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曾错过胡适

“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表率”，这是一句流传甚广、评价胡适一生的挽联。如果没有对胡适有深入的了解，大多数人对这位有着36个博士头衔的学者印象，恐怕仅仅停留于所谓的新文化运动先驱，停留于其号召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事实上，胡适的一生正如这句挽联，既有西方的思想，又不失中国传统。萧伟光先生所编的《为人与为学：胡适言论集（评注本）》试图挖掘胡适言行中饱含传统文化的精华，重新发现胡适价值，促进今人对文化多元的重视。

胡适所处的年代风雨飘摇，列强一面在中国横行，一面也带来了西方的器物与思想。在这种一盛一弱的对比下，无数如胡适一般“先进的中国人”，很自然地青睐于西方思想。但事实上，一个社会的健康发展，不该是某种思想压倒另一种思想，社会需要的是多元的文化氛围。

西方思想家伏尔泰曾对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言行颇多赞美，并藉此完善了自己的思想体系。1767年，一位德国青年甚至在给伏尔泰写信中称赞他为“欧洲的孔夫子”，这说明传统文化蕴含着深厚魅力。不过，彼时“救亡压倒启蒙”已成气候，再加之旧派文人对于西学的过分抵制，从传统文化中成长起来的胡适，为快速“救国”，亦高喊“全盘西化”，无奈其初衷却是“取法乎上者，仅得其中”，但一种浪潮既已形成又岂能是这位新文化运动的先驱所能左右。

尽管胡适对传统文化采取了一种“全盘西化”的态度，但他仍没有斩断传统文化的根。比如其对于家庭关系，即明确声称“于家庭从东方”；对于朋友，更是如古之孟尝君，留下了“我的朋友胡适之”的美谈；给青年学生推荐国学书目时，胡适甚至跳过了一些基础性书目比如《史记》等等，而直接推荐《史记探源》，因为在他看来，来求书目者，应该有些国学底子。由此可见，胡适所谓“全盘西化”的确是一种事急从权。今人重新审视胡适，必须看到这其中所蕴含的传统意识。

萧伟光先生在书中感慨，“要培养出胡适之这样的博学之士，更不是现在所能梦想的”。书中所提及的胡适给大学生开国学初读书目一事，即为例证。彼时胡适所开书目，在当年传统教育尚未完全式微的环境下，即令当时的学子感到艰难，更不用说现在的学生。对传统文化的疏远，直接带来的一个明显恶果即是现在学生的写作能力滑坡严重，大学每年扩招，但培养出来的大学毕业生，从人文素养上来说，远不如以前。

作家熊培云曾说过“错过胡适一百年”，言语中颇有未能与这位先贤往来的遗憾，其实，对于我们今天的文化而言，与胡适又何尝不是失之交臂。纵观胡适的一生，既治学严谨讲究，又富有士大夫精神，这毫无疑问与其早年所接受的传统文化熏陶不无关联。今人看待胡适，就要全面看待其一生的思想探索，既遵循其“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质疑精神，客观评价，又须保留一份温情与敬意，看到传统文化之于胡适的培育作用。唯有此方能理解其“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精神，为我们当下的文化注入宽容底蕴，践行胡适所说“异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为文化繁荣培育出一个好的未来。

（杨兴东《湖北日报》2015年1月10日 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