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新文化运动100周年。以《新青年》创刊为起点，新文化运动的发生承上启下，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从政治层面和思想文化层面巩固并拓展了辛亥革命的积极成果，使进步爱国、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更加深入人心，为五四运动的发生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铺平了思想通道。新文化运动作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到来前夕一次重要的思想启蒙、思想解放运动，彪炳史册
新文化运动第一次把反对封建的政治制度和反对封建的伦理道德结合起来，形成了一次彻底反封建的思想批判运动，把自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辛亥革命以来对封建制度的冲击进一步引向深入，真正触及到了本质的方面。
评价历史，最忌讳的是脱离开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以今日之是主观地评判昨日之非，或以今日之非主观地评判昨日之是。为了回答当今对于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种种诘难，有必要对以下三个问题作出说明。
为什么新文化运动要反孔
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与“科学”旗帜，集中抨击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孔教，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从远因来说，在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之后，势必要提出清理封建纲常礼教的问题。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从辛亥革命之后封建与反封建、复辟与反复辟的较量中，悟出一个道理。正如李大钊所言：“民与君不两立，自由与专制不并存，是故君主生则国民死，专制活则自由亡。”从近因来说，是由于辛亥革命之后复古思潮盛行，无论是袁世凯和北洋军阀的其他代表人物，还是思想文化界的守旧势力，都以“尊孔”和恢复纲常名教为思想旗号。胡绳对这一时期的复古思潮作了这样的描述：“他们鼓吹封建主义的纲常名教，提倡以‘孔教’为‘国教’，利用人们对于辛亥革命后局势的失望情绪诋毁民主共和，诋毁自由平等的观念，企图使人相信只有重建封建礼教的权威，中国才能得救。”批判封建礼教，就同捍卫辛亥革命成果紧密联系在一起。陈独秀指出：“要巩固共和，非先将国民脑子里所有反对共和的旧思想，一一洗刷干净不可。”
当然，那个时候的思想家们还来不及搞清楚“孔教”与“孔学”的区别，为了彻底清算封建礼教，大有“语不惊人誓不休”的气概，却未能冷静地区分作为封建专制的思想工具的孔教同作为中华文明思想遗产的孔学的界限。这既是他们的历史局限，也是我们作为后人需要原谅他们的。更何况，在当今系统地弘扬中华文明优秀遗产、努力做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过程中，也出现了把作为先秦诸子百家的儒学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的儒学混为一谈，把儒学等同于国学的偏向。由此可见，局限与偏差是伴随思想传承发展、学术传承发展始终的社会历史现象。敬畏前人、包容前人、尊重前人，才能使我们的研究更加接近于客观，更加接近于理性。
正因为有这样的局限，批判地继承包括孔子在内的中华文化遗产的历史重任，就落在了后来者身上，特别是掌握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中国共产党人身上。在1938年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在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时代命题的同时，提出了“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的历史任务。这是对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光荣传统的最好继承。时至今日，我们在构建国家文化软实力之际，仍然需要继续完成好这一时代使命。
为什么新文化运动会促进马克思列宁主义传播
在这个问题上，有人以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前的思想启蒙运动作范本，认为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最终导致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广泛传播，是革命压倒了启蒙。还有人认为，如果中国按照“民主”与“科学”的路子走下去，才能真正彻底铲除封建专制的社会土壤，走上像西方那样的现代化道路，也就可以避免发生“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悲剧。
解答这些问题的关键，还是要从当时当地的社会历史条件出发，而不是从某种理论假设出发，更不能从主观愿望出发。
事实上，新文化运动从倡导“民主”与“科学”为起点，最终经过五四运动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有其内在的历史发展逻辑的。
“民主”与“科学”两大概念，是从西方传过来的。在当时的中国知识界，的确起了极大的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作用。同时要看到，同样的概念，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不同的文化历史背景下，强调的重点也会有很大的不同，所起的实际历史作用也会有很大的不同。如前所述，那时的当务之急，是要冲决封建礼教的思想罗网。因此，那时对民主这个概念强调的重点是“天赋人权”。陈独秀指出：“自人权平等之说兴，奴隶之名，非血气所能忍受。世称近世欧洲历史，为‘解放历史’。破坏君权，求政治之解放也；否认教权，求宗教之解放也；均产说兴，求经济之解放也；女子参政运动，求男权之解放也。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全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同样的，对科学概念强调的重点是崇尚理性和独立思考，反对迷信和愚昧。陈独秀指出：“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正因有如此鲜明的针对性，“民主”与“科学”两大口号一出，即得到强烈的社会反响。
这时的思想启蒙运动，由其时代特点所决定，已和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前夕的思想启蒙运动有很大不同，不可相提并论。一方面，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发生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前，为革命的到来作了思想和舆论发动。此时的资产阶级尚处于未掌握政权的上升时期，具有很强的革命性。中国的这场思想启蒙运动，发生在辛亥革命之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易妥协性，在这场革命中暴露得十分充分。这决定了新文化运动尽管仍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但运动的中坚力量逐渐意识到，要在中国实现“民主”与“科学”的理想，必须寻求新的社会力量，寻求新的思想。这种变化，是当时中国所处时代使然。在当时的世界上，正发生着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战争把资本主义制度的某些弊端暴露得比较充分，也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意识到单纯向西方寻求民族振兴的道路，已经行不通了。另一方面，在寻求彻底反封建的思想通道上，“民主”与“科学”非但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没有矛盾，而且前者的张扬恰好为后者广泛传播作了铺垫。这种情况，是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没有过的。不仅如此，马克思主义在创立过程中，还从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那里汲取了大量的思想养料。这也更加印证了我们的结论，“民主”与“科学”的思想启蒙，客观上既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也能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传播扫清障碍。
此外，新文化运动有两个历史缺陷。一是就思想文化谈思想文化，未能给中国社会变革指明方向；二是其思想武器是个人主义和个性解放，未能突破小我呻吟的局限。这两者，一个纸上谈兵，一个自我呻吟，其实也是自古以来中国士大夫的通病。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人们也在为克服这些缺陷寻找出路。“改造社会”、“建设新社会”的呼声越来越高，走出书斋、走向底层也成为进步知识分子的共同向往。这种克服缺陷、寻找出路的过程，既使新文化运动向更高层次发展，也使这一发展越来越有利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既然要改造社会，就要找到改造社会的新思想，就要找到改造社会的新力量。这两者，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通过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都找到了。在俄国十月革命将近一年以后，李大钊在《新青年》第5卷第5号上接连发表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篇文章，在继续讴歌民主主义的同时，欢呼劳工主义的胜利、社会主义的胜利。这集中地体现了这批知识分子接受十月革命道路的反映。
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这些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新学，包括那时的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和中国封建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旧学是对立的。学了这些新学的人们，在很长的时期内产生了一种信心，认为这些很可以救中国，除了旧学派，新学派自己表示怀疑的很少。……这就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至二十世纪初期中国人学习外国的情形。”“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第一次世界大战震动了全世界。俄国人举行了十月革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过去蕴藏在地下为外国人所看不见的伟大的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精力，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之下，像火山一样突然爆发出来了，中国人和全人类对俄国人都另眼相看了。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上面这一段论述，生动地说明了新文化运动前后中国思想界的情形，也形象地说明了为什么新文化运动能促进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马克思列宁主义广泛传播促成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促成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开天辟地的大事件。后来的长期曲折实践表明，要想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取得中国革命的成功，还需完成一件宏图大业，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样，经过长期曲折探索找到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创建新中国，并使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也是开天辟地的大事件。后来的长期曲折实践也表明，要想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取得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成功，仍需完成另一件宏图大业，这就是成功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在奋力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今天，我们依然要弘扬科学精神、民主精神，通过弘扬科学精神提高国家创新能力和国民素质，通过弘扬民主精神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使中国为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作出更大贡献。今天是历史的延续，没有革命，就谈不上建设和改革。今天又是历史的跨越，会搞革命，不等于会搞建设和改革，搞了建设也不能否定革命。那种所谓“革命压倒了启蒙”的说法，是无视历史条件变化的，经不起历史的检验。
为什么能从新文化运动的精英中产生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
回答了以上两个问题，实际上也就回答了这个问题。随着时代的发展，当年西方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神权和封建王权的锐利思想武器，即“民主”与“科学”，也日益显示出历史局限性，实践证明难以解决中国社会面临的反帝反封建两大时代课题，而需要有新的思想武器来代替。经过从新文化运动到五四运动的苦苦求索，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终于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资产阶级思想家是从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阐发“民主”与“科学”两大主张的。尽管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在西方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神权和封建王权的斗争中，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使人们从封建神学的禁锢中得到极大的思想解放，并为确立以“天赋人权”为出发点的资产阶级宪政民主铺平了道路。但是，到了20世纪初，这些以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为出发点的学说，早已失去原有的思想光芒，其局限性日益显现。正如毛泽东同志当时所说：“世界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大概有下列几种：1．社会政策(指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德国一些经济学家提出的一种社会改良主义)；2．社会民主主义；3．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的主义)；4．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的主义)；5．无政府主义。我们可以拿来参考，以决定自己的方法。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毛泽东同志的这番话，在当时很有代表性。
如果我们认真研究从陈独秀、李大钊这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直到毛泽东、蔡和森等思想激进的青年人物的思想历程，特别是审视了他们在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前所接触的西方社会思潮之后，便不难发现一个规律。他们在成为共产主义者、开始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活动之前，都比较完整地接触过从西方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直到20世纪初期的各种西方思潮，并做过认真的比较和思考，有些还非常认真地实行过。他们对西方思潮的深刻认知和感受，并不比现在的知识界逊色。他们的思想发展历程，简直就是近代中国西学东渐历程的缩影。可以说，没有这样的鉴别与比较，不可能为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信仰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也不可能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这种思想选择的历程，既从一个方面证明了中国选择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也从一个重要方面说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也是中国近代思想发展史中具有内生动力、符合社会思潮发展逻辑的必然结果，而绝非像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国历史的人所认为的那样是所谓的“舶来品”。如果这样来看问题的话，可以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迅速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诞生这三件接踵而来的大事件，不仅是俄国十月革命影响的结果，也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推动的产物。
这就是新文化运动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史上不可替代的地位与作用。
(作者为求是杂志社社长)
(摘自《前线》2015年第10期)
来源：《红旗文摘》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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