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 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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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我国宏观经济领域存在的诸如房地产泡沫、地方政府债务、新一轮股灾带来的系统性风险等问题，分析了原因，并提出了解决我国现阶段宏观经济领域一系列问题，化解系统风险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 经济稳定增长；系统性风险；对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 F123 [文献标识码] A
一、我国宏观经济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
10月19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15年前三季度的统计数据，初步核算，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487774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9%。怎么看待这一数据？笔者认为，经济增速虽然破了7，创造了近年来的新低，但经济增速的变化比较平缓，没有出现大的波动。从大的方面看发生了一些可喜的变化：一是在国家转型升级战略推动下，经济结构优化的趋势已经逐渐显现。产业结构正逐步趋向政策预期，前三季度，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51.4%，比上年同期提高2.3个百分点，高于第二产业10.8个百分点；新产业、新业态、新产品不断涌现，尤其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业态高速增长；前三季度，全国网上零售额25914亿元，同比增长36.2%；制造业从中低端向中高端转型升级，以电子信息、数控机床、机器人、轨道交通、智能电网、航天航空和医疗机械为代表的高端制造业增速都在10%以上，明显高于工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二是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增强，从经济增速、消费、物价、就业、农业、居民收入等各个领域的数字看，变化逐渐趋向平缓。三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新潜力、新动力正在聚集力量。传统产业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新兴产业在一些地区已经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如经济增速比较快的深圳、天津、重庆等，结构转型成效显著。
尽管如此，宏观经济形势仍然比较严峻，宏观经济层面的问题仍然需要密切加以关注，主要有：
（一）房地产泡沫。房地产泡沫在中国的大中小城市普遍存在，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像北上广深这些一线城市，由于基础设施一流，文化、教育、医疗资源丰富，发展的机会比较多，房屋销售稍好一些。大多数二、三、四线城市房屋销售冷淡，有些地方房屋存量已经超出户籍居民需求的几倍，供求关系严重失衡。在一些地方，由于房地产泡沫破裂已经引起了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如温州、鄂尔多斯民间借贷崩盘。还有些地区出现了一批空城、鬼城。有些地方虽然问题没有集中暴露，但烂尾楼盘数量惊人，有些开发商由于资金链断裂已经跑路，有些居民交了房钱，已经找不到开发商，几年拿不到房子。这些问题在全国的二、三、四线城市比较普遍，短时间难以有效地解决，对经济的负面影响不容低估。
（二）地方政府债务。地方政府债务主要是在2009年以后国家推出了4万亿救市计划，为了和国家一些项目配套，地方政府以土地做抵押，建立了很多融资平台，借下了很多债务。这是地方政府债务的主要部分，但绝不仅限于此，一些地方政府超越自己的经济承受能力和经济发展水平，超前搞一些基础设施建设，也欠下了一大堆债务，还有一些地方民生工程也是以借债来维持的。而且，通常情况下，地方政府的欠债规模远远大于给上级政府报告的数字。这些债务有的是银行货款，有的是企业借款，有的是政府对企业和公司的工程欠款。这笔巨额债务如果不能盘活，很多民营企业无力再投资，甚至面临生存危机，整个社会经济生活就丧失活力。如果经济下行速度加快，银行不良资产急剧增加，有可能会引发金融领域的系统性风险。
（三）新一轮股灾给金融领域和实体经济带来的系统性风险，对6月份以来的这场股灾要给以客观的评估。从6月中旬上证指数上涨到5170点以后，沪深股市出现了断崖式下跌，跌势之惨烈历史罕见，造成的损失之大令人痛心，对实体经济伤害之大不可低估。股市暴跌，这是多米诺骨牌倒下的第一张牌，这种危机接着必然向金融领域和实体经济传导，究竟会对我国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必须对其进行有效的评估。
二、怎样认识我国宏观经济领域存在的问题
我国宏观经济领域一系列问题的出现是多种原因造成的：
（一）2008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逐渐演化为经济危机，在一些国家和地方甚至演化为社会危机，给世界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和影响，中国不可能独善其身。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后，我们称其为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既然是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其破坏性之大，周期性之长就不可低估。像1929年的金融危机直接引发了全球性经济危机，经济危机又转化为社会危机，社会危机发生之后，导致20世纪30年代初三股邪恶的政治势力登上历史舞台，墨索里尼在意大利上台执政，他奉行的是法西斯主义；希特勒在德国上台执政，他奉行的是纳粹主义；东条英机在日本上台执政，他奉行的是军国主义。三股邪恶的政治势力合流，形成协约国，向世界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所以，追本溯源二战为什么会发生？根源在于1929年全球经济危机，一直到1945年二战结束这场危机才算过去。而2008年这场金融危机其破坏性，影响力都不比1929年这场危机差，其先冲击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然后影响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进而波及全球，我们必须有长期的应对之策。
（二）1978年，我国GDP总量3645.2亿元，2014年底我国GDP总量636463亿元，36年时间增长了174.61倍，人均GDP从1978年的583.43元到2014年底的46531元，增长了79.75倍。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高速发展，中国经济已经成功地实现了腾飞和跨跃。但是，持续的高速增长使资源消耗过大，我国现在58种主要矿产品中有29种严重依赖进口，环境承载能力达到或接近上限，经济增速放缓是正常的调整和回归。
（三）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对我们国家的冲击和影响并不像西方国家那么大，我们应该顺势而为，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我们把事情做反了，没有进行产业结构调整，而是把经济增速作为主要追求的目标，不恰当地推出四万亿救市计划和2012年的二轮刺激计划，导致房地产价格暴涨，低端产能严重过剩，地方政府债台高筑。
（四）反市场化管控带来一系列严重后果。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之后，有人总结这次危机，认为美国式的自由市场经济有其严重的缺陷，而我们这种政府管控的市场经济“有优越性”。其实，这样一种结论是草率的、站不住脚的。我们的制度有优越性无庸置疑，但据此得出反市场化的结论是错误的。经济发展需要有宽松的社会环境和舆论环境，市场能解决的问题应该交给市场去解决，但我们国家政府和其它组织对经济的审批过多，发改委更像是计委，加上既得利益集团对政策的干预，使市场经济扭曲，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无法发挥基础作用。
（五）长期以来，居民收入增速远低于经济增速，而投资增速又远高于经济增速，经济增长严重依赖投资拉动，经济内生动力不足。国民收入没有更多地用在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改善上，而是更多地用于经济总量的扩张上，长此以往，消费对经济的拉动力会越来越弱。投资和消费的严重失衡，导致产能过剩和内需不足。从1981年到2014年，我国投资率由32.9%一路攀升到46.9%，而居民消费则从53.4%一路下滑到37.7%。
（六）十八大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加大了反腐败力度，一些官员因为滥用权力，行贿受贿，为个人和某些利益集团谋取私利被抓，充分显示了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从严治党的决心和勇气。在这种高压政策下，一些官员产生了观望情绪，有些地方招商引资也不搞了，正常的项目资金也不敢花了。特别是在对官员的政绩考核上不以GDP论英雄了，一些官员认为只要保持稳定，不出事就行，发展快还是慢都无所谓了。这种情绪如果不能及时扭转，对经济发展的隐性伤害不可低估。一些官员为官不为，不作为、不担当，有些官员没有把主要精力用在一心一意谋发展上，而是热衷于搞形式主义，做表面文章，甚至是搞一些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
三、解决我国现阶段宏观经济领域一系列
问题，化解系统风险的对策建议
（一）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农村人口占我国人口总量的70%以上，“三农”问题历来是我们党关注的重点领域。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推进，我国城市和农村的互动关系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首先，到底有多少农村人口进入了城市？我们必须搞清楚。通常我们说中国农民工大数是2.6亿，其中1亿在本地就业，他们仍然生活在农村，1.6亿属于流动农民工，他们大部分长期在城市生活、居住，属于城市的常住人口。如果这个数字和实际情形相符，那农村就减少了1.6亿人（我们的城镇比率按55%计算已经把这部分人含进去了）,农村的教育、医疗和其它基础设施建设怎么搞可就大不一样了。据调查，在广大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农村空心化问题非常严重，农村人口大量流失，一些地区长期居住的人口只相当于户籍人口的20%-25%左右。所以，有必要对农村进行一次彻底的普查，在人口、土地、硬件设施、医疗卫生、教育、产业发展几方面摸清底细，为我们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农业、农村政策提供支持。
（二）对棚户区改造，保障房建设的政策效果和各级政府的后续投入能力进行有效的评估。棚户区改造、保障房建设如果在经济上升时期，财政宽余情况下实施毫无疑问，是造福于民的民心工程，但在经济下行周期，在各级政府财力吃紧情况下，大多数地区只能以借债来维持其后续投入，使地方政府的债务负担愈益沉重，其政策效果需要客观地评估。另外，对城市的棚户区也要区别对待，有些棚户区是城市的老旧小区，有些棚户区是一些困难企业的居住区，对这些棚户区国家花点钱改造一下还是可以的。但有些棚户区是私搭乱建来的，在一些地方已经形成产业，有些人靠“种”房子发财致富，对这些棚户区，必须加大城管部门的执法力度，对违章违法建筑坚决预以拆除。
（三）对一些地区超前的基础设施建设加以有效的遏制。基础设施建设必须与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能力相适应，但在我们国家的一些地区、一些官员头脑发热，主观唯意志论盛行，认为没有做不到的，只有想不到的，贪大求洋，透支明天，透支未来，给地方经济背上沉重负担，造成严重伤害。
（四）严格限制地方政府的借贷行为，让他们习惯根据自己的财力看菜吃饭、量体裁衣，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不受约束地寅吃卯粮，透支未来。现在各级政府名义上每年都有财政预算，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一些基础设施建设和一些大项目往往又不在预算之中，临时动议太多，领导拍脑袋行事。必须把各地方政府的临时动议权大幅压缩，把项目支出尽可能地纳入财政预算，把预算纳入各级人大的监督、审查范围，让预算变成刚性约束。
（五）积极地探索“一带一路”设想的有效实现途径。“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就是要在欧亚大陆打造一个以中国为核心的经济共同体。但我们面对的实际情形是，美国经过几场局部战争，特别是2011年以来 “茉莉花革命”，大中东地区的一些强人政府被推翻，而美国允诺的美式民主又没有出现。民族矛盾、教派冲突象潘多拉盒子一样被打开，导致这一地区经济崩溃，社会溃败，民不聊生。搞乱了大中东地区就是搞乱了欧洲的南院，搞乱了中国的西院，美国一石数鸟。面对大中东这样一种乱局，我们向西开放怎么开放？我们要辐射欧洲、阿拉伯半岛、南太平洋，我们拿什么辐射？“一带一路”是中国的一种设想，并不像美国搞的TPP一样是一个多边框架下的贸易组织，所以我们必须认真研究，怎么把“一带一路”的规划，细化为对策，使其具有更强的操作性。
（六）坚决打击一些地区统计数据造假行为，对造假官员给以严厉的惩处，让统计数据真实记载经济发展的轨迹，让我们通过这些统计数据能够研判经济发展的趋势，防止统计数据误导政策。现在国家统计局虽然每年都要对各省上报的统计数据做一些技术处理，有时通过一些典型调查修正一些数据，但人们还是要对统计数据离真实情况有多远产生疑问。在一些地区，一些官员政绩观扭曲，不是把精力用在怎样做好工作上，而是通过捏造一些虚假数字来显示自己的政绩。这种情况如果是个别地区还问题不大，如果多了，虚假数字累积叠加就会使统计数据失真，对经济形势的研判产生误导。
（七）进行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去行政化、去官僚化，让大学回归其本来面目，让大学成为创新之源，中国才能实现创新驱动发展。中国大学现在的问题主要是数量不少，质量不高，很多大学缺乏特色，大学不是由教育家，而是一些行政官员在管理着，他们决定人员的进出、调配，决定经费的使用和去向。由于职称评定、学术成果评价机制不科学、不合理，导政甘愿坐冷板凳，潜下心来做学问的积极性降低。中国大学的现状必须改变，进行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中国高等教育的现状不改，创新驱动发展就不可能实现。
（八）在全球化大背景下，在网络化、数字化、信息化时代，对管理者的专业素养要求越来越高。而从这几年揪出的一些腐败官员看，买官卖官，拉关系，搞圈子是一些政客在官场上飞黄腾达的宝典秘籍。我们必须改变选人用人的体制机制，研究怎么让那些不学无术的政客没有市场，让技术官僚成为各行各业管理队伍中的主要力量。
（作者系内蒙古行政学院副院长）
（来源：行政管理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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