“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渗透与运用在不断的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催生出许许多多的新业态、新模式、新领域。

比如2015年，在“互联网+”的推动下，服务业的规模、结构、质量和效益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015年是30万亿，扣除价格因素比上一年增长了10.6%，但是零售的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就是网上零售，增长非常迅猛。比如网上零售达到了38773亿元，增长速度33.3%，比我们全社会的消费品零售总额10.6%的增速大得多，所以这股力量的崛起是值得关注的。

不仅在生活型服务业通过“互联网+”改变了我们的商业业态，更重要的是对我们生产的影响，对生产型服务业的影响更加值得关注。比如阿里云打造的公共开放的云计算服务平台，为企业、政府和其他的用户提供了高性能、低成本、安全稳定的服务。互联网与服务业各领域的融合，促进了服务业的社会化分工重组，比如催生出网络购物、网络游戏、在线租车等大批新兴行业和新型业态。我们的娱乐业、金融业、交通业、旅游业、医疗卫生业、教育行业都被“互联网+”以后，无论是生产效率，还是生活效率，还是生活和和生产的便利度都得到了极大的改善，所以我们要关注“互联网+”定法新服务、新业态、新模式、新领域。

这个报告的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十三五”时期我们国家服务业发展的前景展望。

我做了如下的几个判断，这些判断在我们的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和基于“十二五”时期，甚至更长的时间序列推算出来的。

第一个判断，服务业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动力。

我们做了一个预测，2016年GDP可能会达到73万亿人民币。在73万亿人民币当中很有可能出现的是这样的一个结构，8.0%、40.5%、51.5%，也就是一、二、三产在整个73万亿里面的权重。到2017年，GDP总量可能会突破78.8万亿元人民币，一、二、三支产业的权重有可能是7.4%、39.6%、53.0%。2018年GDP可能达到84.6万亿，三支产业的权重可能是6.9%、38.3%、54.8%。2019年GDP的规模可能会达到90.7万亿，三支产业的权重有可能是6.5%、36.8%、56.7%。到2020年，也就是“十三五”末，GDP的总规模有可能突破96万亿，三支产业的权重有可能是6.1%、35.51%、58.8%，服务业可能提高8.3个百分点，跟“十二五”末比起来，二产有可能下降4.4个百分点，从40.5%下降到35.51%，农业下降到6.1%的权重。

可以想象，按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再翻一番的目标，权威部门做过测算，在“十三五”期间年均增长速度大约保持在6.6%左右才能完成这样的目标，大家知道，农业不可能实现6.6%的年均增长速度，工业去年年均增长速度是6%，GDP达到6.6%，在一二产很难达到6.6%的情况下，必然要有一个高于，甚至较多的高于6.6的增长速度，我们只能寄希望于服务业，特别是以知识密集度为特色的现代服务业成为我们未来再翻一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非常重要的支撑。

第二个判断，服务业完全将成为我们劳动就业的主渠道。

我们做了这样的预测，2016年全社会就业人数大概是7.7亿，在7.7亿总就业人数当中，三产的劳动就业有可能突破3.36亿。2017年就业人数可能达到7.83亿，三产的劳动就业人数可能会达到3.47亿。2018年劳动就业的人数有可能达到7.87亿，三产有可能接近3.6亿劳动再就业。2019年劳动就业的总人数会突破8亿，三产有可能达到3.72亿。2020年“十三五”末，劳动就业的人数可能达到8.1亿，三产的劳动就业可能达到3.85亿。

我们把它换算成权重，从2016—2020年，三产劳动就业的权重，2016年可能是26.91%，29.40%，43.69%。到了2020年，劳动就业的权重分别可能是23.65%、28.46%和47.70%，这是我们从帐面上算。

但考虑到服务业的劳动就业带有一定的隐蔽性，往往被低估了，比如在农村的，很多做农村电商，农产品流通，做乡村旅游，做农家乐，我们很有可能把它统计在劳动就业当中的农村劳动就业，算一产的劳动就业。但实际上，他作为一产的劳动者但是在从事三产性质的工作。我们假设对半开，把这部分50%当做是成为三产的劳动者，我们今天的服务业劳动就业就已经不是定格在我们预测的42.16%，应该是50%左右。所以劳动就业实际上这个指标也已经是半壁江山。如果把隐性就业的因素考虑进，到2020年，我们的劳动就业在三产当中的比重有可能突破57%。

第三个预测，是固定资产。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服务业将成为我们固定资产投资的主战场。

2016--2020年，我们做了一个估算，我们还是以权重来表达一、二、三产的固定资产投资的基本情况。2016年权重是4.03%、40.58%、55.39%。从2017--2020年，服务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基本上在55%到54.19%之间徘徊，也就是劳动就业相对GDP的份额，固定资产投资在一、二、三产是比较稳定的常态化相对固定的一组数据。

第四个判断，服务业一定是对外快放的主方向。

我们用一组表来反映2016--2020年中国服务贸易的出口、进口、进出口，及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各变量的预测值，以及1983--2015年各变量的实际值。我们预测的结果是这样的。

2016年中国的服务贸易总规模有可能突破7500亿美元，2020年有可能突破1.1万亿美元。在“十三五”期间的年均增长速度大概是11%，这是关于服务贸易。

接下来我们对比一下1983年-2015年实际的年均增速达到了17.65%。很显然，尽管我们服务贸易一直保持中高速的增长，但是在整个全球经济相对萎缩的大背景下，我们的服务贸易增长速度在“十三五”期间也很有可能缓慢的降下来，比如从我刚才讲的17.65%降到11.02%。

再接下来看利用外资，利用外资2016年我们预测的结果是737亿美元，到2020年预测的数字是872亿美元，这个增长速度比较慢，在这五年期间平均增速只有4.56%，比1982--2015年实际发生的年均FDI，也就是服务业利用外资的增长速度那时候达到10.68%，很显然下了一个较大的台阶。

现在国际资本的流动应该说从全世界来看都进入了缓慢增长期，所以中国也不例外，所以在这个大背景下，服务业利用外资的权重肯定会不断的提高，但是它的增长速度会有一定幅度，甚至较大幅度的下降，也是可以预见得到的

关于一、二、三产实际利用外资的权重预测，我们做了一下换算。服务业利用外资2016年可能会突破66.5%，到2020年可能会突破68.6%，在利用外资的领域，服务经济时代的判断，完全是立得住脚的。

接下来，要做一个基本的判断，中国到底处在一个什么样的阶段，我们从经济结构和经济形态角度来分析。

首先对中国经济的整体判断非常艰难的，道理很简单，中国的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发展阶段差异都比较大。比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可以讲进入了或者接近了后工业社会，但贵州、云南可能还在工业化中前期，甚至局部地区还在农业经济时代。所以做一个简单的、直白的判断，我觉得有点难度，我们只能做出一个大概的、平均的、概括性的预判。我们的预判是这样的，根据对服务经济时代的划分，也就是两个50%，服务增加值占GDP 50%，服务业劳动就业占全部劳动就业的50%，中国应该是非常临近、接近服务经济时代。我个人的判断，中国正处在迈向服务经济时代的窗口期，或者是临门一脚，国民经济服务化的格局、步伐离我们是越来越临近了。

推进我国服务业发展的战略思维。从五个方面来做一个介绍。

第一，要激励服务创新。服务创新实际上就包括两个方内容。

1、制度创新，包括人才的创新，金融政策的创新，土地使用制度的创新，都非常重要。服务业一个高成长型，也是一个高风险性的领域，创新有成功者，但更多的是失败者，所以对服务企业的创新，我们要有一种包容、失败的心态，要有一种容忍它草根成长的心态。

2、技术创新，我们过去是讲“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怎样来引领我们的新服务、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我觉得未来除了“互联网+”以外，更要重视“人工智能+”对我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对服务业的各个领域这种影响和渗透，我们要密切关注由技术进步、商业模式引发的新经济对我们生产和生活的影响。

第二，要推动跨界融合。

大家都知道，在当今世界，产业之间的边界、界限已经越来越模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了。现在很多发达国家都提出了要大力发展六支产业，什么是六支产业。就是我们理解的“1+2+3=6”，也就是一二三产业联动、融合、发展，来创造出许多新领域、新业态的新经济形势。跨界融合两个方面是特别值得关注的。

1、“1+3”，也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如何在农村的土壤上做好三产这片大文章，如何来培育好农业产业化服务体系，对我们这样的农业大国提高农业集约化、安全性和生产率是非常重要的。农业现代化它功夫在诗外，不是简单的做种植业，更重要的是在种植业的两端，产前、产后发力，这两端基本上都属于农业产业化服务体系的内容，所以我们要特别予以关注。

2、“2+3”，就是要推动工业和服务业的深度融合，特别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黏合。核心问题又是两个：一是推动制造服务化，二是推动服务型制造。

第三，要引导空间集聚。

过去我们发展工业有一条很重要的经验，就是做工业园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来培育某一个服务业集聚区，或者培育经济集聚区，培育经济增长极，带来了中国二三十年的较高速的增长。这个经验对于服务业的跨越发展同样也是值得借鉴的。服务业的发展有集聚的要求，也有依托社区和居民便利网格化布局的要求。但就生产性服务业而言，走集聚化园区发展的道路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选择。当然我们也吸取过去办工业园区的教训，这个最主要的教训，就是不要做政府主导的拿揽配，人为的迁强附会的去搞园区，更应该较多的发挥市场自主自发的力量，只要彼此之间互相关联，有共同的利益诉求，能够互相补充，取长补短，市场的力量会把各服务要素资源相对集聚在某一个特定的空间，这种现象已经发生了许多，有很多成功的案例。

政府的责任不是拿揽配，而是打平台、优环境、聚人才。比如在这样的园区，我做一些包括研发设计、试验验证等公共技术支撑平台，做一些咨询、评估、交易、成果转化、资产托管、投融资等运营性服务平台，做一些集交易、物流、支付于一体的综合电子商务服务平台，以降低制造业集群的交易成本和优化投资环境。

第四，培育市场主体。

要实现服务业跨越发展，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和政府更加科学、更有利的宏观调控作用都非常重要，但归根到底服务业的发展只靠一个强大的、健全的、充满着生机和活力的市场主体去运行、去实现，而不是重复走过去依靠政府投资，政府输血的模式来发展服务业，对于局部地区、局部企业也许是有用的、可行的，但对于整个地区，整个国家来讲，你完全依靠政府输血、政府投资的方式，把服务业带起来、强起来，充满着竞争力和活力，那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把市场主体的培育要放到重中之重。

要培育市场主体，我觉得应该要推动优势服务企业的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兼并重组，要打造跨界融合的产业集团和产业联盟，培育若干有特点、有品牌、有控制力的服务业龙头企业和企业集团。

第五，坚持双向开放。

开放不是在政策上的优惠，而是要在体制上的重构与创新，政策上的优惠可能解决局部短期的问题，但只有体制机制的创新才能解决中长期的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所以服务业开放的问题，首先要回答的是我们要构建起一个什么样的开放体制，我觉得打破管制，打破垄断，推动服务和贸易的便利化，实现互联互通，这是最基础性的工作，也是最重要的制度创新。

应该借鉴国际经验，就是在对外开放当中的管理模式，最好是使用准入前的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模式，比如在金融、教育、文化、医疗、体育这些领域的对外开放，我们完全可以实现准入前的国民待遇以及加负面清单，基本上能把它管住管好。

要同等的对待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我们现在对对内开放很重视，但是在一个国家的内部，彼此的封锁，彼此的要素流动，有这样和那样的障碍现象依然很严重，所以如何实现在一个国家不同的地区、不同的行政区划之间要素自由畅通无阻的流动，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制度安排，也是非常紧迫的一个制度创新，这一点也应该给予特别的关注。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