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钟的
在新媒体时代，新闻的反转戏此起彼伏，你方唱罢我登场。很多人以为，新闻反转是新媒体技术的一种“原罪”，在随时遭遇反转新闻的当下，这种观点的确很有迷惑性。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形式和技术快速更迭的新媒体，只是对既有的媒介生态的反映，或者说把媒介生态的一些问题给放大了。归根结底，让新闻反转的是人，不是技术。所以，讨论当下火热的新闻反转现象，离不开我们生存于其中的媒介生态。
诚然，因为新媒体传播淡化了对专业人士“在场”的要求，同时消灭了传统媒体的“死线”（截稿时间），从而放大了新闻反转各项因素的影响。然而，新闻反转不仅仅是互联网诞生之后才有的，在传统报刊活跃的年代，甚至在纸质报纸还属于“新媒体”的年代，人们同样时不时地经历着新闻反转。
“报刊的有机运动”是马克思提出的关于报刊报道新闻的过程理论，它被通俗地解释为新闻真实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很多时候，在事件发生初期，由于报道的不深入，没有充分的消息源，新闻传达给受众的信息往往是片面的，受众的判断也建立在这种片面的事实上。这正是新闻传播的一种特性，无论是受过专业训练的记者，还是现在活跃在各种社交平台的“公民记者”，都没有能力以“上帝视角”观察事件。而且，新闻报道不是给出最终结论的判决，而是对一个阶段所发生的新闻事实的描述。因此，新闻报道就是一个与客观实际逐渐接近的过程。
“报刊的有机运动”反映的是新闻报道的固有局限，然而，不得不承认的是：在新媒体时代，由于大量未经专业训练的传播者承担了信息传播的任务，经历时代检验的新闻伦理与操作规范受到了严重的打击。热映美剧《新闻编辑室》的结尾中，秉持新闻专业主义的电视台台长查理去世，似乎就是当下媒介生态的一个注脚：信息核实的成本普遍增加，很多人不自觉地充当了传播谣言的工具，而坚守新闻专业主义的“堂吉诃德”们则陷入迷茫。
比如，在社交平台上爆出的新闻，很多都是当事人的自述。作为一种传播方式，这些自述因为是第一手材料，而且充满情感，时效性强，很容易被人们相信。但是，当事人的自述，往往有意无意地略去了不利于自己的信息，而倾向于传播符合自己期待的新闻。在这种传播中，或是冤情无限放大，不满情绪提升；或是荣耀走上巅峰，正义无可辩驳。只有第三方的观察介入以后，对当事人自述的质疑和核实才有可能展开，新闻的反转也因此发生。
商业利益与新闻传播的界限被模糊也是当下媒介生态的一大特征。一些在网络上热传的信息尽管包装得很好看，也能够激发人们的阅读欲望，但是其背后的商业利益让信息有失公允。去年，河北秦皇岛海边上的“最孤独图书馆”备受网友追捧，很多人认为这所图书馆构造新颖而且是在海滩上，洋溢着浓浓的情怀。直到有媒体爆出关于这所图书馆信息的爆发式传播，知道是当地一楼盘的商业营销，人们的态度才发生了反转。其实，一些商业传播的信息起初并不是以新闻的面目出现的，因为一些新闻传播机构“拿来”而不核实的做法以及个别媒体在商业利益诱惑下有意模糊新闻与广告，才让商业营销登堂入室成为“新闻”。
在很多时候，新闻反转的发生，并非因为新闻传播的信息出现了问题，而在于人们理解新闻的方式出现了问题。人们太擅长从个人的经验出发“脑补”新闻。比如：城管和小贩发生纠纷，就“脑补”城管暴力执法；教师与学生发生冲突，就“脑补”师德沦丧；老人称大学生推倒自己，就“脑补”大学生扶老人起来被讹诈……不能否认，一些普遍的社会矛盾的存在，让很多新闻出现了模式化的苗头，但是不管如何，新闻并非自然科学中的公理，人类的活动是充满复杂性的，在证据缺失的情况下，拿过去某种模式的新闻来“推测”一件刚发生的新闻，其反转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了。
如果最初报道是善意的、符合规范的，这样的新闻反转就属于新闻传播的自我澄清；而如果报道的方法不符合规范，甚至报道的初衷就是不正当的，那么新闻反转，实际上就是对假新闻和传媒假事件的更正。在当下发生的一些复杂的新闻事件中，很多人习惯对反转产生一种“期待”，而并不着急对有限的信息下判断。这并非是一种冷血，也不是刻意的“理中客”，正因为新闻反转在历史和现实中的常态性，才让人产生这种警惕。这也许是新闻素养的一种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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