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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让发展更有质量

2016年08月18日08:12    来源:光明日报

原标题:如何让发展更有质量

编者按

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要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勇于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让制度更加成熟定型,让发展更有质量,让治理更有水平,让人民更有获得感。

我国发展走到今天,发展和改革高度融合,发展前进一步就需要改革前进一步,改革不断前进,也能为发展提供强劲动力。破解发展中面临的难题,化解来自各方面的风险挑战,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必须依靠全面深化改革。

本报特邀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汪同三和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鞍钢进行圆桌对话。结合全面深化改革三年来的各项实践成果,以及当前改革发展中面临的瓶颈问题,围绕“如何让发展更有质量”,分析探讨如何破解发展中面临的难题,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主持人 记者 张翼 李慧

嘉 宾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王一鸣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汪同三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教授 胡鞍钢

1.聚焦难点:发展质量问题凸显

记者: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一系列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需要攻克的是体制机制上的一系列痼疾。改革攻坚要瞄准难点和焦点,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难题主要是什么?

王一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难题主要在质量提升上。当前短期面临的“四降一升”,即经济增速下降、工业品价格下降、实体企业盈利下降、财政收入增幅下降、经济风险发生概率上升等突出矛盾和问题,主要都是发展质量不高,或者说要素生产效率不高带来的。同样,中长期发展面临的问题,包括发展方式粗放、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生态环境恶化,收入差距较大等问题,也与发展质量不高是分不开的。因此,经济发展的中心任务要从数量扩张转向质量提升,经济工作也要围绕这个基本方向展开。

汪同三:我国发展走到今天,发展和改革高度融合。在取得重大成就的过程中也确实付出了比较高的成本,传统的发展方式已经走到尽头。破解发展中面临的难题,必须依靠全面深化改革。

今年1-7月份,我国民间固定资产投资191495亿元,同比名义增长2.1%。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61.4%,比去年同期降低3.6个百分点。民间投资增速回落,我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是基础性改革进展缓慢。必须坚持通过深化改革来破解发展的瓶颈,为提升发展质量提供更多机会。

胡鞍钢:一个国家或地区常常是在经济起飞阶段先追求经济发展速度,在付出了各种经济发展代价之后,特别是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水平过渡时,才转向以提高发展质量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但如果沿用粗放型增长方式,发展成本会越来越高,路子会越走越窄。我们要的是有质量有效益的发展。

记者:如何理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让发展更有质量”的目标要求?衡量一个国家发展质量的标准是什么?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汪同三:发展的质量表现在成本效益上,也就是投入产出比。我们的产出确实还可以,但投入是很大的。投入产出比上不去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国企改革等基础性改革滞后。要提高发展质量,就要提高投入产出比。在这方面,两种通用的办法,一种是技术性地提高,如采用先进技术、加强管理等;还有一种就是体制性提高,就是靠全面深化改革。

王一鸣:从宏观层面讲,经济发展的质量主要体现在劳动生产率、投资回报率、全要素生产率和企业利润、居民收入、政府税收上。只有提高要素生产效率,才能有效对冲要素成本上升,提高企业竞争力,才能从根本上为增加企业利润、居民收入和政府税收创造条件。

胡鞍钢:事实上,中国已创新了独特的经济发展质量指标。“十三”规划提出了七大主要目标,其中首次提出全要素生产力明显提高这一反映发展质量的目标,还提出了25个主要指标。其中实有指标33个,经济发展指标只有4个,占总数的16.0%,而经济发展速度目标只有一个(GDP增长率),占总数的4.0%,其他均为非经济发展指标。首次提出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速、科技进步贡献率、实现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改善空气和地表水质量等指标。最重要的是,七大目标和25个主要指标,充分体现了“五位一体”的现代化建设大布局和发展新理念,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的科学发展观、发展质量观、发展效益观。

2.理论思考:新常态下的发展质量观

记者: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新老问题交织。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坚定信心全面深化改革,让发展更有质量?

王一鸣:新常态最直接的表现是经济增速换挡,但本质上是结构调整和动力转换。我国在2010年迈入中高收入阶段后,经济增速逐年放缓,增速从2010年的10.6%回落到2015年的6.9%,由过去的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与此同时,供需结构矛盾凸显,“住”和“行”主导的需求结构向多样化、高端化、服务化转换;而经历了“井喷式”扩张的传统制造业,在市场需求变化的情况下面临严重的产能过剩。

在这种情况下,继续依靠要素高强度投入、产能大规模扩张和消费排浪式递进来拉动经济高速增长,已经越来越走不下去了。只有改变思维惯性和路径依赖,从追求数量扩张转向质量提升,加快结构调整和动力转换,才能顺应经济发展阶段性变化,牢牢把握发展的主动权。

汪同三:引领新常态必须遵循市场经济规律。较之原来注重增长速度的经济发展模式,新常态要求经济社会多目标协调平衡发展,更加注重通过结构调整和创新驱动实现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提高,更加注重扩大就业、社会和谐和改善人民生活,更加注重节约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促进可持续发展。

经济发展新常态不是不要经济增长速度,而是要能够实现充分就业的增长速度,要以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投资回报率、资源配置效率为支撑的增长速度,要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当前,在继续发挥消费推动经济发展基础作用的同时,应注意发挥合理和有效投资对经济发展的关键作用,解决好调优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益的问题。

胡鞍钢:理念是行动的先导,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实践。“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显著特征是新常态。面对新常态,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深刻揭示了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以新理念把握引领新常态,坚持变中求新、新中求进、进中突破,才能破解发展难题、增强发展动力、厚植发展优势,推动我国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

3.路径求索:提升发展质量破解“改革难”

记者:提高经济发展质量,主要途径是什么?如何破解“改革难”?

王一鸣:提高经济发展质量,主要途径有三个:一是传统产业转向新兴产业,二是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三是资源优化再配置,这三条路径都与深化改革分不开。

随着需求结构的变化,钢铁、煤炭、石化等传统行业,产能过剩严重,有的行业甚至出现全行业亏损,转向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等新产业领域,核心是提升产业价值链和提升价值链。传统产业升级的路径还包括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促进制造服务化和服务知识化;加快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型升级,向劳动知识技能相结合方向发展;强化研发设计能力,促进高技术组装业向自主研发制造为主转变。

创新生态比创新本身更重要,也就是要营造激励创新的公平竞争环境、实行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强化创投、风投、众筹等支持创新的金融工具,完善成果转化激励机制,形成培养和吸引创新人才的机制等。创新必须尊重创新人才,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在试错过程中发现和找准创新方向。这就要求发挥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

胡鞍钢:坚持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解决发展的“指挥棒”失效问题,根本上改变规模型、速度型、粗放型的经济增长路径依赖,这就需要从追求GDP增长的新教条主义中解放出来。这不是改变游戏规则,而是使正式的游戏规则发挥真正的作用。

汪同三: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统筹推进各领域改革。从改革的内容来看,主要是经济体制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民主法治领域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纪委检查体制改革六个方面。尽管在整体布局上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但如果没有民主法治领域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等改革齐头并进,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是实现不了的。

4.现实答卷:看三年深改如何提升发展质量

记者:深改近三年来是如何提升发展质量的?

王一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全面深化改革从总体设计进入到夯基垒台、立柱架梁的新阶段,各地区和各部门出台了一大批有力度的改革成果,全面深化改革实现了战略性展开,在部分重大领域主战场已经开辟,战役已经打响。改革呈现全面铺开、纵深推进、局部突破、亮点纷呈的良好局面,特别是对全面深化改革具有牵引作用的经济体制改革,推动了结构调整和动力转换。

经济体制改革围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这个核心问题,从多个方向展开布局,在突破经济社会发展瓶颈制约、解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政府自身改革等三大主战场,形成了战略推进势头。

汪同三:全面深化改革三年来,我们在促进经济质量型增长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同时也要看到改革面临的困难和阻力,改革面临碎片化趋势,改革措施的实施中遇到一定阻力,懒政怠政不作为对改革阻力较大。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进入啃硬骨头的阶段,未来推进需要强有力的措施和更大的决心。

胡鞍钢: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就深化改革作出了总体部署,涉及15个领域330多项重大改革举措。目前,这些改革正在逐项落实。我国增长动力正在从要素驱动特别是资本驱动,向创新驱动特别是全要素生产率驱动转变,相应地,提高对健康、教育、研发、人才等投资比重,使得硬件投资与软件投资比例更加合理、更高效率;从工业化中后期向后工业化转变,相应地,从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现代产业体系转变;从农村人口为主的社会向城市人口为主的社会转变,相应地,从土地城镇化向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转变,从“一市两制”向“一市一制”转变;从城乡地区差距持续扩大向持续缩小转变,相应地,从不平衡到相对平衡、不协调到协调、不公平到公平发展趋势转变,使之成为不可逆的趋势;从长期生态赤字状态向生态盈余状态转变,相应地,从透支生态资本向强化生态资本投资转变。

5.问题导向: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破解难题

记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什么?

王一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的是提升发展质量。通过深化供给侧改革,促进要素流动和优化再配置,实现生产要素从低效率企业向高效率企业、从产能过剩行业向有市场需求的行业流动。

胡鞍钢:自2008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速呈现放缓趋势,表面上看是因为需求不足,实质上是供给侧的有效性不足,供给结构难以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针对现阶段经济发展中的供需结构失衡、资源要素错配等突出问题,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围绕推进“三去一降一补”,突出问题导向,是“十三五”时期的发展主线,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让发展更有质量的主动选择。

记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突破口是什么?目前进展如何?

王一鸣:今年以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全面启动,取得积极进展。总体上看,做“加法”的领域进展快,做“减法”的领域阻力较大。特别是去产能,触及既有利益格局调整,有的还要伤筋动骨,进展迟缓。地方政府对化解过剩产能既难以痛下决心又缺少有效手段,商业银行不希望企业破产清算使隐性坏账显性化,地方法院系统处理破产清算案件的专业人才也显得不足。因此,必须进一步统一思想,形成合力,以更大的勇气推进供给侧改革。

胡鞍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表面上看主要是经济问题,但实际上与政府宏观政策密切相关。因此必须加大行政改革力度,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体制机制保障。

记者:具体来说,“三去一降一补”涉及哪些重点改革内容?改革关键点分别是什么?

王一鸣:去产能的关键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祛除“僵尸企业”,恢复和增强市场配置资源功能,展示推进改革的决心。

去库存的关键是农民工市民化改革。去库存一定要与城镇化结合起来,当前关键是全面推行农业转移人口居住证制度,促进有稳定就业和住所的农民工有序落户,建立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

去标杆的关键是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核心是推进金融体制改革,有序打破隐性担保和刚性兑付。依法处置信用违约,有效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规范各类融资行为,妥善处理风险案件。

降成本的关键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劳动力市场改革。降成本,关键是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短期可重点围绕“减”做文章,把政府不该管的、管不好的还给市场,给企业直接“松绑”。

补“短板”的关键是投融资体制改革。“短板”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领域,如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停车场,以及社会征信体系、医疗、养老、教育等。要放开民间资本市场准入,加快清理各类隐性障碍,在医疗、养老、教育等领域形成公平的竞争环境。鼓励开展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坚决取消对民间资本单独设置的附加条件和歧视性条款。(记者 张翼 李慧)

(责编:沈王一、谢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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