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余莉：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编者按：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进文化体制机制创新，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高文化开放水平等重要举措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诸多亮点。当前，我们应如何充分认识中华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如何把握文化体制改革的关键问题，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带着这些人们关心问题，理论网记者专访了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刘余莉。

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记者：《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坚持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市场运作、社会参与，扩大对外文化交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您怎么看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

刘余莉：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历久弥新，孕育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使中华民族虽历经沧桑，但百折不挠，至今仍屹立于世界东方。因而深受世界各国思想家和政治家，乃至科学家、企业家们的推崇。

20世纪70年代，英国著名的历史哲学家汤因比先生与日本著名的思想家池田大作先生在《展望21世纪》的对话录中就曾深刻指出：“能够真正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的，只有中国的传统文化。”无独有偶，1988年，一批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在巴黎开会，面对世界性的道德危机、生态危机、恐怖主义，提出了共同呼吁：“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2500年前汲取孔夫子的智慧。”

在日本，被誉为“日本近代经济的最高指导者”、“日本企业之父”和“日本金融之王”的企业家涩泽荣一“一手执论语，一手执算盘”，开创了日本儒家式经营之风，则为儒家文化在现代的复兴作出了活生生的有力见证。而被誉为“经营之圣”的稻盛和夫，之所以在短短的70多天拯救了濒临破产的日航，并创下了两个世界500强的企业，也就是把孟子上的一句话“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运用到企业管理之中，实现了高于“不能欺”和“不敢欺”的“不忍欺”的管理境界。所以，当他接受中央电视台的采访时说：“孔子、孟子这些圣贤人的教诲，很多人认为在现代已经过时了，但是实践证明，越是在困难的时刻，这些圣贤人的话越管用，正是因为在年轻时我读了这些圣贤人的著作，所以才成就了今天的我!”

正是因为中华文化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当代，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中，都为世界著名人士所理解、认可并践行，所以，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道路应当说是畅通的。特别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世界各国与中国的交流日趋频繁，世界了解中华文化的愿望也更加迫切。所以，可以预见，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前景必然远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提出，坚持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市场运作、社会参与，扩大对外文化交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显然是顺应了时代要求所做出的正确抉择，同时也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指明了方向。

记者：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您认为有哪些具体可行的路径呢?

刘余莉：我认为途径有两条：一种途径是我们主动送出去，在这方面的途径有很多，例如：在世界各国建立或支持建立“孔子学院”或“汉学院”，以此为媒介传播汉语和中华文化;把中华文化经典翻译成外语;建立一些多语种的传播中华文化的网站;拍摄一些诸如《花木兰》这样体现中华传统美德、蕴含中华文化元素的影视作品;使富有中华文化特色的中国功夫、地方戏剧、民族歌舞音乐、民族文艺表演走出国门;以及加强与国外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文化或学术交流等等。这些都是推动文化走出去的重要形式。但是，这些并不是使外国人真正认可并希望深入学习中华文化的关键所在。

另外一种途径是外国人主动来学习，再把中华文化带回去，这是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根本。《大学》上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古人认为：“汤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诸侯”，原因是他们以德义治国，把国家治理得井然有序，令人羡慕，都愿意向他学习。例如，在周文王还是在做诸侯时，有虞、芮两国的国君因为田畔产生争执，去向周文王请求裁断，结果他们一进入周文王治理的国境，看到全国上下无不谦让，两国的国君看到以后，惭愧得不好意思再争执了。天下人听到这件事后，归附周的有四十多个诸侯国。这些诸侯国臣服于周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为周的治理所折服。因而愿意主动向周学习以德义为核心的文化。

从历史上看，中华文化之所以能够对邻邦乃至世界各国产生深远影响，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外国人来中国参观考察后，看到中国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彬彬有礼，人伦关系非常和谐，社会安定，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因而非常羡慕，所以把中国誉为“华夏之族”、“礼义之邦”，把中国当时的皇帝尊称为“天可汗”，即天下公认的领导者。他们是心甘情愿地愿意来学习，接受中国人的领导。所以中华文化推崇的是“王天下”而不是美国所奉行的“霸天下”的传统。美国四处充当世界警察、干涉别国内政的结果，导致的是“恐怖主义”的打击报复。而中国人自童蒙教育时期，就明白“势服人，心不然;理服人，方无言”的道理。所以，中国即使在最强盛的时期，也没有像美国那样搞霸权主义。例如，明朝郑和下西洋，率领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舰队，经过了众多国家和地区，但是每到一地，郑和带给当地人们的是茶叶、丝绸、陶瓷和先进的造船术和造纸术，并没有侵占别的国家一尺一寸的土地，所以直至今日，郑和仍然受到东南亚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崇敬和纪念。

在2004年，安徽省汤池镇成立了“庐江中华文化教育中心”，也致力于通过弘扬中华文化来建设和谐汤池，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就取得了显著效果。2006年10月，汤池镇“庐江文化教育中心”应邀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巴黎总部，结合汤池镇构建“和谐社会示范镇”的活动，汇报了他们在传统文化教学过程中的经验和成效，结果受到了来自192个国家驻法使节、专家学者的共同关注和一致好评。因为汤池构建“和谐社会示范镇”的经验，为世界各国展示了中华文化历久弥新的价值和魅力，也为他们提供了一个通过道德教育改善社会风气的成功案例。同时，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为主要内容的中华传统文化，也让那些致力于解决世界冲突、恢复世界和平、构建和谐世界的人们看到了希望和曙光，因此他们非常积极主动地要来学习。

总结历史和当代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成功经验，要想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走出去”，最重要的是中国人要树立起高度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首先把自己的国家治理好，在经济发展、国家富强的同时，大力弘扬中华文化，推动道德教育，重塑礼义之邦。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曲阜后的讲话中所强调的：“只要中华民族一代接着一代追求美好崇高的道德境界，我们的民族就永远充满希望。”一个充满希望、生机、祥和之气的民族自然会引来众多的目光，吸引世界各国的人们前来学习她的文化，并把这样一种追求和谐、爱好和平的文化带回自己的国家。这种意义上的“中华文化走出去”才真正能够影响世界，具有持久的生命力，体现中华文化的软实力。

记者：《决定》鼓励社会组织、中资机构等参与孔子学院和海外文化中心建设，承担人文交流项目。这对提高文化开放水平有哪些促进作用?

刘余莉：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曲阜后的讲话中强调：“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而要推动中华文化的兴盛和发展繁荣，必须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特别是社会组织和民间力量，使他们积极投身于对外文化交流的事业中。

在实践中，我们看到，社会组织和民间文化团体在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对外文化交流中产生了积极影响。近几年我参加的全国各省市举办的中华传统文化公益论坛，包括到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斯里兰卡、中国香港等地宣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论坛和交流，大都是由社会组织和民间团体发起，由地方政府积极配合而举办成功的。

《决定》鼓励社会组织、中资机构等参与孔子学院和海外文化中心建设，承担人文交流项目，正是看到了社会组织、中资机构在对外文化交流中举足轻重的作用，也必将扩大对外文化交流的范围，并推动对外文化交流向纵深方向发展，使得我国的对外文化交流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都能有所突破。

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

记者：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您一直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和传播，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有何当代价值?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有何重要意义?

刘余莉：学习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可以概括为安身立命、经世致用两个方面。所谓的安身立命，就是习总书记说强调的"人无德不立"。传统文化教导我们修养自己的身心而达到身心和谐，做到 “君子坦荡荡”。所以培养坦荡荡的心胸开阔、仁民爱物的君子就成为实现社会和谐、天人和谐的基础。因此，儒家的经典《大学》提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次序，强调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认为每个社会成员的身心和谐才是家庭和谐、社会和谐的基础。

在身心和谐的基础上，才能达到人际关系的和谐。孟子提出，要实现和谐的人伦关系必须遵循“五伦”大道，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父子之道应当循着自然亲情的方向发展，因此儒家提出了“父慈子孝”的道德要求;君臣(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以“义”相处，因而提出了“君仁臣忠”的道德要求，意思是说只有领导者对被领导者有仁爱之心，被领导者才会尽心尽力地完成领导者交待的任务;“夫妇有别”是指夫妻对于家庭的职责有区别，即丈夫主要负责家庭的经济收入，而妻子主要承担着教育子女的职责，因而提出了“夫义妇德”的道德要求;“长幼有序”是指一家兄弟姐妹的出生有一个自然的次序，根据这种次序而提出了“兄友弟恭”的要求;“朋友有信”讲的是人在社会上与平等的主体相交往时，应当以诚信相交。只有把这五种伦理关系处理好了，这个社会的人伦秩序才可能是井然有序的，才不会出现当今社会所出现的父子相残、兄弟相争、夫妻同床异梦、朋友无信等人伦关系的紊乱。

在经世致用方面，用习总书记的话总结就是“国无德不兴”。中华文化特别强调政令和谐。例如孔子很早就提出了“苛政猛于虎”的论点，孟子更是提出了“仁政”、“王道”的理念，要求国家政令必须与天道、人道和历史文化传统相符合。

此外，中华文化还特别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这是建立在“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的宇宙观的基础上。中国很早就认为，人是大自然运行的一分子，人应当顺应宇宙发展变化的规律和秩序。这集中表现在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中：天(大自然)的运动有一定的规律性，人的活动也应有一定的规律性，必须在不违背客观规律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去争取最好的结果，以保持人与大自然的协调一致、和谐统一。只有顺应以和谐为特征的宇宙秩序和发展规律，保护大自然和生态环境，才会减少或避免天灾人祸，最终有益于人类自身。反之，必将受到大自然的惩罚，如天灾频发、瘟疫流行等。因此，在关于天、人关系的思想中，强调的是“无逆天数”、“必顺其时”，即人事要依自然的变化而行;讲究“天时地利人和”，“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因人成事，因地制宜，因势利导，顺应自然，师法自然，取乎自然，与自然相通相依，协调一致，和谐共处，要求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我们都是一个生命有机体的一部分的生态学思想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产生了深深的影响，因此自然界从来都没有被认为是应该被人类征服、掌握、使用和控制的对象。例如，中国传统建筑的最高审美标准就是“巧夺天工”。这就是历史上的建筑(比如颐和园或苏州园林)建造得恰到好处并与周围环境相协调的原因，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2000年前修建的水渠和堤坝至今仍在造福当地人民和当地环境时并不感到特别惊讶。正是因为这种对待自然的态度，中国人才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都一直享有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这些思想对于解决当代的生态危机和环境问题、让人类重新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改变对自然界的态度，无疑具有重要启示。

在协和万邦方面，中国传统道德的核心价值观是仁爱。对仁德的培养建立在对父母的孝与兄弟的友悌的基础之上，并把这种爱推及到对社会大众的身上去，因此仁爱之心向上提升，就是“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互爱，而互爱向上提升就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互助，而互爱互助再向上提升就是“大同世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和谐世界。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在历史上经过几次民族大融合，成为一个多民族、多文化、多宗教共存共荣、团结一体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即使在当今世界，也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像历史上的中国那样，把如此复杂的民族关系、宗教关系处理得如此之好。而这种境界的背后是“和而不同”的哲学理念，它使得中华文化具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心量，从而积极促进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这与当今世界上的一些强权国家打着维护世界和平、为人民争取民主自由的旗号，四处推销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甚至人权和法制模式，完全不考虑其它国家的国情和历史文化，完全不懂得尊重别国的思维方式和人民意愿，只想以自己一元文化、一极格局来强加别国、统治世界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正是因为中国在历史上注重“齐之以礼”、重视和谐观念和仁爱精神的培养，因而形成了举世无双的礼义文化。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悠久的文化传统和伟大精神的民族。在历史的长河中，她虽然饱经忧患，虽然灾难深重，但始终屹立不倒、不可征服，就在于她的人民受优良传统文化的熏陶，在血液中流淌着仁义的精神，在心灵的深处凝结着正确的耻感。

总之，弘扬中华文化对于治疗现代社会的某些病症，恢复人的尊严，重建一种“天、地、人、物、我”的良性互动的关系具有重要的价值。这些都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赢得世界各国对中华文化的尊重与认同奠定了坚实基础并提供了良好条件。

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记者：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是文化体制改革的关键，请您结合研究和教学实践谈谈对此的理解。

刘余莉：决定提出“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进行文化体制改革，可以说抓住了文化的本质。要说明文化产业与其他产业的不同之处，就必须从文化的本质谈起。

“文化”这个词在现代汉语中是一个词，在古代汉语中是由两个字来构成的。“文”就是指文字、文章、礼乐制度、鼓乐、曲调，等等。而“化”就是人受教而变化。所以“文化”二字合而言之就是以文字、文章、礼乐等文艺形式变化人的气质，使人达到转恶为善、转迷为悟、转凡成圣的目的。所以说文化的本质是“以文化人”，通过文化建设可以提升人的素质、变化人的气质，等等。

古人说 “三日不读书，面目可憎”、“读书志在圣贤”，因为古人所读的书都是教导人如何做个好人、做个善人。用古人的话，就是教人如何成为君子，进而成为贤人、成为圣人。文化作品也都是真善美的统一。在古人看来，如果文学、歌舞还有诗词等只有真、只有美、没有善，那就不是完美的文化作品。因此，诗词、歌舞、戏剧、小说，乃至于建筑、雕塑、美术等等文化作品都秉持了孔老夫子“思无邪”的理念，不能引起人们“邪曲不正”的思想和行为，都以宣讲“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主要内容。所谓的“俗文化”，并不是内容的低级趣味，而是以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宣讲我们的核心价值观。例如，以快板、相声、京剧、昆曲等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来宣讲我们的道德观。使人看了这个文学文艺作品、看了这个诗词歌舞、戏剧小说后，能够改变自己的气质，达到转恶为善的目的，绝不是娱乐至上。比如说，人们听了这个歌从没有孝心变得有孝心了，从不知道感恩变得懂得感恩了，从对人处处求全责备、很挑剔，变得很宽恕了。这样，文学文艺作品“以文化人”的目的才达到了。所以，只有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进行文化体制改革，使我们的文学文艺作品真正做到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这样的效果，“文化的软实力”就能够通过提升人们的道德素质、精神修养来对社会和谐作出真正的贡献，以文化强国的目的才能够真正实现，这才是我们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意义所在。

习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的讲话中说：古人所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位卑未敢忘忧国”、“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报国情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等，都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我们都应该继承和发扬。那我们就要问：为什么古人有这样的政治抱负、报国情怀、浩然正气、献身精神呢?原因就在于他们所受到的教育、文化熏陶与我们不同。他们从小学习的是四书、五经，所接触的文学文艺作品也是以忠孝节义为主要内容。而我们现在的很多影视作品、网络小说等等受西方文化，主要是以娱乐至上，以享乐为目的，在这种文化氛围中所熏陶出的人格怎么能与古人相提并论?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也是国家和民族振兴的强大力量。文化产业与其它产业不同，文化产品影响着人的思想境界、道德修养、精神追求，直接或间接地关系到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和价值观念，关系到民族的荣辱祸福。所以必须在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的前提下，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这才是文化产业朝着健康方向发展的保证，也是文化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所在。（来源：理论网）（文章有被采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