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革命是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激化的产物。一般说来，如果社会财富分配日益不公、社会生活两极分化加剧、人民大众生存艰难困苦、民主权力遭受严重践踏，就会引发阶级矛盾的激化，进而引起政治危机、经济危机，乃至爆发革命。因为任何反动的统治阶级都不愿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其对自身权利的维护往往采取武力镇压，所以被压迫阶级争取自身权利的革命也难免采取暴力行动、进行武装斗争。同时，马克思主义认为，革命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避免的政治行动。这样定义的革命，一般都被赋予进步的含义。
然而，“颜色革命”虽然也叫“革命”，但同马克思主义所说的革命是有本质区别的。主要有三点不同：一是两者目的不同。马克思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而斗争，建立起真正为人民服务的政权；“颜色革命”的组织领导者就是为了拉拢多数选民，战胜对手、夺取执政权。二是组织领导者的地位不同，领导被压迫阶级起来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往往都被统治阶级视为非法的、视为镇压对象，只能进行武装斗争，只能把“暴力斗争”看成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而“颜色革命”的组织领导者都是有合法地位的反对派，他们可以冠冕堂皇地打着“自由、民主、人权、反腐败”的旗号，以“合法”的方式搞所谓“街头和平抗争”，制造舆论，抹黑当局，煽动民众对当局执政合法性持怀疑和否定的态度，造成族群分裂和社会动乱。三是革命结果不同。马克思主义革命带来人民翻身解放做主人，带来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而“颜色革命”在乱中夺权后，往往建立起亲西方的政府，不但不能给人民带来真正的利益，而且还给“颜色革命”发生国和周边地区带来政治动荡、经济衰退、民生凋敝、社会灾难，甚至带来生灵涂炭。
“颜色革命”首先发生在独联体国家。苏联解体后，美国很快启动了所谓“支持新生独立国家”的计划，通过《自由援助法》和名目繁多的“单项计划”，以资金援助为诱饵，在独联体各国“培植民主土壤”，“营造民主气氛”，“物色民主骨干”，“树立民主榜样”，着力把独联体各国打造成追随美国的所谓“新型民主国家”。美国先是企图借助独联体各国政府的力量来实施其计划，但发现独联体各国政府并不完全听命于美国，于是美国又将专项援助转向了这些国家中的“年轻一代”，以留学、交流、资助项目为名，制定了形形色色策反青年学者的计划，对这些国家实行所谓“软渗透”。对此，美国不惜血本，投入资金多达上百亿美元，其中四分之三以上提供给这些国家的非政府组织和独立媒体等民间机构，使其成为亲美派，成为“颜色革命”的主力。最早在格鲁吉亚“天鹅绒革命”中胜出的萨卡什维利，就是接受美国资助并在美国学习回国的亲美派。美国支持“颜色革命”的资金援助往往都是通过美国“非政府组织”来实现的。例如，美国索罗斯基金会这个“非政府组织”就参与过鼓动“颜色革命”的战略图谋。2003年格鲁吉亚“天鹅绒革命”结束后，其新内阁成员中至少有四名部长都曾与索罗斯基金会有过非同一般的密切联系。
不否认，“颜色革命”发生的背景和原因都比较复杂，但无外乎国内和国外两种因素。从国内来看，都是民主法治不够健全，集权式的统治往往容易形成特权利益集团，导致权力缺乏制约、腐败滋生、分配不公，进而使社会缺少创造活力、经济发展缓慢、人民生活难以改善，最终矛盾积累、激化，加之文化差异、民族宗教矛盾等，很容易为外部势力的干涉提供借口、创造条件。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失时机地煽风点火，大力推动“颜色革命”，采取政府公开支持和非政府组织积极参与的双管齐下政策。美国政要公开讲话支持反对派发动“颜色革命”已成定式，小布什第二任期的就职演说稿，竟然用了49个“自由”，鼓励那些对美国具有重大战略价值的国家的反对派，给他们撑腰。而在“颜色革命”的准备和进行过程中，美国的非政府组织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对反对派的大量支持和援助工作都是由非政府组织具体实施的。显而易见，其中一些所谓“非政府组织”具有明显的官方背景，是服务于美国政府对外政策的，是 “颜色革命”非常活跃的推手。美国为首的西方把支持“颜色革命”的目的标榜为“人道主义”和“民主”，是为了“解救”“专制、独裁政权”奴役下的人民。其实美国为首的西方是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和战略利益，总试图以自己的意识形态影响和改变非西方国家的国家意志和政策导向，从而建立起亲美国、亲西方的政权。
实际上，在已发生“颜色革命”的国家，没有一个国家不因追随西方意识形态而付出惨痛代价。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既没给人民带来民主，也没给人民带来利益，只带来了政治动乱；吉尔吉斯斯坦“郁金香革命”引发的是导致上千人伤亡的骚乱；乌克兰的“橙色革命”延续下来是民族矛盾激化，国家分裂，武装冲突，人民流血。以“争民主、反独裁、反腐败”为口号的“茉莉花革命”使阿拉伯世界多国发生剧烈的社会动荡，反政府示威风起云涌，直接导致了突尼斯连续四年的冲突和骚乱；黎巴嫩的“雪松革命”延续下来的是连续不断的政治动荡、政局不稳；执政三十年的穆巴拉克总统的黯然下台，并没有换来埃及的和平安宁，持续的示威抗议和严重的流血冲突不断，连续三年撕裂着埃及社会；叙利亚的“颜色革命”早已撕下“和平”的伪装，在美国为首的西方公开支持下，反对派已经武装到牙齿，不断制造流血冲突惨案；而伊拉克的“紫色革命”延续下来，则出现了令世人震惊的“伊斯兰国”的恐怖杀戮。
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大肆鼓动“颜色革命”，曾使一些不明真相的国家和人民误以为“颜色革命”是“上帝的福音”。但事与愿违，“颜色革命”带来的只是灾难，越来越多的国家逐渐清醒：“颜色革命”实际上提供的是“反面教材”。美国为首的西方发动“颜色革命”损人而不利己，奥巴马上台后不得不把布什的“四面出击”改为“四面握手”。但是祸根已经埋下，美国的中东、西亚政策，特别是鼓动“颜色革命”的战略，给“颜色革命”发生国和周边地区带来了难以平复的创伤，现在成千上万的难民逃离这些地区，美国和欧洲不得不品尝自己酿制的苦酒，仅“高风亮节”的德国就要准备承接80万难民，匈牙利军警则严阵以待，严防难民闯关。美国也不得不面临已经接受难民的欧盟压力。“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历史的因果报应出现了。
历史表明，一旦“颜色革命”离得近了，和平安宁就会离得远了。于是，发展繁荣就会受阻，族群就会分裂，暴力就会肆虐，社会灾难就会降临，最终受害的还是无辜百姓。香港的“占中”、台湾的“太阳花”“反课纲”都是所谓“颜色革命”的雏形，虽然翻不了天，但确是个警钟，我们必须警惕，台港当局和媒体则应该清醒反思。
（作者单位：国家文化软实力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主任）
来源：《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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