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长江
《习仲勋与群众路线》一书以访谈的形式，记录下了习老身边工作过的同志和同习老接触过的同志回忆习老做领导工作的大量鲜活片段，是一本群众路线的好教材，读后深受教育，深受启迪，对心灵是一种荡涤。谈三点感受最深的认识。
第一点，习仲勋同志心目中的人民，不是抽象的，而是具象的，有血有肉，有悲有喜，习老对他们充满真挚的感情。“人民群众”是我们共产党的字典中用得最频繁的词。但是，如何把生活在大千世界的活生生的人和“人民群众”联系起来，却并不容易。在我们共产党的干部中，口不离“人民”、却对周围的老百姓熟视无睹的人为数不少。记得一位哲人说过，能体会到他们的痛感，才会对人民的概念有实感。习老就是这样一名共产党的领袖。我们在这本书中多次看到，对司空见惯的警车开道，习老总是有一种由衷的反感，甚至直言“警车开道就是脱离群众”。他坚决拒绝在大街上鸣警笛，认为这是搞特权，会让老百姓不舒服、不愉快。还有一段描述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是说习老争取到广东扩大改革自主权后，带人到广州火车站去迎接中央工作组。车站的通道比较狭窄，人流比较缓慢。现场的警卫比较着急，为了维持秩序，对周围的群众大声吆喝，要他们赶快躲开让路，态度自然比较生硬。习老看不下去了，当场就批评了这些警卫，教育他们以后不许这样粗暴无礼地对待群众。习老的说法是，“人家也是上下车，人家也是要走路的”。类似的细节，书中有很多。在习老那里，对人民的爱，是爱到骨子里的。对比之下，今天“权力任性”的现象屡屡见诸报端，为人所诟病，我们每个干部、党员真的都需要好好思考一下人民是谁的问题。
第二点，习仲勋同志心目中的人民利益，是实实在在的老百姓的利益。书中许多篇章都从不同角度谈到了改革开放初期广东出现的偷渡潮。面对逃港风潮，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习惯性思维就是把它看作阶级斗争新动向，用阶级斗争的方法解决问题。习老通过认真深入的调研，在党校干部班连续开了好几天座谈会，得出了相反的结论，认为逃港的根本原因是老百姓日子过得不好，是我们搞的那种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吸引力不够，是我们的政策出了问题，老百姓对我们有意见。“知政失者在草野”，我们党应该从民怨中知“政失”，从逆耳之言中寻找形成差距的原因。动辄定性为阶级斗争，把产生的矛盾定性为敌我矛盾，就把党和人民群众对立起来了。要治本还是要靠发展经济，增强我们的吸引力。经济发展了，大陆和港澳的差距缩小了，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习老有句话尤其振聋发聩：“让群众饿肚子，是我们的错，不是群众的错。”一针见血道出了问题的要害。习老善于对老百姓的事情换位思考，对群众利益保持着高度敏感并能及时作出反应。这是我们从书中记述的大事小事叙述中，所深刻感受到的习老的不一般。
第三点，习仲勋同志心目中对人民利益的维护，是使命感，是责任感，是担当，是共产党人必须遵守的底线。在许多领导干部看来，维护人民的利益，就是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老百姓做更多的事。从基本含义上讲，这没有错。但对共产党人来说，人民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并非始终是正相关的。在两者不矛盾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不难。难的是在两者发生冲突的时候，能坚持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宁可放弃自己的利益，承担个人风险，也坚定不移地去维护，这才是共产党人的最高境界。习老体现的就是这样一种境界。1978年习老去广东时，他刚刚结束十多年被错误关押审查的生活，中央为“《刘志丹》小说反党”冤案平反的决定还没有正式出来，他做事就体现出一个“敢”字：敢于探索，敢于向中央呼吁，敢于做别人不敢做的决策。例如，分析清楚了逃港偷渡的原因只是一个方面。对这些原因，各级干部不是不知道。但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要从改变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上解决问题，具有很大的政治风险。他的选择是义无反顾地改变政策，甚至为此向上面要权。说到底，这种底气，来自对群众根本利益的坚定维护，来自共产党人的使命感和担当精神。正如书中有同志所评价的：“他用自己一生的实践来书写‘群众路线’这四个大字。”
我相信，学习《习仲勋与群众路线》这本书，带给人的收获一定会很多很多。以上几点认识，只是我初步学习的体会，与大家共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