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要重返重构历史理论

　　近30年来，我国史学界理论探讨的演化大势是“历史理论”逐渐让位于“史学理论”，即对历史进程基本线索的追寻被对历史知识一般性质的探求所代替，有关历史进程本身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被束之高阁、乏人问津。总之，远离“历史理论”，走向“史学理论”，对“历史认识论”研究的热情远远大于对“历史本体论”的研究，是改革开放以来史学界理论研究的一个基本特征。这一取向的出现及其主流化当然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偏差。当前，我们亟须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从“史学理论”重返“历史理论”。

　　史学界在忽视“历史理论”的路上越走越远

　　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严格地说，我国史学界基本上不存在独立的“史学理论”学科。这一期间，人们基本上是把“史学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画了等号。这一局面在20世纪80年代初被打破。把“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作出明确区分，把各自的侧重点及其内容构成加以切割，是1983年和1984年史学领域一个具有标志性的事件。把以客观历史进程为对象的理论研究看作是“历史理论”，把以历史学、历史研究活动本身为对象的理论研究看作是“史学理论”，认为前者是对历史本身的抽象和概括，后者是对史学本身的归纳和提炼，是当时学术界所形成的共识。这样，对历史认识论、历史知识论和史学方法论的研究，就具有了合理性并取得突破性进展。

　　问题在于，当初人们提出将“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加以切割，意在纠偏，是提醒人们要关注史学本身的问题，以更好地促进对历史的认识和把握。但在各种复杂主客观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人们对“史学理论”学科建设的关注越来越超越对历史研究基本任务的关注，更超越了对历史本身、历史巨变的关注。随之而来的是，在我国史学界理论研究中，“史学理论”一时愈发繁荣，学者们更愿意探究历史认识的特点、历史知识的性质、史学方法论的层次等，而对“历史理论”的探讨则被打入冷宫，越来越多的人似乎不但自己放弃了对历史进程的思考，甚至也排斥和轻视他人对历史进程的思考。

　　“史学理论”研究在放逐了历史本身之后，其自身也就存在被时代放逐的危险，导致一系列始料未及的后果。其中一个有目共睹的后果是，近十几年来，有关中国道路、中国崛起的话题已经跨越学科壁垒，几乎成为国内人文社会科学的话语中心，众多人文社会科学都在通过对中国道路的讨论和思考来展示自己学科的价值和魅力。但令人遗憾的是，在这种讨论中历史学家并没有发出足够的声音。实际上，在对中国道路的讨论中，最应该在场的是历史学家。因为，中国道路是对自古以来独特的中国文明形态和文明演化路线的总结和扬弃。因此，历史学家特别是其中的理论研究专家，最有资格充当这一讨论的主力。但实际上，史学界在某种程度上却成为对中国道路讨论的旁观者。出现这种结果，自然与史学界排斥或轻视“宏观思考”和“宏大叙事”、“史学理论”排斥“历史理论”和“社会形态”研究、“历史认识论”排斥“历史本体论”密切相关。

　　“史学理论”必须植根于“历史理论”

　　史学自身的问题毫无疑问值得有专人下大力气去探讨，“史学理论”研究毫无疑问有自身独特的价值，“史学理论”学科建设也有独立进行的必要。但就像月亮离开了太阳就不会发光一样，“史学理论”必须植根于“历史理论”，最终是为了说明历史本身。个别研究者当然可以终身以“史学理论”研究为限甚至以“史学史”研究为限，但整个学科却不能孤立于对历史本身研究之外。

　　“史学理论”为什么必须植根于“历史理论”？这是因为有了人类历史才有了所谓对这个历史的“历史认识”，是因为对这个历史的“历史认识”积累到一定程度后才有了所谓的“历史认识论”或“史学理论”。譬如，在有了《春秋》和《史记》之后很久，才有了刘知几的《史通》。更重要的是，脱离了《春秋》《史记》这些历史记录和历史认识成果，《史通》的存在也就没有了意义。换句话说，“史学理论”不是一个自足体，它派生于“历史理论”和历史认识，最后又归宗于“历史理论”和历史认识。脱离了历史认识的“历史认识论”研究、“历史知识论”研究，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譬如，对历史知识的不确定性质的研究，为近30年来“史学理论”领域所关注。的确，历史认识的最大特点是史学家无法直接观察和感受历史本身，它必须借助于中介——历史记录和历史文献，而历史记录和历史文献又有各种各样的局限性。这样，史学家把握历史真相的可能性就不得不打折扣。更何况，作为历史认识主体的史学家自身也同样面临各种各样的结构性缺陷：政治立场、知识素养、意识形态倾向、独特的个人偏好等，这就使史学家把握历史真相的可能性又进一步打了折扣。无疑，研究这些问题的“历史认识论”，极富魅力，也很必要。但是，如果这些研究都仅仅局限在对历史知识不确定性质本身的探讨上，那又有什么大的意义和价值呢？只有把这种探讨的落脚点放在对历史本身变迁的准确把握上，立足在对妨碍人们认识历史真相因素的自觉剔除上，再进一步说，如果“史学理论”研究是为了促进“历史认识”更加犀利与完善，这种“史学理论”研究才是值得提倡的。可见，“史学理论”必须植根于“历史理论”，而不能本末倒置、舍本逐末，否则工具就会变成本体、手段就会变成目的。这就如同一个外科大夫，不应整日沉溺于对手术刀的打磨、把玩与观赏，而忘记手术刀的用途是为了解剖，是为了救死扶伤。

　　由此可见，重返历史本体是史学界理论研究的当务之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已初步完成了从传统到现代的历史转型，但30多年来学术界一直未能深入回答一个与这一转型紧密相关的重大问题：这种独特的转型之路是在什么样的历史基础上展开的？在中国迅速崛起之际，学术界必须同步探寻这一崛起的历史文化根基，从而在理论上实现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衔接。而要完成这一任务，史学界必须尽早就若干攸关中国历史全局的重大问题展开讨论。这就要求史学界尽快返回到宏观问题研究上来，返回到“历史理论”“历史观”特别是“中国史观”的探讨上来。而且，史学关注的焦点不仅要重回历史本体，还要重回宏大叙事上来，在中国社会正在经历急剧变革的进程中尤其需要这样做。一段时间以来，在微观史研究潮流和“后现代主义”的夹击下，以探研“历史发展主线”和“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为基质的“宏大叙事”备受责难，贩卖历史细节的读物大行其道，历史一步步沦落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其实，在历史的巨变时期，人们迫切需要的是那种能“通古今之变”的“大历史”。能将过去、现在和未来贯为一体的，当然是历史发展的那些大脉络、大趋势、大线索和大走向。而这些，正是“历史理论”研究的范畴。

　　构建基于本土经验的“历史理论”

　　有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一直被学术界所忽略：改革开放以来，从上古到近代，一方面，中国史研究领域里的几乎所有知识点都被学者们精耕细作过了，都被透彻地重新研究过了，也都被或深或浅地解释过了，并在一些局部形成了有颠覆性的认识；另一方面，史学的整体面貌依然在30多年前所形成的基本认识上打转转，中国史的整体叙事框架并没有根本改观。这是值得深思的问题，而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历史理论”“中国史观”因循守旧、缺乏创新。

　　应该说，长期流行的“中国历史理论”，深受“欧洲中心论”影响，甚至在方法论上我们也是受制于人。如当前我国史学界的一个主流倾向是跨学科研究，用社会科学方法治史，这一主流倾向的实质仍是用西方理论来整理中国材料，用西方概念来表达中国经验，用西方法则来统贯中国历史。我国史学界之所以习惯于用西方的理论、概念和观念工具来研究中国历史，是因为我们自己缺乏基于本土经验的理论、概念和观念工具，所以不得不借用“他山之石”来攻本土之“玉”。我们为何会缺乏？原因众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国史学界轻视综合概括和理论抽象。大规模综合概括和理论抽象缺席所导致的“历史理论”的贫困，是我国史学继续发展的瓶颈。近几十年来，我们的历史研究在几乎所有知识点上均实现了刷新，我们积累了雄厚丰富的具体研究成果，我们又出土了大量简帛资料，我们的史前研究已使我们能更远地走向“上古”。但是，对所有这些东西，我们未能同步地进行大规模的综合概括，未能同步地进行“抽象化”和“概念化”的工作，从而也就无法形成“中国历史理论”或“中国史观”。

　　“抽象化”和“概念化”是历史研究的重要一环。在历史研究中，仅仅靠堆砌材料和事实是无济于事的，因为材料和细碎事实是如此之多，如果不经过去粗取精、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由现象到本质的“抽象”，如果没有“概念”的导引，我们就会被这些材料和事实包围而不得脱身，从而无法把握历史的本来面目。“亚细亚生产方式”等概念，固然曾使我们的历史研究走了一些弯路，但这些概念对中国史研究的推动却有目共睹。我们现在所做的不是因噎废食，从抛弃一些不准确的概念走向抛弃“概念化”本身，而是要走向新的“概念化”之路，即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基于中国的本土经验、材料和事实，重新抽象出一套新的概念系列，以指导对中国历史的进一步研究。可以预期，基于本土经验的中国历史理论体系一旦形成，中国道路等研究也才能最终奠定在巩固的历史根基上，也才能在世界面前讲清楚“中国故事”。

　　（作者为山东大学教授）  

　　《 人民日报 》（ 2016年01月04日 16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