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炳彦
习主席在中央军委改革工作会议上强调，“要着眼于抢占未来军事竞争战略制高点，充分发挥创新驱动发展作用，培育战斗力新的增长点。”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军事创新在改革强军战略中的重要地位。
历史一再表明，在军事竞争过程中，谁占据军事文化的制高点，谁就可能引领军事创新的潮流，谁就可能走在战争前边、先期赢得战略优势。
当前正在铺开的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与世界新军事革命紧密相连。“在这场世界新军事革命的大潮中，谁思想保守、固步自封，谁就会错失宝贵机遇，陷于战略被动。”习主席的话振聋发聩，发人深省。在改革强军进程中，每一名军人都不是旁观者，每一名军人都是创新的因子。面对改革，我们能否准确把握世界军事理论、军事技术发展的最新趋势？能否适应战争形态的最新变化？能否找准创新的路径和方法？这些都应该是引起我们思考的问题。
文化感世事之变化，立变革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我们打造强军文化，就是要通过文化的独特优势，在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的态势下，破除思维保守僵化的定势，把军事创新的活力激发起来，让军事文化创新的最新成果不断向改革延伸。
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在世界新军事革命滚滚而来的浪潮里，谁已经惊醒，谁还在沉睡？
——编 者
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大幕已经拉开。这场改革是在世界军事革命浪潮汹涌澎湃的背景下展开的，是我军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里程碑。从“改棋子”变为“改棋盘”，体制改革必然要求“游戏规则”的改变、军事制度的改变；要求依托新的组织结构加快建设信息化军队的步伐。
新军事革命是个持续创新的过程，信息化军队本质上是创新型军队。我们需要不断培育军事创新文化，增强改革活力，推动实现改革强军战略。
（一）
世界军事文化发展的新趋势，要求我们在变革中强化文化培育，转变军事创新的思维逻辑
从一定意义上说，所谓战略眼光，就是认识未来的眼光。与观察视野的变化相关联，创新思维“范式”随之发生变化：过去是：实践—技术—理论。现在是：理论—技术—实践。与思维“范式”的变化相关联，上世纪80年代以来，军事创新从以往作战需求牵引模式，逐渐转变为“理论牵引”模式。美国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未来战争》等理论著作，对信息社会和信息化战争及相关技术的发展，都起到了很大的牵引作用。于是，军事创新的逻辑也随之发生变化。以前的创新发展顺序是：科技进步—武器装备—军事理论—作战编组。现在的发展顺序是：军事理论—科技进步—武器装备—作战编组。信息时代的军事文化，让作战指挥人员、军事理论专家成了军事技术创新的引领者。
军事理论专家和军事技术专家研究发现，在西方发达国家，近代军事文化的演进经历了三个阶段：
整个19世纪及以前，大多数军人尚未认识到科学技术进步对军事力量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就连拿破仑那样极富创新精神的军事统帅，也轻易回绝了美国科学家富尔顿研制无帆兵舰的建议。从19世纪初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100余年间，尽管工业革命早已影响到社会其他各个领域，但大多数军人根本不去思考新技术在战争中会有什么作用。他们只强调对手中现有装备的使用，不会去思考对装备的改进和创新。这一时期，被称作军人“等待技术”的阶段。
20世纪初，机械工业的高度发达，逐步改变了军人单纯的尚武观念。1918年8月8日，在艾敏斯会战中，联军“星型”坦克的突击力，英军300架飞机的轰炸力，使军人从堑壕中醒悟过来。此后20余年，历史造就了富勒、杜黑、古德里安、隆美尔、蒙哥马利、戴高乐、艾森豪威尔、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等一大批机械化战争时代的新型军事家。他们不仅精通军事，而且对坦克、飞机，以及当时其他新技术兵器的性能特点了如指掌。他们把科学技术当成自己的第二专业，把工程师作为知心朋友，从而在战术的发展上，做出了一个又一个创举。古德里安发明了装甲闪击战，罗斯福接受了爱因斯坦制造原子弹的建议，斯大林则把一大批飞机设计师奉为座上宾。正因为如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以后，这些国家的军事技术装备和军事学术水平，都得到了空前的大幅度发展。这一时期，堪称军人“与科技联姻”的阶段。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由于微电子、人工智能、遗传工程、宇宙空间、海洋开发、新材料、新能源等新技术迅猛发展，新技术革命的浪潮使许多卓有远见的军事家，进一步打破原有的思维模式，提出了军人应当站在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沿设想未来作战样式，并根据这些设想，反过来提出军事技术创新的目标与方向。军事防务专家展望未来20到30年的发展趋势，设计新的作战概念、创新作战理论，以此提出所需要的技术支撑，再由科研人员从技术上来满足新的军事需求。在军人的组织指导下，军事技术减少了发展的盲目性，从而得到更快更多的军事经济效益。这一时期，可以说是军人“引领技术”的阶段。
从军人“等待技术”“与技术联姻”到“引领技术”，反映了军事科学发展与科学技术发展的关系不断密切的客观趋势。这种趋势迫使军人由技术发展的旁观者，转为技术发展的领航人。
在我国，由于失去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机会，军事文化至今处于军人“等待技术”和“与技术联姻”的阶段。重历史、轻未来的军事观念，习惯于按照对手的今天，来设计我军的明天；习惯于思考以明天的我军，和今天的对手作战。
在改革的征程上，不少同志的思想观念还停留在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而这些战争已经过去15年、20年了。美军提出第三次“抵消战略”，意在选择颠覆性新技术，打造新的“非对称军事优势”。新军事革命将由此出现拐点：一个新的战争形态——基于自主系统的光战争正姗姗走来。我们要完成军事改革的历史使命，迎接新的挑战，必须强化文化培育，转变军事创新的思维逻辑。
（二）
一支军队的文化内核，深藏于他的军事哲学之中。在实现改革强军战略过程中，我们应该运用现代科学方法进行军事创新
在人类历史上，每一个伟大时代在赋予人们伟大任务时，也为人们提供了新的方法，只有那些明确了伟大任务又掌握了新方法的人，才有可能去引领时代潮流。
科学发展的历史表明，许多重大科技创新，重大科学问题的提出和解决，常常是科学方法获得一定突破的结果。伽利略之所以能够发现落体运动规律和惯性定律，同他系统地运用实验方法和数学方法分不开；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创立，得益于科学观察方法和历史比较方法；爱因斯坦相对论的产生，理论实验方法起了重要作用；马克思的《资本论》之所以能深入剖析复杂的资本主义社会而获得巨大成功，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巧妙地应用了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方法，以及科学抽象的方法，以“最简单、最普通、最基本的事物”——商品，作为科学研究的逻辑和历史起点，从感性的具体上升到抽象的规定，再从抽象的规定上升到思维中的具体。
同样，军事理论创新也是首先借助于时代的新方法。《孙子兵法》问世于中国的春秋末期，是因为以“阴阳”“五行”为代表的古代系统论方法，到那时已经成熟而完备；克劳塞维茨写出《战争论》，是因为牛顿力学方法和黑格尔的辩证法，为他提供了研究战争的武器；毛泽东军事思想，是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研究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的结晶。
科技革命推动社会生产力和军队战斗力的提高，也促使哲学思想的发展。
19世纪的“三大发现”（进化论、细胞学、能量守恒与转化），促使德国古典哲学终结，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
20世纪，相对论、量子力学和生命科学产生，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纳米技术、新材料技术，以及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改变并正在继续改变着世界的图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伴随着新技术革命的浪潮，科学方法的革命空前高涨，呈现出自然科学的研究手段、方法、模式和概念向社会科学领域渗透与交融之势，新的科学方法论如雨后春笋般接连问世：系统论、控制论、协同论、突变论、信息论、离散论、功能论、智能论、优化论、反应论、模糊论、艺术论，还有“混沌”“分形”等。从哲学的层面上讲，这些横断学科所提出的方法，可概括为系统方法和复杂系统方法。
1958年，美军实行军政、军令分离体制后，并没有很快焕发生机，五角大楼各种资源管理一片混乱，仍处于风雨飘摇之中。1960年，麦柯纳马拉入主国防部。他针对三军在国防资源利用上各自为政的混乱状况，于1962年提出“集中指导与分散实施相结合”的管理原则，采用系统工程方法，统筹规划国防和武器装备建设，提出一个“规划、计划与预算制度（PPBS）”，为美军建设理顺了关系，节约了资源。
1986年，美军实行《国防部改革法》，使国防部、参联会的权力得到集中，建立了一套集权与授权相统一的新规定。由此，保证了联合作战顺利实施，并为以后的一体化联合作战奠定了基础。
到了21世纪初，拉姆斯菲尔德任国防部长期间，根据新军事革命的形势发展，美军一改PPBS制度基于目标任务的管理习惯，提出基于能力需求的PPBE制度。即“规划、计划、预算和执行制度”。
PPBS制度和PPBE制度，都是典型的系统科学方法在国防管理中的运用。从方法论的角度讲，这些制度的方法特点是：从未来把握现实，以使命任务决定能力，由能力需求牵引技术创造、选择作战编组等。总之，是“上游”决定“下游”，“顶层”决定“下层”，“前端”决定“后端”。
系统论的思想和复杂性方法，在美军的变革中得到深入运用。他们认为，以往的军事理论，即克劳塞维茨和若米尼等名家的理论，都是建立在牛顿力学方法之上的。今天的作战，必须把敌人的军事组织和作战行动看作是一个系统。这样，只能采用牛顿方法根本做不到的复杂性理论来描述、预测，选择相应的对抗行动。比如，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常用的“摩擦”概念，源于牛顿力学，可以说是物理学战争的概念，反映了前工业时代的战争特点。当时的军队不论组织多么严密，都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冲击和迟滞，前沿对抗与交锋。因此，克劳塞维茨把牛顿力学方法作为认识和研究战争、指导战争的主要方法。在今天的信息化战中，战争目的已由“消灭敌人，保存自己”，变成了“控制敌人，实现利益”。从而，对抗方式的一个重大变化，是从大规模毁伤，转变为增加敌组织内部的“熵值”，增加自己组织内部的“负熵值”（“熵”是对组织内部无序化的描述）。军队愈信息化、愈一体化、愈“精致”，也就变得愈脆弱。现代军队建设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最大限度地降低自身解体和瓦解的脆弱性；战争指导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积极造成和利用敌军内部的脆弱性。
今天，评估一个军事系统，不能只看它所拥有的物质、能量和信息多少，还要看它的抗毁性、稳定性，以及可能出现“熵值”的多少。
（三）
信息化、网络化，冲破了传统的空间疆域和时间阻隔。虚拟技术的“预实践”，营造出新的军事文化
复杂系统科学在引起哲学方法论革命的同时，与多媒体技术、虚拟现实技术、人工智能技术、高性能计算技术和仿真技术结合，又引发了哲学认识论的革命——人类认识世界的方式发生了一些变化。
首先，对世界统一性的认识更加丰富。以往，我们讲世界的统一性，只强调“物质第一性”。从今天的视角看来，世界的统一性含有三个基本要素，即物质、能量、信息的统一。在人造的技术系统中，是材料、能源、信息的统一；在社会经济系统中，是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的统一。把这三方面的统一抽象到哲学层面，就多彩地体现了“物质、运动、信息的统一”。
其次，认识程序由昔日的“部分—整体—部分”，转变到了今天的“整体—部分—整体”。与此相联系，在研究方法上，由昔日的“分析—综合—分析”，转变为今天的“综合—分析—综合”。
信息化、网络化，冲破了传统的空间疆域和时间阻隔。人们观察问题的着力点从“以物为中心”，已经转向了“以系统为中心”，认识论的关键不再是“具体分析”，而是“系统集成”。
这一全新的哲学认识论，标志着科学思维结构的重大变革。科学研究从昔日的分析优势，转向了今日的整体综合优势；昔日以研究“存在”为主的静态认识，转向今日以研究系统为主的动态认识。
实践的意义不再局限于历史和现实的框架内，同时也包含了未来。海湾战争后，发达国家确立了“提出理论——作战实验——实兵演练——实战检验”的创新思路，加紧建立“作战实验室”，使军事理论研究方法有了新的突破。
《虚拟认识论》的作者张怡等学者指出：“虚拟技术，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的感知世界，创造了一种全新的人类实践方式。虚拟技术，不只是一种认识方式和解释世界的方式，它本身就是人类的实践方式。”
虚拟技术的“预实践”，营造出新的军事文化。从而使军队建设由过去的“顺时性”，发展为今天的“共时性”。“顺时性”发展，即做完了今天，再进行明天。“共时性”发展，可以同时进行今天、明天和后天的事。在此过程中，依据虚拟技术的可重复性、可修改性、可嵌入性特征，把世界上正在发生和将要发生，以及头脑中预设计的战争情景,营造为虚拟环境，检验和修正不同阶段应有的军事能力。
与自然科学相比，军事科学在解析推理和定量分析等方面比较薄弱，总结已经发生的战争经验，“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一直是军人理论创造的传统方式。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建模/仿真与计算机网络一起，为人们提供了认识世界的第三种重要方法，推动军事实践方式从“经验归纳”向“虚拟仿真”方向拓展，“在实验室中学习战争”“从未来战争中学习战争”，大大提高了军人超前的认识能力。
总之，迎着新军事革命浪潮推进我军改革，我们需要确立新的哲学观，需要创新军事理论，让军事创新之光照亮走向未来的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