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俏彬
2015年以来，我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主要经济指标之间的联动性出现背离，经济增长度持续下行与CPI持续低位运行，居民收入有所增加而企业利润率下降，消费上升而投资下降，等等。对照经典经济学理论，当前我国出现的这种情况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滞胀，也非标准形态的通缩。与此同时，我们注意到，宏观调控层面货币政策持续加大力度而效果不彰，投资拉动上急而下徐，旧经济疲态显露而以“互联网+”为依托的新经济生机勃勃，东北经济危机加重而一些原来缺乏优势的西部省区异军突起。简言之，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分化正趋于明显。为适应这种变动，在正视传统的需求管理还有一定优化提升空间的同时，迫切需要改善供给侧环境、优化供给侧机制，通过改革制度供给，大力激发微观经济主体活力，增强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新动力。
一、立即调整人口政策，从控制人口数量转向实施人力资本战略
纵观世界史，国家兴衰与人口的变化息息相关。面对我国劳动人口明显下降、老龄化社会加速到来的趋势，必须尽快、全面调整我国人口政策。据有关专家测算，未来十年是我国调整人口政策的最后窗口期，绝对不能在这个问题犯颠覆性错误。一是现仅对体制内人群适用的“一胎管制政策”和“单独两孩政策”，亟需尽快转变为“放开二胎”，近中期可缓解“一胎”引致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远期可提振消费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夯实和谐社会的根基。二是将以计划生育为核心的人口控制，过渡到以优生和提高人口质量为核心的人口战略，并进一步改写为教育和提升创新能力为核心的人力资本战略。另外，吸引移民、促进人口流动也应当成为我国人口政策的重要内容。一方面，要以实施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为制度依托，顺应城市化进程中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的历史性趋势，另一方面要适度放开移民政策，既要积极引入高端、优质的创新型人才，在需要的时候也要有序引入普通劳工。总之，从各方面的情况看，人口政策的调整是成本最低、见效最快、利国利民、福及千秋万代的“仁政”，应当尽快颁行。
二、审慎推动土地制度改革，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流通制度
土地是“财富之母”，土地制度是国家的基础性制度，也是供给管理的重要内容。当前，土地制度改革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农村集体经营性用地、农民承包地和宅基地等方面。对此，建议尽快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的有关精神，赋予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的权能，明确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范围和途径；建立健全市场交易规则和服务监管制度。全面推动农民承包土地使用权的确权、流通、转让、租赁制度，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探索农民住房保障在不同区域户有所居的多种实现形式。建立兼顾国家、集体、个人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合理提高个人收益。缩小土地征收范围，严格界定公共利益用地范围；规范程序，公开信息；建立对被征地农民的合理、规范、多元的补偿和保障机制。
三、深化金融改革，全面解除“金融抑制”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目前，我国金融市场结构失衡、功能不全，“金融抑制”比较明显。要进一步深化金融机构的改革，特别是深化国有控股商业银行改革。一是进一步降低国家持股比例；二是提升社会资本持股比例，大力发展证券、保险等非银行金融机构；三是在政策性融资机制创新中构建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并健全小型、微型企业融资体制，引导小贷公司按“资本金融资、自负盈亏、自担风险”原则发展，改进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四是加快发展各类民营金融机构（包括一大批小规模的社区银行、村镇银行等），并通过降低准入门槛，引入民间资本或将现行的民间放贷机构合法化，增加金融供给主体和金融产品，更好满足中小微企业融资需求。五是全面放开存贷款利率管制，实现市场化定价，在利率市场化的最后“临门一脚”——放开存款利率上取得突破。六是以显著提升直接融资比重为目标，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在继续完善主板、中小企业板和创业板市场的基础上，积极探索覆盖全国的股权交易市场（三板），并推动“大资产管理公司”建设。七是提高金融业稳健性标准，积极稳妥地推进银行业实现第三版巴塞尔协议，防范银行表外业务风险，牢牢守住发生系统性风险、区域性风险的底线。八是加强金融业监管，落实金融监管改革措施和稳健标准，完善监管协调机制，界定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职责和风险处置责任。九是做好准备适时实行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的可兑换，支持人民币国际化。
四、继续简政放权，切实为企业生产经营“松绑”
企业是市场经济的第一主体。当前，我国企业效益不佳，投资动能缺失，是影响经济下行的主要因素之一。结合当前企业的实际情况，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切实为企业松绑、减负。一是进一步简政放权，降低门槛、减少企业的准入控制，同时改革监管方式，优化服务，推动全国统一的行政审批标准化改革、建立覆盖所有法人、自然人的全国性信息信用系统，执行统一的市场监管规则，以此最大程度地减少社会交易成本，为企业创造良好的经营环境。二是适度降低我国社保缴费率，同时加快推进、实施社会保障全国统筹，释放制度红利。我国现行各类社保缴费高达工资总额的40% ，居全世界前列，明显偏高。特别是在当前工资水平显著上升的背景下，已成为企业不可承受之重，应当适度降低，以此形成的社保资金缺口，要转向尽快建立全国统筹的社保体系、调入国资经营收益等方式。三是进一步推进清理收费改革。要通过继续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削除各类收费滋生的制度性根源，通过深化财税改革，彻底切断行政审批与收费之间的利益机制。要分类重建收费管理的体制机制， “准税收”性质的收费、基金尽快调入一般公共预算， “使用者付费”性质的收费、基金应加强成本核算与信息公开，行业协会、中介组织所提供的服务收费应打破垄断、增强竞争，等等。
五、全面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
面对新一轮生产力革命（“第三次产业革命”）的挑战，我国为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国际竞争中“和平发展”的向好，必须走创新型国家之路。从长期来看，中国经济需要在高端“买不来的技术”领域靠原始、自主创新艰难前行，在中高端依靠全面开放和“拿来主义” 再创新与“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结合好最终建成“创新型国家”，才能完成从工业经济向与“第三次产业革命”接轨的“中国新经济”的艰难转轨。可以预计，信息产业、新能源产业、高铁式重大装备制造业、生物产业和纳米产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可能成为中国经济的新引擎。为此，必须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完善支持自主创新和成果转化的政策体系，引导各类创新主体加大研发投入，调动社会各方面参与和推动自主创新的积极性。完善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加强创新型人才队伍建设，重视培养引进高科技领军人才。培育创新文化，保护创新热情，宽容创新挫折，形成有利于创新的全社会氛围。为支持从发展基础科研、实施国家科技重大项目到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各个方面的自主创新，必须在实行科技体制和管理体系改革、提升绩效的同时，下决心调动、引导相关各方增加科技投入，而当前这方面的资金需求尚未得到很好满足，仍然是处于资金制约之下的科技投入相对不足状态。近年中国财政对研发的投入已有明显提升，今后还需要政府对研发的长期投入，并带动市场主体共同形成并于2020年后保持占GDP 3%左右的研发投入，同时要遵从科研规律，以鼓励充分、制约到位、分配合理、管理科学的制度规范，调动全体科研人员的积极性与创造力，使科研投入的绩效水平得到提高。
必须指出，以上供给端改革，离不开我国行政、财政、国企、收入分配等多方面的综合配套改革。因此，还要继续深入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切实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现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已经触及到更深层的系统性、体制性问题，需要从“重视数量”转向“提高质量”，以法治化、系统化、标准化、信息化、协同化、透明化为指针，职能、机构、编制协调联动，将行政审批制度向纵深推进。继续深化财税改革，管好政府的钱袋子，实现“预算全口径”和“管理全过程”，减少间接税、增加直接税，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中央与地方财政体制。要有序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促进国有资产收益和存量形态的转置，值此经济下行之际，应当赶快提高国企利润上缴红利的比例，充实社会保障基金，强化应对化解产能过剩和经济下行的财力支撑。
总之，我们认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已经到达了一个关键关口，仅有短期管理为主旨的需求管理已不能完全适应需要，应当及时、全面引入以“固本培元”为主旨、以制度供给为出发点、以改革为核心的新供给管理，针对中国经济沉疴，中西医结合、多管齐下，共收疗效。应适应中国新一轮经济发展的总体要求，针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面临的突出问题和矛盾，以改革统领全局，着重从供给方入手，促进总供需平衡和结构优化、增长方式转变，释放经济社会活力，提高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作者系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行政管理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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