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民众期望值，主要是指民众一种比较普遍的心理期待，民众在某种情形下比较普遍地希望某种事情的发生，比较普遍地希望某种目标的实现。
民众期望值实际上是民众基于特定历史和现实环境而形成的某种普遍且重要的目标，事关民众的希望和可能的未来前景。民众期望值对于社会的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具有不可替代、十分重要的意义。民众期望值本身如若恰当合理，而且又能够得到恰当合理满足的话，则会形成有效的社会整合力量，助推社会安全运行，并且会形成一种有效的动力，助推社会健康发展。同时还需要注意的是，并非所有的民众期望值都是恰当合理的。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民众期望值会呈现出某种程度不同的不恰当不合理的情状。重要的是，民众期望值如若超出恰当合理的边界，则不仅不可能得到必要的满足，而且会形成一种负面的力量，损害或是扭曲社会的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进一步看，民众期望值如若严重越出恰当合理的边界，同时又是十分强烈，则会形成严重的社会负面效应。
显然，民众期望值本身以及满足状况的如何，是影响社会能否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变数。相应的，弄清民众期望值的合理边界，进而满足民众恰当合理的期望值，是有效维护社会安全运行和有效推动社会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大致的看，民众期望值恰当合理的边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民众期望值不能过于脱离社会经济的实际发展状况。民众期望值固然是产生于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问题在于，正如同其他精神因素一样，民众期望值也有着一定的相对独立性。在同样水准的经济基础之上，民众期望值可以包括某些不尽相同的“应然”或是“理想”的成分。而这些“应然”或是“理想”的成分却会成为民众某种真实的追求目标。于是，这就造成了问题的复杂性：一方面，民众期望值的实现必须基于这个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就总体状况来说，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财政能力状况的如何是民众期望值能否得以满足的基础物质条件，制度基础的如何则决定着民众期望值的形成是否拥有起码的制度支撑。一旦缺少这样一些基础条件，民众期望值必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不可能得以实现。另一方面，民众期望值有时却会脱离一个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而真实地存在着。
这种复杂情形便造成如是情状，即：一个社会当中民众的某种期望值虽然由于过于脱离时代的实际发展水准，缺乏必要的基础而无法得以实现，成为一种不恰当合理的民众期望值，但是却由于拥有着“民意”基础而真实地存在着。于是，这种民众期望值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一定的社会负面效应。而且，一个社会的实际发展水准与民众期望值两者之间的差距越大，不恰当合理的民众期望值所带来的社会负面效应就越大。
二是民众期望值应当呈逐渐增长的情状。民众期望值并非恒定不变的现象。作为现实状况的反映和未来前景的期望，民众期望值理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提升。民众期望值如若长期没有变化，很有可能是这个社会的发展出现了停滞的情形，或者是这个社会本身可能长期存在着某种压抑民众需求的严重问题。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一个逐渐的过程，只能以相对较低的、却是“正常”的增长指数这样一个幅度而逐渐发展，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间当中不可能出现爆发性增长的情形，因而就正常情形而言，民众期望值的提升理应也是一个随着社会的逐渐发展而逐渐提升的过程。
但问题在于，在某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受种种因素的影响，民众期望值有时却是以相对较大的增长幅度提升，希望能够获得更多的发展成果，尽快享受到更高水准更多数量的福利。换言之，在某个特殊的条件下，民众期望值甚至会以某种爆发式指数性增长的幅度进行扩张。无论哪个国家和地区的人群，都存在着人性当中共同的潜在弱点，这就是希望自身利益迅速最大化，而且这种最大化的利益最好是轻松地得到。这种共同弱点，是民众期望值容易迅速高企的重要原因。特别是在一个社会的转型期，这种情形更是相对比较明显。比如，在中国急剧转型期，对外开放使得发达国家高水准的物质生活对国人产生了种种示范效应，国内一部分先富起来的社会成员的生活状态也对其他群体成员的生活期望值产生了多种“诱惑”效应，社会各个群体相互间的期望值也往往处在一种相互感染，相互催生的状态当中，同时，整个社会利益结构的大幅度调整使得社会风险因素以及不确定性因素的日益增多。凡此种种，使得社会焦虑、社会浮躁现象迅速弥漫，进而大幅度大面积地提升了民众期望值。
三是民众期望值的满足必须建立在普遍的自治性努力的基础之上。与传统社会迥异，在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成员主要是通过自治性的因素如个人成就、自身努力、职业技能、教育程度等因素，而不是主要依靠先赋性的因素如出身、种族、性别等，方能获得应有的社会位置。由于自治性努力是现代社会当中大多数社会成员普遍认可的行为取向，因而，在常态或“正常”情形下，大多数社会成员在自治性努力的过程中所形成的期望均值，便构成了民众期望值。
建立在社会成员普遍自治性努力基础之上的民众期望值是一个社会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由于自致性努力者必须基于现实状况进行选择和努力，必须偏于理性，方能如愿，因而，就总体而言，在这种情形下形成的民众期望值相对真实踏实，很难虚化膨胀。显然，这样的民众期望值同可预期的社会发展目标两者之间是吻合的，能够产生广泛而持续的社会需求，进而能够有效推动社会财富的不断积累和社会的持续发展。
需要注意的是，受种种历史及现实因素的影响，民众期望值与自治性努力两者有时也会出现脱节的情形。其中，比较典型的是平均主义现象。平均主义者试图通过当然的人均一份的方式来获取人人相似的社会位置。无疑，平均主义是一种不公正的先赋性现象，其本质是不劳而获，坐享其成。它所反对的，是社会成员通过自治性努力获取合理差异化的社会位置。显然，基于平均主义，必然会形成另一种形式的剥夺，即：不劳动或劳动不努力的社会成员对劳动或努力劳动的社会成员的劳动成果进行剥夺。这种做法势必会引发种种社会矛盾，并严重损害一个社会的发展活力。
四是满足民众期望值的重点应放在民众基础需求的层面。民众期望值的内容包括多个方面，千差万别：既有物质层面需求和精神层面需求之分，有相对较高层面内容和基础层面内容之分，有长远目标内容和短期目标内容之分，也有轻重缓急之分。显然，在一个具体的历史阶段当中，经济水准和制度水平都是相对有限的，任何一个社会对于民众期望值的所有内容都不可能全方位地予以满足解决。
有鉴于此，在民众期望值各种内容当中，应当选择一个恰当合理层面的内容予以重点满足和解决，以期将满足民众期望值的积极边际效应最大化。就此而言，有必要将恰当合理的民众期望值定位于民众普遍关注的基础需求层面的内容，而并非相对较高需求层面的内容。换言之，恰当合理的民众期望值重点应放在“雪中送炭”的需求层面，而不是“锦上添花”的需求层面。原因很简单。只有从基础需求层面着手，方能真正解决每个时代民众所面临的真正迫切的需求问题，而且能够为民众其他层面期望值的满足打下一个扎实的基础。再者，从操作意义上看，这种做法具有现实可行性。比如，在中国现阶段，民众期望值尽管涉及方方面面的事情，但其中最为重要和基础的内容无疑是基本民生方面的需求。从大概率的角度看，如能将基本民生问题解决好，中国社会的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就能够得到保障，进而为其他方面恰当合理的民众期望值的实现打下一个必不可少的基础。
正因为民众期望值如此之重要，所以，我们必须解决好这一问题。就此而言，要特别注意做好两方面的事情。一方面，应当持续、梯度、稳步地改善民生。民生问题是民众期望值当中最为基础性的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民生问题解决得好与坏，会直接影响到民众期望值总体上的合理与否。改善民生的关键在于，基于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遵循改善民生问题宜多用加法慎用减法的特有规律，采用小步幅却是持续推进的路径推动民生的改善。另一方面，应当以法治精神妥善解决民众期望值问题。法治精神的要义在于，在解决各个群体利益诉求时，必须一碗水端平，以维护每个社会成员的合理利益为基本立足点。我们固然不能以少数人的不合理利益来损害多数人的合理利益，但同样应当注意的是，也不能以大多数人的不合理利益为借口来损害少数人的合理利益。否则，从长远看，大多数人合理利益的保护也会面临着不确定的前景。（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科社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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