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也是联合国成立70周年。这是一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时刻。联合国以及各成员国纷纷以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为契机举行一系列纪念活动，中国和俄罗斯也联手行动，重温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重大历史意义，弘扬正气，呵护和平。
历史是一面镜子，可以照亮未来。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重大历史意义，不仅体现在充分肯定中国与俄罗斯在二战中的历史作用，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如何还原历史，如何正确对待和深刻反思70年来人类对那场战争的所思所想尤其是所作所为，如何防止法西斯主义开历史的倒车，为构建合作共赢的国际新秩序而努力。
中俄的伟大功绩不容抹杀
习近平主席2015年5月7日在俄罗斯的《俄罗斯报》上，发表题为《铭记历史，开创未来》的署名文章提到，“俄罗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主战场??中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亚洲主战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起始最早，持续时间最长，条件最艰苦，付出的牺牲也同俄罗斯人民一样是最惨重的。中国军民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消灭并牵制了日本侵略者大量兵力，以伤亡3500万人的巨大民族牺牲，最终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同俄罗斯人民一样，中国人民为抗战胜利谱写的历史篇章也永远铭刻在历史上”。[1]
2014年8月，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等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共同致函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要求将“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列入第69届联大议程。该函强调，会员国应牢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教训，二战成果以及纽伦堡国际法庭、远东国际法庭的审判结果不容篡改。
2015年2月，中国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国，并倡议于2月23日举行安理会部长级公开辩论会，主题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史为鉴，重申对《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的坚定承诺”。中方倡议得到积极响应，八十多国代表踊跃发言。此次辩论会重申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呼吁会员国探索新形势下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有效途径，拉开了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和联合国成立70周年的序幕。
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以安理会主席身份，主持这场公开辩论会并发言：“7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深深改变了世界。在反省历史、思索未来的过程中，联合国应运而生。《联合国宪章》宣示了国际社会消弭战祸、永保和平的坚定信念，确立了当代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建立了止战维和的保障机制。”[2]
2015年2月26日，第69届联合国大会召开全会，以协商一致的方式通过题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0周年”决议。中国、印度、越南、朝鲜、斐济、德国、荷兰、波兰、罗马尼亚、塞尔维亚、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巴西、委内瑞拉、布隆迪和厄立特里亚等近40个国家是这一决议的共同提案国。[3]
该决议具有重要意义，突出了两个“第一次”：首先，第一次肯定了二战结束的日期因国而异。决议认可各会员国对反法西斯战争有各自的胜利纪念日。德国的投降仪式于1945年5月8日夜里在柏林正式举行，美英法等国把5月8日定为欧洲胜利日，由于时差关系，苏联则将5月9日确定为战胜法西斯德国的纪念日。
而亚洲的战事直到当年的下半年才结束。1945年9月2日，日本向盟军投降仪式在东京湾的美军密苏里号军舰上举行。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九个受降国代表注视下，日本在投降书上签字。这是中国近代以来反侵略历史上的第一次全面胜利，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2014年2月2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经表决通过，决定将9月3日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其次，第一次肯定了亚洲战场的历史地位。决议说，2015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0周年，“那场战争给人类，尤其是在欧洲、亚洲、太平洋及世界其他地方带来了惨不堪言的苦难”。实际上，这第一次肯定了中国作为二战东方主战场的历史地位。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开始最早、持续时间最长，达14年之久。而欧洲战场持续时间为五年多，太平洋战场持续时间为近四年。中国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付出了巨大牺牲。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军民伤亡总数在3500万以上；中国战场长期牵制和抗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主要兵力，歼灭日军150多万，对日本侵略者的彻底覆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战略上策应和支持了盟国作战，配合了欧洲战场和太平洋战场的战略行动，制约和打乱了日本法西斯和德意法西斯战略配合的企图。[4]从宏观上看，中国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主战场之一，它牵制了日本陆军大部分有生力量，消灭了大量日本军队，是战胜日本军国主义的第一功臣。中国战场有力地支持了美军的行动，让它能够取得太平洋战争的最终胜利。[5]
然而，国际关系中数万种关于二战的著作中，对于中国战场的描述少之又少，甚至一笔带过。为何出现这种情况？“更深层的原因是，二战的历史至今依然由西方人书写，这部历史是经过选择、被筛选的，它把英美放在最突出的位置上，其他地方都依附于它。最近一段时间，西方历史书甚至出现一个趋势，试图把苏德战场一笔抹杀，似乎盟军在欧洲的战争，就是英美军队的战争。苏联本来有自己的二战史，它非常强调苏军的作用，但苏联解体后，苏联的二战史体系受到巨大冲击，话语权落到了西方人手里。”[6]
事实胜于雄辩。习近平强调，中国抗战的伟大胜利，“彻底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殖民奴役中国的图谋，洗刷了近代以来中国抗击外来侵略屡战屡败的民族耻辱；重新确立了我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中国人民赢得了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尊敬；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开启了古老中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新征程。这一伟大胜利，也是中国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维护世界和平做出的重大贡献。”[7]
反对篡改历史、美化侵略
中俄决定共同纪念二战胜利70周年，互相出席对方的二战纪念活动，并将出席2015年9月联合国成立70周年纪念活动，弘扬正气，反对开历史的倒车，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战后秩序是建立在一系列重要的历史文件之上的。1943年12月1日，中美英三国同意，并征得斯大林的完全肯定后共同发表《开罗宣言》，表达了同盟国打击并惩罚侵略者、维护国际正义的政治意愿。其中对日本领土处置的规定，就是剥夺日本自明治维新后“以暴力或贪欲攫取之所有土地”。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又发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苏联于1945年8月8日对日宣战后加入该公告。其中第8条对日本战后领土作了限定。《波茨坦公告》具体规定“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上述文件对战争侵略性质的认定、战后处理日本的方式、战后日本的领土范围等内容予以确认。可见，《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以及日本投降书，环环相扣，构成了国际法效力体系，是构成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础文件。
然而，日本右翼一直在想方设法摆脱所谓的“自虐”史观，成为“正常化国家”，修改宪法，放弃专守防卫，解禁集体自卫权，成为“能战”国家。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拒绝明确承认《波茨坦公告》对日本侵略战争的定性。安倍还曾否认《波茨坦宣言》的第6条“日本为征服世界发动侵略战争”，称《波茨坦宣言》是仅代表“二战”期间同盟国政治立场的官方文件，当时接受宣言也只是日本结束战争的一种方式。[8]
安倍不顾反对，强行通过新安保法案，其核心就是解禁集体自卫权。日本政府在2015年5月14日举行的临时内阁会议上，通过了与行使集体自卫权相关的一系列安保相关法案。其实质是“自卫队海外派遣永久法”。法案的通过，意味着为安倍政府解禁集体自卫权、修订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扩大自卫队海外军事活动的军事安保政策在法律层面扫清了障碍。
2015年8月14日，安倍仅以回顾以往内阁历史认识立场的方式，间接提及“反省”、“道歉，”而且称战后出生的人口已经超过八成，这些人“不能再背负继续谢罪的宿命”。酝酿已久的“安倍谈话”暧昧有余，诚恳不足，试图敷衍了事。第二天，安倍晋三以自民党总裁名义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献上“玉串料”（祭祀费）。他通过代理人称：“对英灵的感谢之情和对靖国神社的心意不变。”安倍政府浪费了一个取信于邻、取信于国际社会的历史性机会。
纪念二战胜利70周年，就是要重温《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的精神，维护这样一些重要国际法文件的尊严。只有这样，才能更深入、更持久地认识和牢记战争的罪恶及危害，更有效地维护亚洲以及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建立合作共赢的国际新秩序
中国不仅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历史文献的参与方，还积极参与创建联合国。1945年6月，董必武等人代表中国第一个在旧金山通过的《联合国宪章》上签字。同年10月联合国成立，中国成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这对战后建立以联合国体系为中心的国际秩序产生了重要影响。
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维护国际安全问题上发挥了日益显著的作用。近年来，一些西方国家从新干涉主义出发，以“保护的责任”之名，行“政权更迭”之实。对此，中方倡导“负责任的保护”，强调在干预之前、干预期间以及干预之后均要负起责任来，而不是政权更迭之后一走了之，留下烂摊子，让目标国如陷泥沼，国民苦不堪言。今天战乱不堪的利比亚即是一例，教训不少。在涉及叙利亚问题上，中国从维护《联合国宪章》出发，没有随波逐流，恰恰体现出了大国的担当。[9]
冷战结束二十多年来，在西方发达国家尽情享受“历史假期”的同时，新兴市场国家却革故鼎新，奋发图强，其崛起正在改写世界经济与政治版图。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担当重任，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复苏的关键力量。这为新兴经济体更广泛参与未来国际秩序的建构创造了条件，新兴市场国家的积极参与将增强世界秩序的合理性与均衡性。
而全球治理机制的完善正有助于增进国际安全。近代以来，多次世界秩序的形成或变迁，都发生在战争冲突后，而20世纪末以来这一轮世界秩序的演变，基本上是在和平的状态下进行的，也决定了此轮秩序的演化将更加错综复杂。未来国际安全还将受到两大因素的影响：一是零和观念挥之不去，合作共赢的新观念取而代之尚需时日；二是影响国际安全的主体日益多元，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日益增大，不可低估。
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倡议，既是对《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的继承，更是一次重要的创新和发展。为此，王毅提出了“四要四不要”，即要和平，不要冲突；要合作，不要对立；要公平，不要强权；要共赢，不要零和。[10]
总之，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正义的胜利，是和平的胜利。联合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的制度性成果。《联合国宪章》开宗明义地写道：联合国的成立在于“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切实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及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至关重要，奠定战后国际政治格局基础的《开罗宣言》与《波茨坦公告》等历史文件精神都必须得到遵守。以史为鉴，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让正义得以伸张，和平得以维护，将为子孙后代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作者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来源：当代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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