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15年11月24日至26日，备受世界瞩目的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正式启动，拉开了我军抢占未来军事竞争战略制高点的大幕。这是人民解放军60年来撼动性最强的一次军改，改革推进力度之大、调整结构之多、影响范围之广，可谓前所未有。
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军事制度优势
任天佑
我军新一轮改革大幕已经拉开。随着联合指挥体制、战区体制、军种建设管理体制的确立，中国军事变革正以崭新姿态迈出关键一步。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是以领导指挥系统为核心的全面改革，是“脖子以上的改革”，改革决心之大前所未有，改革动作之大前所未有，改革效益之大前所未有，改革风险之大也前所未有。
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我军最大的优势在制度。这次改革从总部、军种、军区这些军队的高层领率机关开始，从军队“大脑”和“中枢”起步。我们凭什么勇涉险滩，凭什么充满自信，凭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军事制度优势。
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军事制度优势，核心在于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不看到这一条，改革就会犯单纯军事观点的毛病；不坚持这一点，就会在攻坚克难面前凝聚不起动力和创新力，最终让改革变成沙砾上建楼房，经不起战场上的较量，经不起历史的检验。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就是要坚决贯彻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的决策部署，冲破各种思想障碍以凝聚共识，不计个人得失、局部利益而听令而行。惟如此，军队改革才能突破千难万险，到达胜利的彼岸。
改革是利益调整的过程，古今中外军事改革的阻碍也突出在利益这道门槛上。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与人的主观自觉性相比，新的时代条件下，更应注重通过完善制度法制，破除改革旧体制的拦路虎。以法治化保证全军资源的统筹力，实现集中力量办改革；以法治化撤并压缩落后作战力量空间，为新型作战力量腾笼换鸟；以法治化保障新型领导指挥系统的平稳运行，强力破除来自局部利益、个人利益的干扰。
什么人才能成功执行改革，什么人才能成功驾驭风险，这是决定改革命运的大事。正如恩格斯所说：“当技术革命的浪潮正在四周汹涌澎湃的时候，让这些保守的偏见在军队中占统治地位，是没有好处的。我们需要更新、更勇敢的头脑。”海湾战争以来，美军不断涌现悍将干才，从博伊德到欧文斯，从鲍威尔到拉莫斯菲尔德，理论家、实战家层出不穷，不是在战场上靠战绩打拼出来，便是在理论上优胜劣汰而来。为此，不刷新人才选拔规则，改革就可能停留在“旧脑壳”垄断新位置的“新瓶装旧酒”陷阱之中。
毛泽东主席说，我们这支军队在战争中成熟得快。这是因为我军总是在生死存亡的关头以主动变革闯出胜利之路。回顾历史，我军改革往往不是水到渠成般的从容不迫，而是在外有威胁、内有压力下的绝地爆发。“三湾改编”是在城市暴动的屡屡失败中从不足千人的队伍起步的，精兵简政是在日寇“三光”政策、铁壁合围的重重围困中展开的。今天我军的改革，是在霸权国家炫耀海洋霸权、武力挑衅下发生的，是在日本右翼势力撼动和平宪法进而图谋颠覆战后国际秩序的蠢蠢欲动中起航的，它肩负捍卫国家领土主权、维护世界和平的使命，容不得拖延，容不得马虎，更容不得退缩。同时要看到，这次军队改革是以国家经济腾飞为基础的，是站在科技创新坚实肩膀上的跃进，机遇难得，机不可失。
(作者为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主任、少将)
(摘自2015年12月23日《光明日报》)
军改：抢占战略制高点的冲锋号
卢建永 王雪平
构建联合作战指挥机构，打好组合拳
信息化战争是体系与体系、系统与系统的博弈，单打独斗的制胜方式已没有了用武之地。在变幻莫测的信息化战场上，诸军兵种能否密切协调形成合力，联合作战指挥机构是“牛鼻子”。展望当今世界强国军队，无不通过建强联合作战指挥机构，使军队具备打赢信息化战争的能力。冷战结束后，美军便立即着手进行总部领导指挥体制的调整和建设，俄罗斯、英国、法国等军队也是如此。我军此次重磅改革，站在世界制高点上思考，可谓全球视野、战略思维。2020年前要“努力构建能够打赢信息化战争、有效履行使命任务的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对领导管理体制和联合作战指挥体制进行一体设计”，“组建联合作战指挥机构”，着力构建“军委—战区—部队的作战指挥体系”。联合指挥机构登台亮相，让军队的“中枢神经”更加高效灵活，具体表现为：
强化了统一指挥。军队是担负特殊使命任务的武装力量集团，其特殊性要求必须高度统一指挥。习近平主席强调，“要着眼于贯彻新形势下政治建军的要求，推进领导掌握部队和高效指挥部队有机统一，形成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的格局”。所谓军委管总，就是“强化军委集中统一领导，更好使军队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集中于党中央、中央军委”，让军队永远听党的话。
减少了指挥层次。现代战争打的是“速度”，没有指挥机关的快速决策、指挥和部队的快速反应，就没有战场上的主动权。军委、战区直接指挥部队，指挥链路大大压缩，指挥层的意志、决心，最短路径转化为部队行动，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可有效抢占先机，赢得战场主动。
实现了精干高效。臃肿低能的领导指挥机构，不仅难以让军队机器高效快速运转，而且更容易成为强敌“指哪儿打哪儿”的第一口餐。构建“军委、战区、部队”三级指挥体系，通过机关精减、重组，职能分工明确，可有效实现作战指挥的高效益。
设陆军部、划战区，专职谋打仗
长期以来，我军陆军领导指挥体制不健全，陆军的建设、管理和领导职能由总部机关各部门代行，导致陆军指挥与管理职能重叠，政出多门，相互制约，不仅不利于对陆军建设进行顶层设计和系统规划，而且使总部机关承受了过重的负担。军区机关的庞大和重复设置，也导致指挥与管理职能相互冲突、双重弱化。这些问题，既严重影响了陆军作为一个军种的整体建设，又制约了总部和战区联合作战指挥功能的形成与发挥。目前，世界主要国家军队陆军均建有陆军总部，负责本军种建设的各项工作，包括人事和行政管理、教育训练、军事科研、兵役动员、武器装备和后勤保障等。我军此次军改，习近平主席基于对我国安全形势的科学判断，顺应世界军事革命大势，指出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要“着力解决制约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政策性问题，推进军队组织形态现代化，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战斗力，进一步解放和增强军队活力，建设同我国国际地位相称、同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有军事专家分析，此次军改设陆军部，将使陆军的军种意识更强，陆军建设发展顶层设计的强化，可从根本上解决我军陆军数量规模大、兵种比例不合理、领导指挥体制纵长横短，以及非作战单位过多过滥的问题，一支灵敏、合成、多能、高效的中国特色陆军将立于世界东方。而军区变战区，意义更重大。
一是战区专职谋打仗，是一个完整的区域性作战组织，未来我军“打什么仗、仗怎么打”就会更清楚，而前瞻性的战争设计也会拉动和牵引军队建设发展，促进部队战斗力跃升。二是军区变战区，既是一次领导指挥机构脱胎换骨的力量重组，领导指挥层更精干高效，也使军事斗争准备的针对性更强，同时战区联合训练的制度化、常态化，确保了平时训练与未来战争对接。
组建军委纪委、政法委，让军旗永远鲜红
我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胜利走向胜利，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从严治军是根本保证。这次军改，是我军在新一轮军事革命潮起涌动中能否迎头赶上、弯道超车的历史机遇，更需以依法治军、从严治军为其开路护航。习近平主席指出，“要着眼于深入推进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抓住治权这个关键，构建严密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重点解决军队纪检、巡视、审计、司法、监督独立性和权威性不够的问题，以编密扎紧制度的笼子，努力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组建新的军委纪委，向军委机关部门和战区分别派驻纪检组，推动纪委双重领导体制落到实处。调整组建军委审计署，全部实行派驻审计。组建新的军委政法委，调整军事司法体制，按区域设置军事法院、军事检察院，确保它们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
优化军兵种力量结构，让“战斗力”实现跨越
三军围绕陆军转、陆军围绕重装部队转的军兵种力量结构，已不适应现代战争立体性、速度性、广域性的需要。纵观当今世界主要国家军改，无不向结构重组要战斗力，特别是通过重刀削减过时兵种力量，加速新锐作战力量发展，使军队挺立于军事变革潮头。如，重点发展技术兵种和突击力强的兵种，加快快速反应部队、轻型装甲部队、特种作战部队和陆军航空兵建设等，以应对信息化战争体系战、速度战的需要。另外，一些国家军队“打破军兵种界线，创建一体化部队”也成为部队编组形式发展的大趋势。如美军组建的联合远征部队包括陆军师、海军航母战斗群、海军陆战队部(分)队和空军战斗机联队。此次军改会上，习近平主席强调指出，“要着眼打造精锐作战力量，优化规模结构和部队编成，推动我军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转变”。要“调整改善军种比例，优化军种力量结构，根据不同方向安全需要和作战任务改革部队编成，推动部队编成向充实、合成、多能、灵活方向发展”。鲜明地指出了我军战斗力建设必须牢牢抓住军兵种结构优化这个关键。
一是优化军种力量结构，加快海、空军力量发展，适当压缩陆军数量规模，使我军力量结构能够有效应对未来可能从海上发起的信息化局部战争。二是优化兵种力量结构，削减、淘汰过时的兵种力量，加快发展新锐作战力量，使各军种的兵种比例更合理。三是优化部队编制，着眼多样化军事任务需求，建设能够满足不同方向、不同威胁的多类型部队，提高军事斗争准备的针对性。
(摘自2015年12月10日《学习时报》)
我军特色联合文化的内涵要求
李凤彪
习近平指出：“一项没有文化支撑的事业难以持续长久”。作为一种特殊的军事文化，联合文化是联合指挥人才在军事实践中关于联合作战的知识体系、价值取向、思维方法、道德规范和心理意识等形成的观念形态和行为方式，是滋养和提升联合作战能力的重要“软实力”
忠诚可靠、集中统一。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既是我军克敌制胜的根本法宝，也是我军先进文化的最大优势、最大特色。现代信息化联合作战，政治因素更加凸显、参战力量更加多元、组织指挥更加复杂、协同要求更加严格，把高度分散的作战要素、作战单元、作战体系有机聚合起来，形成强大的战斗力，同样必须有忠贞不渝的信念和集中统一的领导。
改革创新、信息主导。当今时代，改革创新是加速军队建设的精神动力，信息主导是赢得军事博弈的关键理念，二者必然构成联合文化最鲜亮的时代特色。特别是透过近年来信息化局部战争实践和新军事革命发展大势，不难发现信息化不仅使传统的情报战力量、电子战力量、指挥控制力量变得更加强大，而且催生了网络战、心理战等新的作战力量，信息主导已不仅是一个纯技术性概念，而逐渐成为指导各国军队军事转型的一个全新理念。
灵活自主、体系作战。我军历来强调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这是扬长避短、击敌软肋的重要法宝，为我军联合文化提供了重要借鉴。进入信息化战争时代，敌我攻防交战转换迅捷、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尤其是平台作战、体系支撑，战术行动、战略保障的显著特征，为充分发挥我军“活”的优势提供了坚实基础和广阔空间。发展我军联合文化，就要正确运用联合作战的基本原则，把我军战略战术融会贯通于陆、海、空、天、电、网多维一体的力量体系中，转化为未来联合作战的战略指导、战术思想和指挥艺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致人而不致于人，形成非对称优势，始终掌握战略和作战主动。
平战一体、综合集成。面对当前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严峻考验，发展我军联合文化，不仅要及时转换和培育备战打仗的新思路，把联合作战的科学方法渗透体现到谋划和指导部队建设的全过程各领域，搞好各种资源统筹配置，提高平时按照联合作战标准建设部队的层次水平；而且要着眼增强战时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发挥信息技术作用，运用系统工程方法，把生成战斗力的各个子系统、分系统整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努力使武装力量一体化、军队编成一体化、指挥控制一体化、作战要素一体化成为自觉遵循，最大限度地凝聚作战能力、释放作战能量。
团结协作、联合制胜。为共同的革命理想团结一心、并肩奋战、争取胜利，向来是我军战胜强敌的价值理念。信息化条件下，科技的迅猛发展既使各要素作战能力空前提升，也使战场情况异常复杂，只有强化联合制胜的价值理念，做到着眼体系、系统联动，优势互补、动态协同，精诚团结、精兵高效，才能以最小的代价赢得最大的胜利。发展我军联合文化，就要突出团结协作、联合制胜，积极构建与联合作战相符合的胜利观、荣誉观、利益观、得失观，彻底破除军兵种利益掣肘和局部狭隘观念，自觉养成自主协同、自觉配合、交链互动的联合精神，使各种作战力量最优组合、无缝链接，彰显效能、合力制胜。
(作者为成都军区副司令员)
(摘自2015年12月23日《解放军报》)
俄美：培养联合作战军事人才
田义伟
全面培育联合作战指挥人才、联合作战信息化训练管理人才、联合作战信息技术专业人才，推进高素质联合作战人才队伍建设，是世界各国军队改革中在文化层面促进联合作战能力形成的基本途径
俄军把培养联合作战人才作为军事文化的优先发展方向，认为军队院校是军事人才培养的基地，是孕育联合文化的摇篮，对联合文化的发展起到引领示范作用。俄军为拓展学员的知识结构，增进军兵种之间的相互了解，消除“门户之见”，对军事教育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强化构建初、中、高级联合教育体制，在教育全程提升联合作战指挥能力。2008年底，俄军开始对军事教育体系进行全面整合，正如俄总统普京所指出：“军事教育正在经历重大改革。我们正在组建10个大型科研教学中心，所有这些机构都建在一套严格的垂直体系中，并根据服役情况为军官们提供不断提升自身职业水平的机会。在这方面，我们既依靠自身的传统，也借鉴了世界上的实践经验。”
俄国防部教育司透露，为连续不间断地提高各级军官的联合作战素养，今后将充分发挥在职短期培训的作用，及时更新军官队伍的知识结构，确保军官成为掌握现代技术的高水平专业人员。俄军还在高、中级军事学院开设了信息化联合作战讲座，重新修订了教学大纲，使院校教学内容更加贴近现代战争实际。俄总参军事学院组织联合作战研讨，提高学员信息化联合作战指挥能力，打造精通联合文化的复合型指挥员。俄军加强联合指挥人才培养的经验告诉我们，必须把基于信息系统的一体化联合作战教育训练纳入指挥员的培训之中，使指挥人员在初、中级指挥岗位上都能按计划接受有关“一体化联合作战”的教育与训练，使其在进入高级指挥岗位之前就掌握相关的知识、技能，具备一定的联合素养。高超的联合作战指挥艺术，积淀着联合文化的深厚底蕴，刻画着联合文化的深刻印迹。它贯穿于联合作战人才成长的全过程，渗透到联合作战人才成长的各个方面，影响着联合作战人才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心智模式和行为习惯，是联合作战人才锻造的催化剂和倍增器，从根本上决定着联合作战人才培养的质量和水平。
在实际训练中，世界上许多国家军队都强调，各军兵种、各部队要把联合训练放在优先的位置，着重培养指挥员跨军种、兵种、部门的协同意识和能力，强调从基础的单兵训练开始，就向士兵灌输“本能的联合思维”，使指挥员和士兵充分认识到自己是联合部队的一员，是整体作战力量的一分子，自觉地从联合的角度思考问题，采取行动。以美军的联合作战为例，美军在经历了消除军种冲突，弥合军种缝隙两个阶段后，现正处于多军种能力无缝隙融合阶段，向着内聚式联合发展。
(作者为军事科学院外军部政治协理员 )
(摘自2015年12月28日《参考消息》)
来源：《红旗文摘》杂志201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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