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美东
抗日战争的胜利从根本上说是中国人民不屈不挠、浴血奋战的结果，是中国人自强不息生命的象征。但是，在当时世界一体化的格局下，中国抗战若没有争得有利的国际环境，没有获得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支持，以我们当时的国力、军力，要想彻底战胜日本，需要的时间会更长，经历的苦难会更多。中国历史上有数次外寇入侵、王朝灭亡的历史，为何在20世纪遇到异端凶狂、强大的日本军国主义时，我们不但没有陷于沦亡，还能获得彻底的胜利？我们除了要从根本上认识到这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中国人民的顽强毅力和坚强斗志的结果外，分析其中的时代性因素对于我们更全面客观认知历史、更好地把握未来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一、 现代世界体系格局与抗日战争
在近代以前，人类世界相对孤立、封闭，国家（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王朝）与国家之间的武力争端基本取决于各自的实力、尤其是军实力。从近代之后，在对纷争不息的民族、地区战争的历史经验教训不断总结基础上，人类开始慢慢形成了世界体系的认识，形成了在某个特定时空内相对稳定的世界体系格局。这个近代世界体系无论是思想还是实践都首先起源于欧洲。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被公认为是近代世界体系格局开始的一个标志，它确立了国家主权和平等的原则，以国际公约的形式确认了民族国家的合法性，它导致了数百年欧洲民族国家相对均衡发展的格局。1815年《维也纳和约》形成了近代欧洲的第二次国家体系格局，它颠覆了拿破仑用武力所获得的欧洲霸主地位，某种程度上恢复了拿破仑帝国之前的欧洲格局。这个格局的形成是对《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体系精神的继承，表明国家主权原则总体符合了当时欧洲民族国家利益需求。一战后形成的“凡尔赛——华盛顿”世界体系是前面两个欧洲体系的基本精神继承下来，扩展到了世界范围，虽然这个体系依然刻有帝国主义的强权痕迹。从1648到1922，近代世界体系格局一再处于稳定—战争—再稳定的循环之中，其内在的原因是各个新兴国家随着自己国力的增长总有挑战世界秩序的冲动。但是出于对整体利益和本国长远利益的考虑，也出于对国际政治伦理的畏惧，当时资本主义世界国家基本都不敢公开抽象地否定国家主权这一维系世界体系存在的核心理念。诞生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中的国际联盟就把维护世界和平作为自己的主旨。虽然这个组织没有有效地阻止一战后许多破坏世界秩序的侵略行为，但从抽象的道义上还是具有一定震慑作用的。“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操纵成立的伪“满洲国”就没有得到国联的承认，英美等西方国家普遍不予承认。直至抗战结束时，世界上承认伪“满洲国”的也就只有20几个，基本是法西斯轴心国成员和其依附势力。所以，一战后的世界体系格局对于日本侵华是不利的，对于中国抗战是有利的。这个格局对于中国获得国际援助，对于鼓舞中国抗战的斗志、坚定抗战胜利的希望还是极有帮助的。同时，这个格局的存在，多少可以遏制一点日本的侵略气焰，使其有所顾忌。中国在近代之前，一直生活在“朝贡体系”的世界中。这种体系以中央政权为中心，中央政权强则国稳，中央政权弱则国乱，就会出现王朝更替。而在近代之后，中国逐渐融入到新的世界体系当中，中国有识之士把维护这个世界体系看作是自己的道德制高点，这就使得它们不仅把抗战看作是一件悲壮的事业，更是一件雄壮的事业，极大地增加了其抗战的决心和信心。
二、 现代中国政党的政治动员与抗日战争
南宋是中国历史上最富裕的朝代，明朝也是中国历史上国力强大的朝代，它们都先后灭亡于外族入侵。武力不济是一个原因，但是与其缺乏统一有效的组织力量也有很大关系。清朝入关之后，各地的反清起义连绵不绝，明朝宗室在中国南方建立了数个政权，一度很有声势，若是能够协调统一，难说不能成事。但是，当时的中国反清活动基本以乡村地域为限、以传统乡绅为领袖，其地域性、宗族性的地方色彩浓厚，其社会动员的全民性、整体性严重不足，很容易被各个击破。近代之后，随着西学东渐的不断深入，国人对于中国传统皇权政治逐渐不满，政党政治逐渐获得了认可。尤其是辛亥革命后，现代政党纷纷登场，在历经痛苦的实验中，政党政治在中国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中逐渐有了总体性的被认可。现代政党政治活动具有宗旨鲜明、活动的超地域性、合适的组织系统、成员结构的广泛性等待特点，它比起中国传统民间血缘型、地域性政治组织来，在动员民众的手段、方式、规模上都要多得多、大得多，其效果也会好得多。抗战时期中国的两大政党——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都充分地发挥了动员民众、组织民众抗战的作用。国民党在整个抗战时期征兵超过1000万，仅仅一个约4000万人口的四川就出兵源300万；中国共产党在敌寇层层包围的险恶环境下在广大的敌后建立了总人口近1亿的巩固的农村根据地 ，得到了所在地人民的真诚拥护。人口只有200万的陕甘宁根据地，光农民自卫武装就有20万。试想想，当时中国的组织能力有多强大？如果没有强大的组织宣传能力，怎么能够长期做到这一步？若是没有现代性政党在把握了民心士气基础上的政治文化宣传和所凭借的完善的组织体系，不可能将习惯于自耕自足生活方式的亿万农民如此大规模地组织起来。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那么我们的人力资源的优势就无法得到体现，那样就会是一盘散沙的结果。
三、 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集体参战与抗日战争
知识分子是中国社会的精英。在中国任何一场社会运动如果没有知识人的参与和牵引，几乎没有成功的几率。中国古代就将社会阶层分为士农工商四个等级，其中士是第一位的，这个士它就包括了传统的读书人。古代中国的读书人在社会上享有很高的地位，一方面他们是准官员，是随时可以通过科举制而晋升为官员的——这是中国古代上流社会的象征；第二个方面他们是教育者，在乡村他们是知识的载体、智慧的象征，受到人们的尊敬；第三个，他们是地方的绅士，是礼制社会的基础性道德标杆。晚清以降，随着西方教育模式的逐渐引进，尤其是科举制度的废除，新式知识分子登上中国社会舞台。这些新式知识分子其知识结构是中西兼有，其专业可能是西学为主，但其只不过是把这些西学视为工具而已，骨子里的价值取向还是服务中国、延续和升华中华血脉。面对晚清和民国之乱局，他们在选择面对社会的具体方法和态度上却并不一致，沉溺学术者有之，纵身商海者有之，避居乡野者有之，委身海外者有之。但他们在社会的威望很高，人们视其为传统文人的延续和升华，他们很大程度上是社会的楷模。 在抗战这个危局之下，这些受过现代教育的知识分子们普遍投入到抗日洪流中。无论对于国内政治势力持有何种态度，多数知识分子选择了抗战。所以在当时的大后方，文人云集，国统区如此，解放区也是如此。当时地处偏僻、贫穷落后的延安在抗战后短短的6年时间就有4万多国统区、敌占区的知识分子投奔其中，绝大多数是热血沸腾的大学生、中学生。中国共产党在这个时期专门发文，要求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入党。大批知识分子入党，使得中国共产党的党员的总体文化素养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使得党的基础得到了拓宽，使得整个抗战的骨干力量得到了加强，根据地群众整体素质也因为他们的加入而得到了提高。总之，现代知识分子的集体投身抗战，不仅仅直接增加了抗战力量，更间接地起到了示范的作用，启示着更多的普通民众投身抗日洪流当中。
（作者：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