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 鹏（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
沈丁立（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
樊吉社（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战略研究室主任）
滕建群（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
黄 靖（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亚洲与全球化研究所所长）
帕特里克·孟迪斯（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公共政策学院高级学者）
包道格（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副院长）
卡维·钟吉塔翁（泰国朱拉隆功大学安全与国际关系研究所资深研究员）
维尔纳·魏登费尔德（德国慕尼黑大学应用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
安迪·怀特菲尔德·奈特（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西印度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主任）
愿意交流磋商、寻求合作、发展良好关系是主流民意，也是共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基础
袁鹏：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因为新型大国关系的核心内涵是避免冲突与对抗，寻求合作与共赢，探索一条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和平共处的新型关系模式，这是中美两国人民共同的追求，可以说是两国最大公约数。从中美关系发展的历史经验看，两个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发展阶段、历史文化完全不同的大国，从关系正常化至今保持了长达30多年的总体关系和平稳定，这已经创造出一种新型大国关系的基本轮廓。目前所做的，就是对这种关系进行面向未来的理论升华和观念塑造，从而使中美关系继续保持稳定和发展。这种前景值得期待和憧憬，值得两国共同努力和推动。
沈丁立：美国建国不久，中美就实现贸易往来。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亲自到纽约港，迎接在首访中国后返回美国的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并花200美元购买该船带回的中国货。200多年后的2014年，中美货物贸易额近5600亿美元，中美成为世界上最强劲的经贸伙伴。随着两国各自的继续发展，双方扩展合作的需求还将上升。
樊吉社：中美之间已奠定构建稳定战略关系的基础。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中美经贸互动、人员往来日渐频密，两国已形成在政治和经济领域的“相互依赖”。在冷战的中后期，中美曾因面对共同的安全威胁而进行战略合作；冷战结束后，共同的利益和挑战推动两国从双边议题上的合作走向多边乃至全球议题上的良性互动。随着中国全面融入现有国际秩序和全球化带来的中国利益在海外的拓展，维持一个稳定和繁荣的国际社会环境符合两国利益。
滕建群：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中国领导人在当前条件下根据变化了的国际关系、特别是大国关系而提出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创新理念。中国成为举世瞩目的新兴市场国家，不但是世界经济的发动机，而且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多的作用。中国的综合国力迅速提高，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美国作为守成大国，冷战结束后，进行了多场地区干预战争，很伤元气，近年又经受金融危机，此外，国内政党斗争也制约了国家的运行机制，总体上对外干预能力和对地区事务和国际事务的发言权都受到削弱。
黄靖：中美两国人民之间从来没有“不共戴天”的对峙。在两次世界大战，尤其是二战中，中美两国人民互相支持。即便是在冷战期间，中美两国之间的友好交往意愿也未曾泯灭。
帕特里克·孟迪斯：中美在二战时是盟友，双方有着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的经历，这是双边关系中宝贵的财富。就像谚语所言，“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需要时间和耐心。
黄靖：中美关系大体上是稳定的，人民之间的交流也与日俱增。事实上，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美国无论在经济、文化还是政治上，都与中国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尽管国家之间种种利益矛盾与冲突在所难免，但两国人民总体而言不愿相互为敌是不争的事实，很难想象中美任何一方的民意会支持两国间发生战争。愿意交流磋商、寻求合作、发展良好关系是主流民意，也是今后共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基础。
前所未有、不可逆转、无处不在的相互依赖关系，已使中美之间进行零和游戏的条件不复存在
袁鹏：中方对新型大国关系内涵的认识在不断深化和不断深入。这项“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事业，没有任何现成经验可以照搬，只能靠中美双方在实践中不断摸索，但前提是必须相向而行，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最近不少美国学者提出中美“相互依赖”概念，就可视作对新型大国关系内涵的一种建设性回应。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支撑，首先在于两国关系过去几十年发展的成功经验，其次在于两国高层始终从大局出发思考和处理中美关系，再次就是中美在经济和全球安全事务中形成的深度相互依赖关系。经贸关系这个“压舱石”过去是、现在仍是两国关系最深厚的基础。目前两国之间的年经贸额近5600亿美元，这一数字本身胜过千言万语。根据美欧经贸关系的经验，中美在未来10年至少还有5000亿美元的贸易潜力，如此巨大的利益，完全可能形成中美利益共同体，形成轻易拆解不掉的深度相互依赖。而双方相互投资这个增长点还有更为巨大的潜力值得挖掘，这正是中国积极推动中美尽早达成双边投资协定的重要原因。总之，经贸合作作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基础不会动摇，只能强化。
樊吉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最核心的价值在于，日益崛起的中国致力于破解大国兴衰的消极互动历史规律，避免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希望与美国发展“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双边关系。中国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立足于现在，着眼于长远，以建设性的姿态巩固双边关系的基础，拓展未来的合作领域，规范中美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诸多领域的竞争，防范中美良性竞争关系发展成消极对抗关系。中美建交以来的30多年中，对双边关系进行定位或者进行概念建构是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总的来看，过去主要是美国定义中美关系的发展方向，现在中国提出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是主动建构双边关系的重要尝试。建构双边关系的发展方向和互动方式有其重要意义，正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如双方能够立足于不对抗，并相互尊重彼此重要关切，则两国能够实现合作共赢。当然，中美关系不能停留在观念层次，而应该在具体的外交实践中充实此种新型关系的内涵，厘清双边关系的外延。
具体而言，双边经贸关系仍存在很大的增量建设空间，目前两国有关双边投资协定的谈判意在将经贸关系推向新的阶段，进一步夯实双边关系的基础；双边军事关系的良性互动有益于减少在重大战略安全议题上的误解、误判；两国在地区和全球议题上的良性互动则有助于实现中美互利共赢。
沈丁立：在中美已成世界最大两个经济体的当代，两国资本与技术相互输出、市场开放更为平衡，中国正给美国提供更多机会。这些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牢固地支撑起两国合作框架，给双方民众以切实福祉，中美关系早就不是仅存在于纸面的概念，而是有血有肉、内涵饱满、可以触摸感受的关系。
滕建群：中国提出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完全适应当前国际关系演变的需求，这不仅是从中国本身的利益考虑，而且也是从稳定中美两国关系考虑，为地区稳定和发展考虑。寻求稳定的外部环境和保持稳定的大国以及邻国关系，是中国改革开放得以成功的重要保证之一。
中美需要开拓新的合作领域，这其中包括法治合作等。中美之争在某些时候表现为所谓的“法则”之争，内涵则是秩序之争，如到底如何看待已存在的国际秩序，到底如何补充和发展现有的国际秩序等。只有开展这方面的合作，两国关系才会稳定和发展。
包道格：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中有“不冲突”的意思，有这一点就已经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提法。要做到“不冲突”，防止外交摩擦升级，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尤其是当一些亚洲国家的民族主义思潮不断上升时，各国政府需要重视各种外交手段，避免冲突的出现。
黄靖：西方舆论，尤其是心怀叵测者，往往把中美间的相互依赖等同于上世纪30年代英德之间的相互依赖，宣称当时英德的相互依赖关系并没有阻止两国之间的战争。这样的论点是肤浅武断的。当年英德间的相互依赖主要由双边贸易所致。一旦中止贸易，其依赖关系就难以为继。但今天中美间的相互依赖已远远超出贸易关系，它深深渗透在金融、文化、教育、经济以至太空合作等各个领域。即便是在矛盾最为显现的安全问题上，中美之间磋商和妥协始终是主流。虽然中美间的安全问题涉及两国的重大利益，但最终管控和解决都离不开交流、磋商与合作。这说明中美间前所未有、不可逆转、无处不在的相互依赖关系，已经使中美之间进行零和游戏的条件不复存在。
中美合作解决不了所有全球性问题，但没有中美合作，一个全球性问题也解决不了
袁鹏：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世界第一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发达国家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中如果携手，世界定会不同。中美合作解决不了所有全球性问题，但没有中美合作，一个全球性问题也解决不了。伊核协议之达成，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具体体现。放眼看去，两国在反恐、防扩散、伊核、朝核、阿富汗、苏丹、索马里等全球和地区安全问题上的合作逐年深入，在气候变化、资源能源安全方面的合作更是亮点频出。去年底中美两国元首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达成的历史性协议，对今年底巴黎气候变化会议的成功无疑具有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展望未来，中美应该在共同捍卫或塑造世界秩序、共同构建新的亚太地区秩序方面展开真诚沟通，进行务实合作。毕竟，中美关系的一个鲜明特征，在于这对关系早已超越双边范畴而具有全球性意义。
沈丁立：中美都是高度国际化的国家，各自的国家利益与世界各地区的变化发展息息相关。因此，中美各自的国家利益深受地区局势的影响。随着中美地区利益的深化，双方益损也在更多交汇，因此中美都能从地区稳定中获利，也都从地区动荡中受损。两国关于地区发展和稳定利益的一致，驱动着双方就解决地区热点和全球性问题开展合作，分享责任，相向而行。
樊吉社：中美在双边、地区和全球性问题上的互动方式具有“红绿灯”效应。中美之间有很多合作，也有很多分歧。中美之间的诸多分歧或者争议多涉主权问题，这些议题政治敏感，妥协空间有限，通常属于潜在的对抗源，可将这些分歧归为“红色区域”，它们短期内不容易获得妥善解决，但两国已在过去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能够妥善处理双边分歧。中美在地区议题上也有不少分歧，但这些分歧并不像双边争议问题那样敏感，它们属于“黄色区域”。中美在地区议题上有妥协空间，如果处理得当，中美有望缩小分歧，拓展共同利益；如果处理不当，这些分歧也可能成为新的对抗源。在全球性议题上，中美共同利益较多，分歧较少而且敏感度较低，这属于合作前景广泛的“绿色区域”，这些议题包括中美共同应对防扩散问题、能源安全问题、气候变化问题、流行病问题等。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非一日之功，这需要中美两国拓展“绿色区域”的合作，做增量建设；增加“黄色区域”的合作，逐渐将部分属于“黄色区域”的议题转化为“绿色区域”问题；有效管控“红色区域”的分歧，并尝试化解这些分歧。实际上，在过去10多年中，中美两国在地区和全球性问题上的合作日渐增多，崛起的中国开始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正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其他国家对“中国威胁”的顾虑随之减少。
包道格：中美至少还需要在两个层面上进行合作：一是在富有远见的领导人层面上的合作，双方应该致力于在亚太地区和国际机构中包容对方；双方领导人需要展示追求经济改革的决心，共同为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二是双方务实解决具体问题的合作，包括网络安全、东海以及外商投资环境等问题。中国国际影响力逐渐增强，能为国际事务做出贡献的领域正在增加。在气候变化领域，中国在减少碳消费方面取得了初期成果。在反恐、传染病防治以及国际经济合作等领域，中美可以进行有效合作。
黄靖：中美之间的许多问题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世界意义。一方面，中美在处理双边关系问题时，不能也不会仅仅考虑简单的“你得我失”，而必须从全球利益的角度来决定进退。另一方面，世界上任何重大问题也必然牵涉到中美的重大利益和关切，因而也必然导致中美间的磋商与合作。毕竟，零和游戏的基础是双方泾渭分明的壁垒森严，以及非此即彼的意识形态上的对立。这样的情况在今天的中美之间已不复存在。
中美关系以及在全球事务上的合作，仍面临严峻挑战。其根本原因是两国在政治制度、价值理念、发展水平、文化传统、宗教信仰等各方面的高度差异。这导致了中美之间战略“不互信”的常态。正因如此，中美定期举行的战略与经济对话、包括最高领导人在内的定期高层互访与交流机制，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和现实意义。毕竟，只有制度化交往才能巩固和发展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才能有效管控中美之间不可避免的利益矛盾、防止这些矛盾上升到不可控的冲突层面，才能获取有条件的战略互信。
不论是政治、经济还是安全方面的交流，制度化都应该成为双方努力的方向。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中美间共建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性和可行性。毕竟，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根本目的就在于双方不仅要避免导致冲突的零和游戏，争取双赢的合作与妥协，更重要的是通过双边关系的制度化来将这样的共识转化为各种具体的政策和措施，从而有效管控双边关系中的各种问题和困难。
维尔纳·魏登费尔德：世界地缘政治正在面临越来越多根本性的挑战：经济、贸易、环境、安全、移民和人口问题。在这些领域里，美国都将必须与中国寻求合作，沟通对话，交流思想。从世界政治学的高度和广度出发，美国只能在与一个大国合作的前提下寻得进展，他们最终会找到这个大国、也只能是这个大国——中国。
卡维·钟吉塔翁：中国很愿意为一个更为广泛的、平等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中国是全球治理领域的新参与者，国际社会对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及其规则的迅速支持和接纳，充分表明了中国同样能够创造出基于秩序的规则和透明的运行方式。这种努力已经起步并将不断发展。随着未来中国参与国际金融的规模和范围不断扩大，世界对于中国有着很高的期待。
安迪·怀特菲尔德·奈特：目前的和平崛起让世界看到了中国的大国担当。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无论是在联合国还是在一些重要的国际组织中，中国的话语权都大大增加。中国未来无论是在政治还是在经济领域都会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中美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分歧，对话合作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
（本报记者崔寅、俞懿春、李博雅、张朋辉、张志文、冯雪珺、王海林采访整理，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亚洲与全球化研究所研究助理李洁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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