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某深
今年是抗战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然而，作为一个战胜国，我们却缺少有世界影响的抗战史著作，个中原因令人深思。
多用中文写作，缺少国际交流
我们过去的抗战史著作，大多是用中文写作，主要是面向国内读者，而不太重视国际影响与国际交流。为什么日军在南京的暴行过去在欧美一直鲜为人知？为什么与欧洲犹太人遭到屠杀相比较，南京大屠杀的血腥恐怖很少为亚洲以外的人们所了解？欧美学者不太重视中国战场，在其二战史著作中对中国战场一笔带过固然有客观原因，更重要的因素则是中国学者不擅长用英文写作历史著作。美籍华人张纯如的英文著作《南京暴行》出版后，在欧美引起轰动，以致有人开玩笑说：“唐德刚、章开源研究大半辈子南京大屠杀，还赶不上这个小姑娘引起如此轰动，真是叫人跌破眼镜。”（章开源《从耶鲁到东京——为南京大屠杀取证》，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7页）。这既是自嘲，也是实情。因此，今后应多出版一些中国学者所写的抗战题材外文著作，加强国际宣传和国际学术交流，以扩大国际影响。
研究方法较单一
我们过去的抗战史著作，在研究方法上比较单一。过去，我国史学工作者比较擅长阶级分析和历史考据方法，而对于历史比较、定量分析、心理分析等研究方法不太重视，而欧美和日本学者恰恰在这些方面比较擅长。张纯如在写作《南京暴行》一书时，既把南京大屠杀和历史上那些著名的大屠杀进行纵向比较，又和二战时期欧洲国家平民死亡总数及日本广岛、长崎原子弹受害者进行横向比较，从而得出了“即使与历史上那些最具破坏性的战争相比，南京的暴行也足以代表最可怕的种族灭绝的行为”的结论（《被遗忘的大屠杀——南京暴行》，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这就很有说服力，视野更为开阔。定量分析也是历史研究的常用手法，可以增强研究结论的精确性。日本社会学家作田启一曾对339名被处刑的乙、丙级战犯的遗书进行研究，他将日本战犯们面对死亡的心情分为四种类型，即自然死型（自然而生，自然而死，对死无所追究）、代人受过型（相信自己无罪，是代替部下和长官而死）、奠基型（把死作为目标，自己做出这种牺牲）、赎罪型（承认自己犯了罪，承担个人的责任）。从遗书的内容来看，代人受过型占总数的53%，自然死型占29%，奠基型和赎罪型各占9%。（[日]入谷敏男《日本人的集团心理》，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第165页）由此不难看出，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刽子手极少有人主动承认自己的罪行。这就不难理解，为何战时日军对中国人特别残忍，战后日本人又拒不向中国谢罪和忏悔。在心理分析方面，日本学者野田正彰的《战争与罪责》和山田正行的《自我认同感和战争》均值得一提。前者通过讲述八名原侵华日军的故事，告诉人们在日本军国主义的统治下，那些原本朴实、善良的日本青年是如何“由人变成鬼”的。作者是日本著名的精神科医生，他用解剖刀一样的犀利笔锋，对于加害者的心理分析得淋漓尽致。后者则采用实地考察和口述实录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对滇西受害民众的战争心理历史的考察，将他们遭受的苦难和心中的伤痛传达给更多的日本民众，唤起他们的关注和良知。
多宏观综论，缺历史细节挖掘
我们过去的抗战史著作，多数都是宏观的综述和总论，偏重于从政治、外交和战略角度叙事，不太注重历史细节的挖掘和描述，更难以看到交战双方基层官兵在战争中的活动和感受。这既有战时中国军方档案草率、粗疏的原因，也有战后中国历史学者没有进行艰苦细致的文献检索和实地调查的原因。相比较而言，一些比较有正义感的日本学者比较注重实证研究，他们费尽千辛万苦寻访侵华战争的老兵，又翻山越岭、深入中国的穷乡僻壤，寻访战争的幸存者，通过对战争加害者和受害者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采访，写出了一些影响很大的战史著作，使人们对于当年那场战争有了更为真切的感受。因而具有强烈的震撼和感染力。可喜的是，近年来国内有的学者已意识到这一问题，像军队作家余戈的《1944：松山战役笔记》就开了“微型战史”写作之先河，他不是从宏观的、政治的、浮泛的角度切入去研究战争史，而是从军事的、战役的、战术的，乃至从具体的战斗过程、具体的战斗细节切入去研究战争史。字里行间仿佛都弥漫着浓烈的血腥、烧焦的皮肉、滚烫的弹壳和刺鼻的硝烟，给人身临其境、如见其人、如闻其声的感觉，翔实、真切、细致、可感。为了写作此书，作者查遍了能查到的文献资料，走访了所能寻访到的亲历、亲见、亲闻者，踏遍了松山战场的每一个角落。严肃认真的研究态度，加上生动细致的文笔，使此书刚一问世，就被行家评为“从廓清史实到文学价值都足以与外国同行们比肩的战史文学”，这并非过誉。
战后70年来，作为战胜国的美国、苏联、英国都出版了大量的以二战史为题材的战史著作。作为战败国的日本，也出版了不少具有世界影响的二战史著作。中国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卓越贡献，但我国至今尚无一部与这种贡献匹配的杭战史著作。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史学界的憾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