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明 顾吉环
编者按
今年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60周年，也是享誉海内外的杰出科学家、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钱学森诞辰105周年。
60年前的春寒料峭之时，钱学森向党中央起草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就发展我国导弹航天事业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和实施方案，党中央很快批准了这个意见，我国“两弹一星”工程正式启动。钱学森和老一代航天人一道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为“两弹一星”事业的发展和壮大做出了卓越贡献。钱学森一生赤诚报国，严于律己，求真务实，敬业精业，立德、立言、立功，身上所体现的严实作风至今仍给人以激励，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从今日起，本刊以“钱学森的严与实”为主题，推出由钱学森同志生前秘书顾吉环、李明、涂元季撰写的一组反映钱学森修养境界的文章，在中国航天事业创建60周年之际缅怀这位为中华民族做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家，也希冀能给读者以激励和启示。
笔者有幸在“人民科学家”钱学森身边工作多年，对钱老的科学精神和严实作风感受尤深。这种科学精神和严实作风，不仅体现在科学研究等大的方面，在对待文章署名问题等细节小事上也有生动反映。
以“钱学森”署名的文章数百篇，有些并非钱老亲笔，而是记者的手笔，未经钱老审阅同意，就以钱学森的名字公开发表，这些文章不能全面准确反映钱老的思想。对以“钱学森”署名的文章，钱老的态度非常明确：是我的文章我完全“负文责”；不是我的文章“不负文责”！
1986年1月7日，钱学森参加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和铁道部科学研究院举办的“茅以升同志从事科研、教学、科普工作六十五周年暨九十寿辰庆祝会”，得到《茅以升文集》一册。回来翻到98页有一篇《先掌握技术后学基础理论是错误的吗？——对<科学技术工作的基本训练>一文的商榷》。因为钱老写过一篇《科学技术工作的基本训练》，再看下去，知道茅老当时（1961年6月14日）说的确实就是钱老写的那篇文章。
《茅以升文集》并没有指明那篇文章是钱老所写。钱老于次日立即给该书责任编辑写信：“最好能指明茅老评议的东西是我写的，我应负文责。”并说“我想这种文风也是合乎茅老提倡的科技工作者道德规范的。”可见，钱老非常看重文责问题，署了名就意味着责任，甚至将其上升到道德规范的高度看待。
但是，对于未经自己审阅的文章，钱老坚决不同意署上自己的名字。1984年6月8日，《农村经济统计调查与专题研究》一书编者拟收入《钱学森谈建设高度知识技术密集高效能的大农业体系》一文，给钱老写信，征求钱老同意。钱老于6月18日回信：“《内部参考》的那篇东西不是我写的，是记者的报道，版权和责任都在记者同志……将来如果在贵刊上录用，千万不要署我的名字，因为不是我写的。”
还有一次，《马列主义教学研究》杂志的主编于1985年4月22日给钱学森写信，希望收录钱老“在全国技术发展战略对策研讨会上关于思维科学方面的‘讲话’”。钱老在4月30日回信：“所说我在全国技术发展战略对策研讨会上关于思维科学方面的‘讲话’，使我茫然；但可以肯定，我没有看过这个稿子，所以不能负责！请您不要用这个影印稿吧。”
另外一次问题更严重，钱老发现某报刊登了署名为钱学森的《发展我国的软科学》文章，立即致信该报：“此文大概是听了我七月二十七日在软科学讨论会上的发言，记者根据他的印象写出来的，乱七八糟，没有表达我的本意。您们又不把文稿送给我看就登，而且署上我的名字，您们是要我负责吗？我不能负责！所以我请您们在您报适当地方登出一个声明：讲清那篇文字是记者同志的，不是钱学森的。”
无论“负文责”还是“不负文责”，都反映了钱老一贯坚持的严谨认真、实事求是、敢于担当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这种精神品质与我们党“三严三实”的作风建设要求是一致的。我们当以钱老为榜样，实事求是地对待自己，对待事业，努力提升践行“三严三实”的自觉性，始终保持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的品行操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