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思想关系和谐

实现社会和谐是古往今来人类孜孜以求的崇高理想和美好愿望。社会和谐包括物质关系和谐与思想关系和谐。其中，物质关系和谐是物质文明建设的范畴，思想关系和谐是精神文明建设的范畴。思想关系和谐是社会和谐的精神动力，精神上的贫乏比物质上的贫乏更可怕。思想是有差异的，既有性质的差异，也有水平的差异，还有能力的差异。这一方面决定了思想关系和谐的必要性，另一方面也决定了思想关系不可能达到完全一致的客观性。正是由于思想之间差异性的存在，使思想关系和谐只能是动态的和谐，是“和而不同”的动态发展，而不可能是静态的和谐，正是因为思想关系之间这种动态的和谐，使思想政治工作的存在成为必要。由于思想关系“和而不同”特性的存在，就使思想关系和谐表现为思想之间求同、思想之间存异、思想之间求同不排异、思想之间存异不排同等几种状态。

一、思想之间求同

所谓思想之间求同，就是在思想之间寻求共同点、相似点，以达成双方彼此思想的共识。在同样的社会中，由于社会物质条件相同，一定物质条件总是产生出相应的思想。这就是说，在同样的社会物质条件下，总是存在相同的思想。不管是什么样的思想之间，总是存在共性的，这些共性是思想关系得以维系的基础；如果思想之间没有共性，则思想关系就不会长久。一般来说，思想之间性质相同、内容相似，则容易寻求到共同之处；思想性质相异、内容悬殊，则不容易寻求到共同之处。就既有的人类社会发展史来看，在原始社会，由于原始人群有着共同的求生存、抵御自然灾害的需要，氏族成员没有私有观念，彼此间思想性质相同，群体成员之间的思想容易协调，容易找到共同点；在阶级社会中，由于不同性质思想的存在，使思想关系变得复杂和多变，思想之间求同就不那么容易。但是不管思想关系多么复杂多变，只要其存在共性，就可以实现思想之间求同。只有实现了思想之间求同，找到了思想之间的共识，就能够从一定程度上实现思想关系的和谐。可以说，思想之间求同是实现思想关系和谐的基础。

要实现思想之间的求同，其一，寻找思想之间的共同点。不管是什么性质的思想，总是存在共同点的，这是不同思想之间能够共存的基础。其二，寻找思想之间的相似点。思想之间同作为社会观念上层建筑，总是具有相似点的，找到了思想之间的相似点，就等于找到了思想之间合作的基础。其三，寻找对方思想的优点。各种思想总是有其自身的闪光点的，思想之间如果能够互相寻找到对方的优点，就可以博采众长，补己之短，这也是思想之间能够合作的有利条件之一。其四，寻找思想之间新思想的生长点。思想总是会发展的，要发展就必须有生长点，由于思想之间是共存共生的，他们之间必定有共同的生长点，找到了共同生长点，也就是找到了思想之间的共识。

以上这些任务的实现，正是依靠思想政治工作来进行的。思想政治工作通过在社会上开展形式多样的工作，达到引领社会思潮、促进思想统一、实现思想之间求同。思想政治工作实现了思想之间求同，是其作用发挥的集中体现，也是其能够被社会接受的立足点。

二、思想之间存异

所谓思想之间存异，就是允许思想之间保留不同意见、不同主张、不同观点，不求同一、不求整齐划一。思想之间存异是不同思想达到和谐的条件。

思想之间必须存异。一定的思想总是一定的社会存在的反映，这是思想之间能够求同的基础。但是另一方面，思想作为社会意识，总是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其发展与社会的发展并不同步，往往是落后于社会的发展。这就是为什么在同样的社会中总是有不同性质的思想存在的客观原因。从历史上看，凡是妄图达到思想完全统一的，均是以失败而告终。西方不同宗教之间、同一宗教不同教派之间总是致力于消灭异己，实现一家宗教独霸天下的梦想，还为此展开了血腥的战争，但最终都没有完全将对方消灭，而是出现了不同宗教派别此消彼长，最终形成了长期共存的情形。中古时代，欧洲大陆为消灭异教徒，宗教裁判所得到完满发展，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网络，遍布于西部各基督教国家，“其密密的网眼是异教徒所万难逃脱的”[2]，甚至还颁布了《信仰令》（Edict of faith），责令每个人都有告发异教徒的使命，但即使这样还是没有消灭掉异己思想，最终反而招致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代的到来。中国秦始皇焚书坑儒，妄图完全消灭儒家思想的影响，结果没有得逞，儒家思想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统治思想。与此相应，汉朝董仲舒试图“废黜百家、独尊儒术”，最终也没有成功，其他各家思想与儒家思想相辅相成，共同承载着中华传统思想文化。由此可见，思想之间试图完全整齐化一是不可能的。

思想之间存异是可能的。无论是政治思想，宗教思想，还是学术思想，都是可以存异的。思想之间存异，就是不同思想之间互相采取宽容的态度对待对方的思想，尤其是对待对方思想的相异之处，多看到相异思想的长处，彼此取长补短，即使暂时看不到对方的长处，也不能一棍子打死，要相信对方相异思想中总是存在着合理性的因素，这些合理性因素总有一天可以被发现。所以，政治思想、宗教思想、学术思想等都需要宽容，都需要思想之间存异。思想之间存异，就使整个思想系统具有一定的张力，从而可以保持思想系统的稳定。统治思想对于社会上其他思想的作用，也同样需要有宽容的精神，也需要其他思想有存异的空间。一方面，统治思想要对社会思想加强引导，使其向着统治思想要求的轨道发展，实现思想之间的求同，为社会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另一方面，统治思想要充分发扬民主，允许人们张口说话，表达不同的意见，实现思想上的自由。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要相信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要正确对待人民群众的新思想、新创造，对于与统治思想不一致的思想，要本着民主沟通、平等交流的态度。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于不能统一的意见，对于不能达成共识的思想，要允许其保留，留待实践的检验。对于思想上的不同，只要不是对抗性质的，都尽量采取疏导的方针，集思广益，而不是以打、压的手段使人屈服，思想上的问题只有以符合思想特点的方式来解决。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3]

思想之间存异具体表现为在宪法和法律限度内，彼此允许对方保留不同思想，允许对方保留不同思想中的合情合理之处。思想政治工作作为统治思想作用于社会的重要手段，其对社会思潮和社会舆论的引领，正是以其关心人、理解人、服务人，以允许思想上存异为基础，使人民群众感到可亲、可爱、可敬，实现思想关系的和谐，从而得到社会的接受。

三、思想之间求同不排异

所谓思想之间求同不排异，就是说在思想之间追求统一、追求共识的同时，不排斥一定相异思想的存在，也就是在思想上追求“和而不同”的境界。从上述历史事实可知，试图追逐绝对的思想之求同是不可能的，只能适得其反，明智的方法是适应思想关系自身的逻辑，那就是思想之间求同不排异。

从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可以看出，正是中国思想文化中渗透着的求同不排异的精神，使中国独有的精神文化绵延数千年而不止。中国思想文化几千年的发展史，是各种不同文化思潮不断碰撞交流、互相吸取融合的过程。从先秦百家争鸣开始，诸子百家互相争鸣、互相吸取，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先秦时期的思想，成为中华思想的基本源流。之后尽管也有独霸一家思想的事情发生，但都是以不得人心而终结。从中华思想文化发展大势来看，整体上是求同不排异的，是坚持中华思想文化的基本内核，同时吸取和兼容各种异己的思想，使中华思想文化内涵逐渐丰厚起来，成为独具魅力、影响深远的世界思想文化的典范。佛教传入中国以后的发展情形就深刻地反映了这一点。佛教传入中国后，经过数百年的发展，逐步渗入了中国的元素，产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禅宗。与此同时，儒家思想也在吸取佛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的基础上发展到新的阶段，产生了宋代的道学。经过儒、释、道三家长期的互相吸取、融合，终于形成了儒、释、道三家在思想上的互补共存，达到“和而不同”的状态，共同构成中国思想文化的总体格局。就拿中国长期共存的各民族思想文化来说，也是各民族之间在长期的融合与交流中形成的。一方面，各民族思想文化上取长补短，相互吸收借鉴；另一方面，各民族思想文化又保留各自特色，相得益彰。由此可见，思想之间求同不排异，实现思想关系的“和而不同”，有利于社会范围思想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

思想之间求同不排异具体表现为统治思想、传导思想与受导思想之间以彼此思想中的共性为基础，以寻求思想之间的共性为基本出发点，同时不排斥彼此思想中的相异之处，寻求彼此思想的合情之处、合理之处、可取之处，以最终实现双方的共同提高。思想之间求同不排异，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的精神因素，最终实现社会各方面的和谐。从思想政治工作的文化视野来看，思想政治工作要实现其对社会的作用，对于社会上各种思想现象也应该是求同不排异的，为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识形态功能，必须保持思想之间的求同；与此同时，从思想政治工作促进思想关系和谐的根本目的出发，又必须允许各种社会思想发表意见，尤其是对统治阶级的批评意见，不搞思想关系上的“封闭式管理”。

四、思想之间存异不排同

所谓思想之间存异不排同，是指思想之间在相互交流中允许存异，但又不排斥思想之间的求同。这就是说，思想之间存异不是目的，思想之间存异是以思想之间求同为基础的，存异的目的是为了最终促进思想求同。所以，思想之间求同是目的，思想之间存异是手段；思想之间求同是第一位的，思想之间存异是第二位的。思想之间求同与存异的这种关系，要求我们必须注意反对两种倾向，一是借思想之间求同为名排斥存异，二是借思想之间存异为名排斥求同。这两种倾向都是错误的，都是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两种倾向都曾经出现过。前者一味追求思想上的纯而又纯，反对“私”字一闪念，不允许所谓异己思想的存在，排斥多样化；后者受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影响，一味追求所谓“意识形态的多元化”，忽视、排斥思想上的统一。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思想领域追求的目标应该是一元主导的多样性，即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主导，同时允许其他思想形式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多元”和“多样”不同，多元是指代表不同本质的多种事物，多样是反映事物存在的多种形式。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坚持指导思想的一元化，坚决维护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指导思想多元化的本质其实就是排斥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一元主导与多样性的统一，其实就是思想之间存异不排同；而主张指导思想的多元性，则是“求异”而不是“存异”，则是“求异而排同”。

总之，思想之间存异不排同具体表现为，统治思想、传导思想与受导思想彼此之间的存异，是思想之间求同过程中的存异，存异的最终目的是达至求同，而不是以“求异”而存异。所以，思想之间求同，是我们最终争取的目标，是为了统一思想，增强统治思想的凝聚力；思想之间存异，是为了求同的目标而采取的手段，其最终目的还是求同。思想之间存异不排同，就要求思想政治工作采取多种形式，坚持疏导方针，以理服人，以情感人，坚持正面引导与合理批判相结合的方法，而不是采取群众运动的方法、大批判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激发、引导各种精神力量，促进社会思想关系和谐。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92.

[2][英]J.B.伯里：思想自由史[M].宋桂煌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29.

[3]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762.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野中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发展研究”（15BKS10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中南民族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

来源：《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