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伟光
2010年开始，本人养成了群发飞信分享读书心得的习惯，主要是古代经典中的格言警句，偶尔也分享一点今人的内容。某次读到胡适之先生给毕业生讲演中的一句话，“你最大的责任是把你这块材料铸造成器”，自觉颇好，群发之。没多久，不料李猛兄就约请我编一本关于胡先生的书。
民国那辈学人对中国的落后痛心疾首，纷纷寻找原因，胡先生的学说是当时最有影响力的一种。回过头来看，贡献不可谓不大，而失误也不可谓不大。我们不必苛责前贤，前贤已然尽心尽力，做到了他们的一百分，我们只能设身处地从历史的脉络中寻找更深层次的原因，继续前行。
窃以为，清朝三百年，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在专制的高压下，已然名存实亡。这里只能给出一个极简约的线索。
儒学天然面临着与皇权的微妙二重奏：一方面要尊君和忠君，另一方面又要限制君权，防范专制，小程子“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的名论，已然深入人心。宋代尚有君权和士大夫群体的互动与平衡，至明太祖废宰相，中国政治已成跛腿，但经筵尚能保持，师道尊严在皇权面前还有约束力量，张居正才可以在皇帝的支持下试图推行改革，匡正时弊，而且还有民间的力量，教化的权力尚在士大夫手中，书院讲学遍地开花。清代则将经筵中的教化与被教化关系逆转，于是道统与政统合二为一，士大夫之精神几乎彻底被压制，中华民族之元气被斫丧殆尽。
欧风美雨涤荡的晚清，正是民族文化最虚弱的时候，思想最空虚的时候，人才最凋零的时候，这和当年迎接佛教东来的魏晋迥然不同——魏晋时代，“国家不幸诗家幸”，文化贵族们以家族为堡垒，传承并且弘扬了文化，新生的玄学对佛学的接引起了绝大作用，三教鼎立的大唐盛世，正孕育于此。民初学人目睹儒学旗帜下朽烂的中国，遂误名为实，将责任一股脑儿推给传统，不惜痛自刻责乃至自虐，下了错误的解药，影响深远。好在，中华民族毕竟有着五千年的伟大文明，数百年的摧残虽已使其满目疮痍，但毕竟内力深厚，挺了下来。
但正如史学奇才张荫麟先生所言：“我们的‘民族自虐狂’一天没被抹去，则一切建设复兴的工作，若不是饰烂泥而雕朽木，便是资寇兵而赍盗粮！”名实不辨，是非不分，就会“饰烂泥而雕朽木”，化神奇为腐朽；削足适履，邯郸学步，就会“资寇兵而赍盗粮”，愚不可及。只有正本清源，固本培元，有立而无对，一如我们的汉唐，既有鲜明的文化本位，又能“学而不厌”、以最开放的心态吸收各种文化养料，我们的文化才是有希望的、才可能恢复勃勃生机。
事实上，有一点可能是我们读胡先生的书很容易忽视的，特在后记中重点提示，胡先生对两大传统非常推崇：一是科举，一是书院。不幸的是，这两大传统因清末新政而湮灭，胡先生对此曾多次表示惋惜。胡先生有一篇札记名为《书院的教育》，短小精悍，颇值一读，特分享如下：
这一千年来的中国教育史，可说是书院制度的沿革史。这是我深信而不疑的。二十年前的盲目的革新家不认得书院就是学堂，所以他们毁了书院来办他们所谓“学堂”！他们不知道书院是中国一千年来逐渐演化出来的一种高等教育制度；他们忘了这一千年来造就人才，研究学问，代表时代思潮，提高文化的唯一机关全在书院里。他们不知道他们所谓“学堂”，——那挂着黑板，排着一排一排的桌凳，先生指手划脚地讲授，学生目瞪口呆地听讲的“学堂”，——乃是欧洲晚近才发明的救急方法，不过是一种“灌注”知识的方便法门，而不是研究学问和造就人才的适当方法。他们不知道这一千年演进出来的书院制度，因为他注重自修而不注重讲授，因为他提倡自动的研究而不注重被动的注射，真有他独到的精神，可以培养成一种很有价值的教育制度，二十年前的革新家因反对八股的科举而一并废除了文官考试制度；因反对书院的课程不合时势而一并废除了一千年艰难演进的教育制度！没有历史眼光的革新家的流毒真不浅啊！
“没有历史眼光的革新家的流毒真不浅啊”，胡先生的浩叹，正所谓“百年必世养之而不足，一朝一夕败之而有余”，发人深省。
又想起恩师楼宇烈先生常常引用的那段话：
子路入，子曰：“由！知者若何？仁者若何？”
子路对曰：“知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爱己。”
子曰：“可谓士矣。”
子贡入，子曰：“赐！知者若何？仁者若何？”
子贡对曰：“知者知人，仁者爱人。”
子曰：“可谓士君子矣。”
颜渊入，子曰：“回！知者若何？仁者若何？”
颜渊对曰：“知者自知，仁者自爱。”
子曰：“可谓明君子矣。”
这段话出自《荀子》。我们一般都熟知“仁者爱人”，却不知这并非“仁”的全部内涵。“仁者自爱”才是根本，有了自爱自尊才能自立，才能爱人，才能人爱。“自爱”为本体，“爱人”为功夫，“人爱”为效验。“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不懂得“自爱”的人如何“爱人”？又如何“人爱”？这是最朴素通达的道理，于个人于民族于国家皆然。
此书仅仅是阅读胡先生的一点粗浅见解和补记，不揣谫陋，与诸同好共享。知我罪我，一俟诸君！
萧伟光
甲午秋分丑时 于金台园
（此文刊载于《云梦学刊》201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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