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雪珍
“十三五”的规划目标之一是确保贫困人口到2020年如期脱贫。目前按照我国贫困线(每人每天收入6.3元人民币)标准算,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约为7017万人。这些数据显示我国要如期达到脱贫的目标,任务还很艰巨,更难的是要做到本质上的脱贫且不返贫。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深刻地揭示:“贫困意味着贫困人口缺少获取和享有正常生活的能力,但贫困的真正含义是贫困人口创造收入能力和机会的贫困。”因而扶贫开发工作不但要注重财富上的扶持,更是要注重致富能力的打造;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切实”要求,在扶贫重点上突出三大方向,在扶贫制度上要突出三项机制,从而做到精准扶贫且长效脱贫不返贫。
在扶贫重点上突出“三大方向”
因地制宜,突出产业扶贫。产业扶贫是最根本最长远的扶贫。实践证明,靠“救济式”扶贫,群众的等靠要思想更加严重;靠传统产业改变贫困面貌,自身条件又不允许。如何利用好国家的各项扶贫惠农政策,真正走出一条促进贫困地区长远发展的脱贫致富之路,最根本的还是要因地制宜,大力发展符合地方实际的特色产业,广泛覆盖到贫困村贫困户,通过产业覆盖实现稳定脱贫目标。一要培植支柱产业。要根据贫困地区自然资源、生产条件和产业基础的不同情况,充分发挥资源禀赋和成本低、价格廉等比较优势,优化区域布局,扶持每个重点县兴建1—2个支柱产业,逐步形成一村一品、多乡一业、一县一至两个骨干品种的特色产业体系,并通过产业集聚效应,提高规模效益和抗御市场风险的能力。二要大力扶持龙头企业。龙头企业是带动特色产业经济发展的“火车头”,没有龙头企业带动,产业化扶贫就失去了发展的动力。要充分利用扶贫贴息贷款,围绕资源开发上项目,围绕特色农业搞加工,着力培植壮大一批龙头加工企业,推广龙头企业、合作组织与农户有机结合的组织形式,让农民从产业化经营中得到更多的实惠。同时,帮助具有市场开拓能力的农产品加工和销售企业,到贫困地区建立商品生产基地,带动贫困农户进入市场;支持区内外龙头企业开展横向联合和实施开放式重组,在改革开放中把龙头企业做大做强,提升产业化扶贫效益和贫困农户增收水平。三要加强市场体系建设。积极推行订单农业、信息农业、网络农业,通过组建行业协会、培育农民经纪人和农产品营销大户等途径,多渠道、多形式与市场对接。
针对问题,突出基础扶贫。制约贫困山区、民族地区和偏远山区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是道路等基础设施的落后。改善基础设施条件是经济增长与减少贫困的必要前提。在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的自然村中,不通道路的比率为15.6%;不通电的比率为3.2%;不通电话的比率为12.5%以上;不通广播电视的比率为8%。因此,要支持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要加快推进铁路、高速等一批打通主通道、消除断头路、提升通行力的重大交通项目,优先在贫困地区进行水土保持和小流域治理,把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点和着力点向贫困地区倾斜。同时把新增财力实行“三个倾斜,即向困难群众倾斜、向农村基层倾斜、向社会事业倾斜”。加快解决贫困地区交通、用水用电的问题。再是扶贫需先扶智,扶智先学技,治贫先治愚。因而大力发展农村基础教育,加快农村教育布局调整,建立健全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逐步提高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促进城乡教育事业均衡发展。大力推广先进适用技术,每一个贫困县办好一所中等职校,并以其为依托成立职教中心,大力开展职业技能培训,达到“培训一技、发展一人、脱贫一家”的目标。大力抓好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引导农民少生优生,尽快走出“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怪圈。
立足长远,突出生态扶贫。生态是贫困地区的第一本钱。贫困地区往往是自然生态恢复能力低、环境破坏严重的地区。贫困人口相对于富裕人群,获得资源的条件最差,能力低,观念落后,容易陷入杀鸡取卵、竭泽而渔,从而陷入“贫困—环境恶化—进一步贫困”的恶性循环中。在农村扶贫规划中,将生态环境保护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正是意识到只有保护好生态环境,才能可持续发展。要围绕改善人居环境,抓好生态扶贫,与生态建设相结合,抓好退耕还林,封山育林,大力发展沼气、风能、生物质能等清洁能源;与生态扶贫移民搬迁相结合,将只有通过搬迁才能根本解决脱贫的群众,通过易地扶贫搬迁和产业开发方式,实现“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的目标;与城乡环境同治相结合,实施农村环境连片综合整治和农村垃圾治理,着力打造生态宜居的城乡环境,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同时,要积极实施旅游扶贫。我国贫困地区多有原生态特征和异彩纷呈的民族风情,重彩浓墨的红色文化等,旅游资源富集而又魅力十足。旅游扶贫不仅催生贫困地区农村的商品流、信息流、资金流,带动基础设施大改善,促进贫困地区农村经济的快速增长,带动农民脱贫致富,而且对其政治、文化、社会、环境也有着十分明显的影响。旅游扶贫使贫困乡村迅速融入市场经济大潮中,为贫困地区农民与他人交流、社会接触、外界交往创造了条件,从而打破了贫困地区农村的封闭状态,逐步培育起农民的开放意识、商品意识与市场意识。
在扶贫制度上要突出“三项机制”
结对帮扶机制。实践证明,对口支援对贫困地区起到显著的帮扶作用。在国家层面上,要继续加强中央国家机关对口支援贫困地区,并对帮扶资金规模、项目建设、技术支持、人才支持力度,提出明确规定,对达不到投入要求的及时调整。在省级层面上,每个国贫县可由省委省政府领导负责,1—2个省直部门、1家省属大型企业、1所省内高校开展对口支援,每年至少为对口县办理4—5件实事。在县级层面,坚持新提拔干部必须具备扶贫工作经历制度,大力推行“单位帮扶到村,干部帮扶到户”的结对帮扶工作制度,县直副科级以上机关企事业单位结对帮扶1个村或社区,县直副科级以上干部每人帮扶1户以上贫困户。有针对性地制定脱贫计划,落实帮扶措施,做到每村一个扶贫规划,每户一本帮扶台账,推动水、电、路、气、房、环境整治“六到农家”,同步实施产业帮扶、教育帮扶、文明帮扶,做到不脱贫不脱钩。
整合投入机制。一是整合扶贫资金。整合扶贫开发、以工代赈、农业综合开发、民族发展、通达工程、烟基工程等涉农资源,按照整村推进、连片扶持的方式,统筹安排项目和资金,使有限的扶贫资源集中投入到最需要的地方。二是改革财政扶贫资金管理机制。将项目审批权原则上下放到县,建立健全封闭运行制、专户管理制、报账制、项目公示制、贫困户参与制以及项目审计、监察等系列扶贫项目资金监督制度,确保扶贫资金使用的规范性、安全性、有效性。三是落实各项优惠政策。如基础设施方面,积极抓好铁路、高速公路、国道等重大项目在贫困地区的布局;加大中央和省级财政性投资投入力度,并向生态环境、基础设施、民生工程、产业发展等领域倾斜;取消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县级配套资金;降低或取消民生项目县级配套资金比例。在财政政策方面,对新增税收全额返还县财政;增加县级财政一般性转移支付,特别是加大均衡转移支付力度,以保障教育、卫生、基层政权、公检法司的正常运转。在土地方面,给予年度建设用地计划指标倾斜,对重点项目、入园项目、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和民生工程的用地指标予以保证;对重点工程和工业园区内的建设用地,实行“征转分离”的用地审批模式;对上缴的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采取带项目的方式全额返还,专项用于基本农田建设和土地开发整理等。在产业发展方面,加大对贫困地区现有企业技改引导资金投入力度,对贫困地区特色产业发展给予补贴,对计划指标给予倾斜。在金融政策方面,鼓励金融机构向贫困地区增设机构和网点,培育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县域内金融机构新吸收存款主要用于发放当地贷款;扩大县级金融机构贷款审批权。生态补偿政策方面,提高公益林生态效益补偿标准;加大对中小流域治理、水土保持等生态项目建设支持力度;对生态功能区专项转移支付差别化对待,不能按人口规模计算,要向河流源头地区倾斜。
基层治理奖惩机制。注重加强服务型基层组织建设,主推权力下放、重心下移,有效整合乡镇“七站八所”行政权力和执法力量,健全合理提高乡镇、村工作运转保障标准和干部经济待遇制度,确保基层有责理事、有权管事、有钱办事,让乡镇干部安心基层工作,让村干部能够把主要精力放在抓工作上,真正实现产业发展等工作“村为主”。习近平同志指出:“要改革创新扶贫开发体制机制特别是考核机制,贫困地区要把提高扶贫对象生活水平作为衡量政绩的主要考核指标。”这表明,扶贫攻坚首要的是改革考核方式,对贫困县由主要考核地区生产总值向主要考核扶贫开发工作成效转变,引导贫困地区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把工作重点放在扶贫开发上。因此,要按照统一、规范、权威的原则,科学整合政府目标管理、全面小康、城乡同建同治、扶贫开发、为民办实事等重要考核事项,统筹考核管理和结果运用,形成指标规范、力量整合、信息互通、结果共享的协调机制,严格实行奖惩制度,真正让实绩突出的干部有位置,让干得好的干部实惠多,形成真抓实干、干事创业的浓厚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