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昌俊
清明节留给中国人的记忆，不仅是“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的画风。“江边踏青罢，回首见旌旗”，说的是清明时节到郊外踏青；插柳、斗鸡、蹴鞠、荡秋千，则是古人在清明前后开展的文娱活动。现如今，与清明节相关的家族传统、宗族观念，正随着时代的变迁被慢慢消解，与此同时，如何以国家名义纪念英雄先烈，仍然是值得深入探讨的命题。
有一些新闻似乎只要改变一下日期即可再次用来“描绘”现实。比如多年前就有媒体报道，又是一年清明时，有记者在全国多地走访发现，一些本该追思先人品德的祭奠活动，却变成了摆谱比阔的“名利场”——这些年，如是的清明节“旧闻”一再被“复制”。
祭奠活动中的上述变异并也非是近几年的事。一些外观精美的纸质祭品，如“洗衣机”“冰箱”“彩电”“名表”“豪车”“别墅”等早就应运而生，甚至还出现了有烧“二奶”的现象。此类“豪华”祭品所形成的资源浪费或倒在其次，关键是，近乎恶搞的方式与祭奠本身的严肃性难免形成场景上的冲突。似乎很难让人将之与祭奠的内核——追思和对生命价值的审视相挂钩。
从社会外部环境审视，清明祭奠中的“浮夸”与异化，并不让人意外。比如近年来，不少农村地区，人越来越少，豪华墓却越来越多。虽然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祭奠形式发生变迁有着某种必然性。但一些祭奠方式的夸张程度，甚至形成攀比之风，就很难说是正常现象。有一种说法是生者出于面子，祭奠“先人”上的“投资”不过是做给别人看，是传统丧事大操大办模式的一种延伸。这一说法当然有其现实针对性，但却可能忽略了一种大的时代背景。
在一个流动社会，特别是城镇化迅速推进的过程中，对于许多背井离乡、进城的家庭而言，“祖坟”愈发成为维系其与家乡、家族的唯一精神纽带。很多人春节不回老家，但清明节一定回去祭扫就是这个原因。所以，距离老家愈远，回去得愈少，在清明节就愈可能产生“豪华”祭奠的冲动。这与其说是给别人看，不若是后人以一种一厢情愿的方式来安放自己的故土之情，弥补“愧疚”。加之与国外相比，我们的祭奠活动由于缺乏宗教因素，因而也相对要表现得更为“世俗”。当然，商业力量的推波助澜，也进一步激发了这种“世俗”的需求。
提倡移风易俗、文明祭奠，确有必要。但在现实中，无论是过去极端年代的“破四旧”，还是当下一些地方行政力量在推行移风易俗改革上的用力过猛，或过于“急功近利”，不仅因“程序”的粗暴而损害了社会的认同度，反倒很容易激发一种逆反和“补偿”心理。事实上，单纯靠外部力量去推动祭奠文化的革新，在另一角度其实是压缩了民间社会的“自省”空间，而使得民俗转变的自发力量愈发式微。而在具体的倡导过程中，若单纯的将一些夸张的祭奠方式指责为“封建迷信”、“不文明”，也无助于真正赢得理解与认同。
鉴于各地的祭奠习俗、城乡现实条件的不同，以及习俗转变本身的规律，指望通过一种方式来将祭奠行为纳入到一套“文明”的价值标准中去，注定效果有限。比如说，这些年各方都大力呼吁鲜花祭奠、网上祭奠，看似确实要“文明”、“低碳”，但若作“统一要求”已然有失“地气”。
所以，倡导一种新的祭奠文明，不妨从逐步确立一些能够被普遍接受的社会规则开始。如在农村地区，加大森林火灾的防范力度与责任追究，从“利弊”的角度，而非以“文明”对“不文明”的对立思维去提倡“文明祭奠”，或许就更为有效；而对于城区公墓，能否从“禁火”做起？再者，对于官员修豪华墓、公车扫墓等现象，加大查处力度与规制，或也能够起到积极的“文明”示范。
祭祀作为一项具有深厚传统的文化传承，其变迁不可能完全剔除农耕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时代痕迹。而对于到底何为“文明祭奠”，其定义其实也在发生更迭。所以，与其刻意突出文明与非文明的区隔，不若多从利弊、责任的角度来强调“文明祭祀”的重要性与趋势，并为之营造适宜的外部条件，而非仅仅是价值上的宣教与呼吁。只有唤醒了移风易俗的“内省”力量，改变才会有“事半功倍”之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