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编译局研究员顾锦屏：64载编译经典 信仰铸就崇高

一杯清茶，一支红笔，一叠纸稿，一位伏案专注的老人。推开中央编译局研究员顾锦屏先生的房门，如此一幕让人心生温暖敬意。“我的经历很简单。这一辈子，就做了一件事。”顾锦屏如此评价自己。从18岁到82岁，他一直耕耘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的园地里，为新中国的编译事业贡献青春、倾注心血。64载春秋，纵有世界社会主义风云变幻，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始终坚定不移。因简单而明净，因纯粹而崇高，他看似简单的人生却书写下不简单的成就。

“是党的需要，把我引上了这条道路”

1951年，18岁的顾锦屏从上海俄语专修学校（上海外国语大学前身）被抽调到中共中央俄文编译局（1953年与中宣部斯大林全集翻译室合并为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此时的他，俄语只学了一年半，马列著作没有读过，翻译经验更是空白。面对接到的第一项任务——参加《简明哲学辞典》的翻译，顾锦屏心中满是忐忑。时任编译局局长的师哲拍拍顾锦屏的肩膀说：“你的文笔不错，只要肯学、肯钻研，一定会干好。”前辈一席暖心之语，鼓舞信心，增添力量。顾锦屏暗下决心：工作中需要什么我就学什么，“先天”不足“后天”补，一定要从外行变内行。

没有翻译经验，就认真向何匡、刘水、林利等前辈求教，把他们改过的译稿当教材；为提高俄语水平，就听俄语讲座，阅读俄文理论著作；不懂德文，就参加德语班学习，边学边用；哲学底子薄，就一头钻进苏联哲学教科书和毛泽东著作中，反复研读……“那真是激情燃烧的年代，每到夜晚，办公室灯火通明。我们这些年轻人，通过刻苦学习，很快地成长起来。”顾锦屏忆起那段岁月，眼睛中闪烁着光芒。

经过3年集体攻关，《简明哲学辞典》中文版完成，顾锦屏积累了丰富的哲学知识和翻译经验。此后，他参加列宁《哲学笔记》的翻译和译文校订，负责《列宁全集》第一版第14卷《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定稿审稿，完成《列宁全集》第一版第38卷即新编《哲学笔记》的修订，参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德意志意识形态》、第20卷（《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的定稿审稿……经过这些历练，顾锦屏很快从当年“一张白纸”的青年成长为可以熟练运用俄语、德语译校马列经典著作的业务骨干。

“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默默奉献，我无怨无悔”

翻开顾锦屏办公桌上的清样，手写的密密麻麻、工工整整的红色小字填满页边页脚。这是他正在从事的《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增订版各卷“前言”的修订审读工作。顾锦屏拿起“前言”的审改稿笑着说：“经常有老同事问我：‘老顾啊，你怎么还在干呀！’我本可以在家安享退休生活，但是马列著作的编译任务仍十分繁重，而编译力量又严重不足，趁我现在身体还好，能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尽一点力吧！这也是我的退休生活方式。”2004年，71岁的顾锦屏办理退休手续，却退而不休，没有离开编译一线。同年，中央启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他作为经典作家重点著作译文审核和修订课题组负责人之一，为编辑方针、校订原则和编写要求等的制定付出大量劳动，参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列宁专题文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版、《列宁选集》第三版修订版、《马克思画传》、《恩格斯画传》、《列宁画传》等的编纂工作。

顾锦屏一再强调，做好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工作，首要就是对马克思主义抱有坚定的信念。正是执着于这份信念，他才能在本该颐养天年的高龄仍然每天坚守在办公室；正是执着于这份信念，他才能在苏东剧变、世界社会主义遭遇严重挫折之时，保持头脑清醒，发出捍卫真理的声音。

1978年，顾锦屏成为中央编译局副局长。走上领导岗位，再忙也没有脱离编译这个主业。用他自己的话说，白天忙局务，晚上忙业务，虽苦犹乐。那时，编译《列宁全集》第二版的任务繁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的编译工作也提上日程。有三四年时间，他常常是晚饭后再回到办公室，孤灯清茶相伴至深夜，实在疲乏时就躺在办公室的床上打个盹。

作为编译局的领导，顾锦屏深知培养一支高素质的人才队伍对国家编译事业的重要性。他四处奔走，招贤纳士，为年轻人争取业务培训、出国深造机会；多次出访，与苏联马列主义研究院、东德马列主义研究院、荷兰国际社会史研究所等国际马列著作研究机构建立联系。直到今天，顾锦屏依然对编译事业人才队伍建设十分关注，也不乏担忧：“编译是一份清苦的工作，编译队伍是无名的英雄群体。优秀人才的流失令人痛心，得想办法巩固、提高、扩大这支人才队伍。”

“编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必须一丝不苟、千锤百炼”

“代圣人立言，笔重千钧。”这是顾锦屏经常对后辈说的一句话。完成一卷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工作，要经历翻译、初校、定稿、审稿四大环节，清样要反复看很多遍，重大问题要经集体讨论，加上繁琐的资料编写、前言编写，没有两三年时间是无法完成的。顾锦屏说，“编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不是文字搬家，这关系到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关系到广大干部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和掌握，必须字斟句酌、一丝不苟，反复推敲、千锤百炼。”

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有一句话：“我们党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世界观作为理论的基础。”后来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版中将“科学的世界观”改译成“科学的观点”。然而，译成“科学的观点”让人费解。在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时，顾锦屏和同事们结合上下文反复琢磨，认为原译“科学的世界观”是正确的，既符合恩格斯的本意，也更利于读者的理解。

“翻译要和研究相结合，翻译不仅要读懂原文，还要弄懂原著的理论内涵。”顾锦屏认为，翻译工作特别是对译本的修订工作，是一个对原著认识不断加深的过程。翻译和研究结合得好，既可保证译文的高质量高水平，又能给自己打下深厚理论功底。不仅要做翻译家，还要成为理论家。

2011年9月，中央编译局为顾锦屏召开从事编译工作60年座谈会。他本不愿答应，但局领导一再强调，这不仅是为宣传个人，更是为托起新一代编译人才，他才同意。在座谈会上，他的这样一段深情自述打动了所有在场人：“当我回顾走过的人生道路时，我记起了青年时代曾奉为座右铭的一句话：‘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我们来说只有一次……在他回首一生时，能够说，我已把我整个的生命和全部的精力都献给了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解放而奋斗。’我虽然离这个高尚的境界还很远，但我可以聊以自慰地说，我把我的一生献给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这个崇高事业。”

《 人民日报 》（ 2015年05月07日 06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