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以四川省18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采用层次分析法和因子分析法对四川省各地级市区域生态城镇化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四川省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发展和资源利用水平、环境协调发展水平总体呈现逐年递增的发展态势，但是部分城市仍处于较低的水平；生态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则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说明四川省区域生态城镇化仍然面临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最后从干部考核、制度建设、财政投入和金融扶持四个层面提出改进四川省生态城镇化建设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四川省；生态城镇化；因子分析；综合评价；政策建议
一、生态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生态城镇化具有丰富的理论基础，如可持续发展理论，生态城市理论等。综合以上理论基础可以发现，生态城镇化发展在城镇化发展水平提升的过程中不仅强调资源节约，环境发展，而且关注区域经济内生增长能力的提升。［1］［2］基于此，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评价生态城镇化发展水平：一是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经济发展水平；二是城镇化过程中的社会发展和资源利用水平；三是城镇化过程中的环境协调发展水平。［3］因此结合理论分析，并遵循科学性与系统性相结合、总量描述与结构反映相结合，静态刻画与动态描述相结合以及指标可获得四大原则为基础，从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发展和资源利用水平、环境协调发展水平三个层面建立生态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体系。其中经济发展水平包括7个二级指标，分别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城镇就业人数占就业总人数比重、GDP增速、工业产值占GDP比重、第三产业值占GDP比重、环保投资占GDP比重和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社会发展和资源利用水平包括6个二级指标，分别是城市居民万人拥有医院床位数、城市居民万人拥有中小学教师数、综合能源消费总量、单位产出能源消耗量、单位耕地产出和单位建设用地产出；环境协调发展水平包括6个二级指标，分别为人均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人均工业废水排放量、人均工业烟尘排放量、城市污水处理率、城市垃圾处理率和城市居民人均园林绿地面积。本文以四川省为例，对四川省各地级市区域生态城镇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在此基础上，提出改进生态城镇化建设的政策建议。
二、数据、指标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及指标预处理
所有数据均来自历年《四川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成都统计年鉴》、《绵阳统计年鉴》、《德阳统计年鉴》。需要特别说明的有两点：（1）由于部分市州的大部分数据难以获得，因此选取四川省除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甘孜藏族自治州和凉山彝族自治州以外的其它18个地级市作为研究对象，时间选取2003-2011年份；（2）由于个别数据有缺失，因此在数据整理过程中利用SPSS软件采取线性插值法对缺失数据进行了补齐。
表1 四川省经济发展水平因子得分矩阵（略）
根据本文建立的生态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首先对城镇化过程中经济发展水平的7个二级指标进行因子分析得到四川省样本范围各个市的2003-2011年的经济发展水平得分系数,从而对四川省城镇化过程中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横向和纵向对比。表1显示了因子分析的具体结果，Bartlett 球形度检验的Sig.值为.000，说明7个指标之间具有相关性。对经济发展水平的7个二级指标提取三个主成分，其中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城镇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和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三个指标在第一个主成分的得分最高，这三个指标可用于反映某一地区社会经济制度环境，因此将经济发展水平的主成分1称为社会经济制度环境因子；GDP增速、工业值占GDP比重和第三产业值占GDP比重三个指标在第二个主成分的得分最高，这三种指标可以用于反映城市经济水平，因此将经济发展水平的主成分2称为城市经济水平因子；环境污染治理投资额占GDP比重指标在第三个主成分的得分最高，这一指标可以用于反映城市的环境管理，因此将经济发展水平的主成分3称为环境管理因子。
对社会发展与资源利用水平的评价从6个二级指标展开，与经济发展水平评价的处理方法相同，即同样采用因子分析的方法，得到样本范围各个市的2003-2011年的社会发展和资源利用水平得分系数,从而对四川省城镇化过程中社会发展和资源利用水平进行横向和纵向对比。由于综合能源消费量总量、单位GDP能耗两个指标为逆向指标，因此采用极差变换法对其进行处理，将逆向指标转换为正向指标。从结果可以看出，Bartlett 球形度检验的Sig.值为.000，说明社会发展和资源利用水平的6个二级指标之间具有相关性。提取主成分后，城市居民每万人拥有医院卫生院床位数和城市居民每万人拥有中小学教师数两个指标在第一个主成分的得分最高，分别为0.412和0.315，这两个指标可用于反映某一地区教育、卫生资源的利用效率，因此将社会发展与资源利用水平的主成分1称为教育、卫生资源利用效率因子；经过标准化的综合能源消费量和单位GDP能耗两个指标在第二个主成分的得分最高，分别为0.538和0.465，这两个指标反映了一个地区的能源利用能力，因此将社会发展与资源利用水平的主成分2称为能源利用能力水平因子；单位耕地产出和单位建设用地产出两个指标在第三个主成分的得分最高，分别为0.615和0.389，这两个指标能够反映一个地区的土地集约利用效率，因此称社会发展与资源利用水平的主成分3为土地集约利用效率因子。
对环境协调发展水平的6个二级指标进行因子分析，得到样本范围内各个市的2003-2011年的环境协调发展水平指标得分系数,从而进行对四川省城镇化过程中环境协调发展水平进行横向和纵向对比，由于人均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人均工业废水排放量和人均工业烟尘排放量为逆向指标，同样采取极差变换法将逆向指标正向化。从分析结果可以看出，Bartlett 球形度检验的Sig.值为.000，说明环境协调发展水平的6个二级指标之间具有相关性。提取主成分后，指标人均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人均工业废水排放量和人均工业烟尘排放量在第一个主成分的得分较高，分别为0.428、0.441和0.607，这三个指标反映了某一地区的环境污染排放情况，因此环境协调发展水平的主成分1被称作污染排放因子；指标城市污水处理率和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率在第二个主成分的得分较高，分别为0.481和0.550，这两个指标反映了区域生态环境发展，因此将环境协调发展水平的主成分2称为区域生态环境因子；城市居民人均拥有园林绿地面积指标在第三个主成分的得分较高，为0.521，这一指标可以反映某一城市的基础建设水平，因此称环境协调发展水平的主成分3为城市基础建设因子。
（二）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层次分析法与因子分析法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采用层次分析法进行区域生态城镇化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采用因子分析法进行各层面发展水平得分的评价。两种分析方法相结合既可以避免层次分析法由于通过主观打分获取权重而忽略数据的客观性，又可以避免因子分析法由于公因子包含指标过多导致难以反映某方面问题。［4］从而结合两种分析方法的优点，在指标体系的构建过程中注重层次性，在因子权重的赋值中注重客观性。
三、研究结果
通过spss软件分析得到各个主因子的得分以及各个主因子的贡献率后，通过加权求和的方法求得各个层面的综合得分，从而对其进行横向和纵向对比。具体地计算过程如公式4.1所示，
Fit=∑ki=1βifit4.1
其中，βi为第i个主因子贡献率，fit为第i个主因子得分
1.区域城镇化过程中经济发展水平综合得分
表2显示了2003-2011年四川省18个地级市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得分，从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得分表中可以看出，四川省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各地级市的经济发展水平总体来说呈现较好的发展态势，尤其是处于成都经济区的成都,其经济发展水平综合得分从2003年的0.081上升至2011年的0.743；德阳，其经济发展水平综合得分从2003年的0.044上升至2011年的0.768，上涨幅度较大；绵阳，其经济发展水平综合得分从2003年的0.035上升至2011年的0.767，这些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以较快的速度逐年递增。但是眉山、资阳等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出逐年递减的趋势，例如眉山市，2003年经济发展水平综合得分为0.081，但自2003年以来，其经济发展水平逐渐下滑，2011年达-0.327，低于四川省经济发展平均水平。由此可以看出成都经济区内存在较大的区域经济差异。部分城市如乐山、南充等城市，地区人口密集，但是城镇化水平不高，经济规模小，工业化水平不高导致这些地区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经济发展水平得分较低。
表2 四川省生态城镇化经济发展水平因子分析综合得分（略）
2. 区域城镇化过程中社会发展和资源利用水平综合得分
通过分析2003-2011年四川省18个地级市社会发展和资源利用水平的综合得分，可以看出，四川省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各地级市的社会发展和资源利用水平总体来说呈现较好的发展态势，从2003年到2011年，各市区的社会发展和资源利用水平大体上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但是部分城市尤其是作为四川省省会城市的成都市，2003年其社会发展和资源利用水平综合得分为-0.187,2011年得分为-0.022，纵向来看，从2003年至2011年，虽然成都市社会发展和资源利用水平呈现缓慢上升的趋势，但是得分偏低均为负值，低于四川省社会发展和资源利用平均水平。可以看出，成都作为四川省的省会城市,虽然拥有包括自然环境、历史发展、区位地理、政策倾向等各方面得天独厚的优势，其经济发展水平历年来都处于四川省的领先地位，但是在城市发展和资源利用方面，成都市理应注重其资源利用的合理性，力争以消耗最少的资源从而获得最大的收益，使得区域经济协调、有序，长远发展。泸州、内江、乐山、达州等城市，其社会发展和资源利用水平得分历年来呈现逐渐递减的趋势，且得分低于四川省社会发展和资源利用平均水平，为负值。其他城市如绵阳、广元、南充、眉山等城市，其社会发展和资源利用水平得分起始年份的得分为负值，但是从2007年之后，社会发展和资源利用水平转为正值，说明这些城市的社会发展和资源利用水平逐渐赶上四川省平均发展水平，并逐渐高于平均发展水平。
3. 区域城镇化过程中环境协调发展水平综合得分
通过计算得到2003-2011年四川省18个地级市环境协调发展水平的综合得分，从中可以看出四川省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环境水平总体来说呈现明显的良好发展态势，这说明四川省各地在园林城市建设过程中，高度重视城市环境协调发展建设。位于成都经济区的成都市，其环境协调发展水平综合得分从2003年的-0.233逐年平稳上升至2011年的0.555。遂宁市从2003年至2011年的环境协调发展水平处于平稳上升阶段，2011年，其环境协调发展水平得分居于四川省首位，达0.931，说明近年来，遂宁在区域经济发展的同时更加注重环境的协调发展。其他城市的环境协调发展的分基本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这是由于，近年来四川身各地市积极开展园林城市、园林县城创建活动，至今已成功建成12个国家园林城市、3个国家园林县城以及两个国家园林城镇，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城市生态文明建设已被赋予前所未有的重要性。因此，在四川省各地区城镇化过程中，应继续保持这样良好的生态城镇发展模式。
4.四川省生态城镇化水平综合得分
对四川省生态城镇化发展的三个层面分别作以评价后，有必要对四川省生态城镇化的总水平进行综合评价，如表3所示，2003-2011年，整体看来，四川省生态城镇化发展呈现先递增后递减的趋势。作为四川省的省会城市，成都市2003年生态城镇化发展水平综合得分为0.17,2009年达到最高，为0.42，但是到2011年，其综合得分降至0.23。攀枝花市生态城镇化发展水平综合得分2011年在全省居于最高为0.6。内江、达州等城市的生态城镇化综合得分历年来均为负值，低于四川省生态城镇发展的平均水平。总体看来，四川省各地市生态城镇化发展呈现不均衡发展态势，在生态城镇建设过程中应响应国家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政策导向，从现有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转向集约型的经济增长模式，更加注重节约资源、保护资源，更加注重环境保护，将生态文明建设切实融入地区城镇化建设。
表3 四川省生态城镇化水平因子分析综合得分（略）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本文研究发现，四川省在生态城镇化建设过程中总体呈现较好的发展态势，在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与资源利用、环境协调发展各方面都做的相对较好，但是其中依然存在很多问题，如眉山、资阳等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出逐年递减的趋势，说明区域经济发展差异依然存在；成都等城市在社会发展与资源利用方面违背了经济基础强通过一系列传导效应引致其资源利用水平也高这一传统认识；位于攀西经济区的攀枝花市，矿产和水资源丰富，其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发展和资源利用水平近年来均处于较高的水平，然而其环境协调发展水平却处于较低水平；位于成都平原经济区的乐山市，处于我国自然条件最好的区域之一，具有农业和交通上的区位优势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区位优势，但由于该市经济规模较小，城镇化发展水平不高，导致其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的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资源利用，环境协调发展乃至地区生态城镇化发展均处于较低水平。因此通过本文研究，笔者从干部考核、制度建设、财政投入、金融扶持四个方面提出以下建议，力求使得四川省生态城镇化建设更好更快发展。
（一）干部考核：制定科学的实绩干部考核标准
2014年3月16日，《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正式发布，这意味着在今后一段时间内，新型城镇化建设将被提升至某一高度进而成为政府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中国最基层的政府代表，乡镇干部直接面对普通民众，其质量高低直接关系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更影响到党和国家的政策在农村的执行效果。尤其当下,国家正在推行新型城镇化战略,乡镇公务员作为引导者、组织者和实践者,其自身队伍质量直接关乎新型城镇化政策的执行质量。因此对各级干部的考核中，要响应中央号召，将城镇建设中的生态保护纳入干部的考核体系，调整现阶段考核中各个指标所占的比例，增加绿色GDP在考核中的地位。
（二）制度建设：完善生态激励机制，搞好生态城镇发展规划
各级政府出台相关文件，明确划分生态城镇化建设方面各参与方的责任和义务，用法规和政策来规范参与各方的行为。各省省委组织相关部门成立生态城镇建设考核小组，定期对各地区生态城镇建设进行全面评估，对符合规定且生态城镇建设发展态势良好的地区给予一定的资金奖励，相应的，对于发展态势较差的地区给予一定的处罚。经济发展过程中，许多城镇相继建立起工业园区，这些工业园区最初规划时没有经过仔细合理的规划，离城区太近，导致工业区转而变成了城镇的污染源，因此在区域生态城镇化建设的过程中，必须搞好城镇发展空间规划。继续推进成都平原经济区、川南经济区、川东北地区、川西北和攀西经济区各大经济区的城镇化建设，构建以生态城镇群为主题形态的生态城镇发展格局，采用区域生态城镇建设综合水平较高的大型城市带动经济规模较小城市生态城镇化发展的模式，按照各个经济区不同的区位优势合理布局实现生态城镇化发展。［5］
（三）财政投入：加大资金投入，走绿色发展、循环发展道路
由政府主导的城镇化发展，要实现城镇化建设中加大生态建设这一目标，一方面需要政府在其思维方式和治理能力方面都有所提高，即提高政府生态城镇化建设的意识；另一方面，生态城镇化建设给政府带来环境治理、生态修复、产业升级、政府公共服务支出等方面巨大的财政压力，资金投入巨大的问题成为生态城镇化建设中亟待解决的一大难题，因此，要在城镇的环境资源承载能力范围之内，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资源保护、财政转移支付和资源有偿使用的激励机制，加强对于省内欠发达地区，如眉山、资阳、乐山等城市的扶持力度；其次，通过财政收入弥补商业银行在绿色信贷方面所造成的利息收入损失。
（四）金融扶持：建立绿色信贷机制，健全绿色金融体系
处于我国西部地区的四川省，资金短缺成为城镇化发展进程中较为突出的一个问题。在城镇化发展进程中，商业银行通过设立环保准入门槛，重点扶持节能环保的产业或企业的发展，控制信贷资金投放的总量和方向，对某些商业银行因不愿意或能力不足而无法扶持的重点绿色产业或企业，由政策性银行对其提供金融支持。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并驾齐驱，共同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建立健全绿色金融体系，通过金融机构有意识地引导资金流向绿色环保产业，遏制高耗能、高污染产业的盲目扩张，从而积极推进生态城镇化建设。［6］
［作者简介］喻开志，西南财经大学统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赵东伟，西南财经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博士生；刘琪，西南财经大学统计学院研究生。
［参考文献］
［1］潘家华.新型城镇化道路的碳预算管理［J］.经济研究，2013,(3).
［2］Mark Whitehead. Eco-urbanity: Towards Well-mannered Built Environments［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olicy and Planning，2010,(4).
［3］ Mike Hodson,Simon Marvin. Urbanism in the anthropocene: Ecological urbanism or premium ecological enclaves?［J］. City，2010,(3).
［4］郭凯,孙音,艾洪德.基于资产期限结构的流动性过剩的内涵、测度与因子分析［J］.金融研究，2012,(1).
［5］ 陈雨露.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金融支持［J］.经济研究,2013,(2).
［6］ 陆铭,向宽虎,陈钊.中国的城市化和城市体系调整：基于文献的评论［J］.世界经济，2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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