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翼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
近来,校园暴力成为社会公众所关注的热点话题。校园暴力犯罪发生次数虽不是很多,但危害严重。
广义上的校园暴力包括校园暴力犯罪和校园欺凌。我们平时所说的校园暴力多是狭义上的校园暴力即校园欺凌,特指发生在学校及其合理辐射地域,由校内或校外人员针对学生身体或心理实施的、达到一定伤害程度的侵害行为。
浙江省庆元初中几名学生将一名小学一年级学生关在黑屋子里暴力殴打,并用香烟头烫伤小孩;云南一女生被6名女子殴打并强行拍裸照上传;江西省永新县多名初中生模样的女孩对着另一名跪着的女孩连扇耳光,不时用脚踹其身体,殴打时间长达5分钟;四川省资阳市乐至县一名女孩遭3名女初中生扒光羞辱;中国女留学生在美国洛杉矶遭同伴绑架暴力凌辱……
校园暴力事件情节恶劣,令人震惊和气愤。一些施暴者为了炫耀或者其他原因,还将视频传到网络上,花季少年的这等嚣张和无所谓,不得不令我们深思:现在的孩子们到底怎么了?他们为什么会有这种行为?我们对此该怎么办?
校园暴力形成的土壤
人是群体性动物。校园中的学生,更易于以群体的方式显示其存在感。如果把班级、专业方向、学习小组等视为正式组织的话,那么,老乡会、同学会、姐妹帮以及多种形式的非正式组织等,也是极其普遍的学生生活场域。
在校园的正式组织较强而非正式组织较弱时,正式组织的价值观念就会较好影响非正式组织的价值取向,非正式组织就会以“合情合理合法”的方式存在,校园暴力就会被抑制在较低的水平。在正式组织较弱而非正式组织较强时,非正式组织的价值理念与处事方式就比较盛行,非正式组织就会生产出一些“越轨性”的行为准则,为校园暴力的产生形成土壤。
正因如此,人们经常见到的现象是:具有反社会行为的非正式组织成员经常会沦落为施暴者。但在这些施暴者内部,因为群体成员之间已经形成基本共识,也安排好了自己的角色与行为处事方式,并生成了一整套有形或无形的规则秩序,故发生烈性冲突的概率较小。
所以,校园暴力更多地发生在“不熟悉的群体内部”,或者更多地发生在两个或数个不熟悉的群体之间——尤其在存在融合障碍或整合障碍的群体之间。于是,“我群”与“他群”之间的冲突、或者群体与离群索居的人之间的暴力,经常会表现得更显著、也更典型。班级之间的打群架、或者不同学校学生之间的打群架、或者不同来源地学生之间的肢体性对抗冲突等,都是最常见的群体暴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个学校的整体整合水平较低、生源结构多元化、家长阶层地位异质化,师资力量较差、校园中缺少正能量的主流意识,则校园内部就易于产生出校园暴力,这种暴力既可能表现为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施暴,也可能表现为学生与学生之间的施暴。正因如此,那些教育资源供给较弱的学校,才是校园暴力发生率较高的学校。治理校园暴力的重点,一方面应该放在教育资源最为稀缺的学校,另外一方面还应该抓住校园文化这个牛鼻子,强化积极向上的正能量文化对校园亚文化的整合力。
校园暴力年龄趋小化
在重点整治校园暴力高发学校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其他校园。即使在一些“名校”,也间或会发生一些形形色色的暴力行为。因为男生自小淘气,也因为男性在社会化过程中更易于被灌输进孔武有力的概念,所以,男生之间的暴力、或者男生对女生的暴力,便出现在媒体的报道中。
但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女生对男生的暴力、女生对女生的暴力,却渐趋增长。在女生对女生的暴力中,羞辱性的、夹杂着性侵害的、扒衣摄像以丑化其人格的、或者女生与男生联合起来对被害人施暴的那种恶性暴力所造成的危害更严重。如果说云南某高校10名女大学生殴打室友的施暴现象让人难以理解的话,那么,广东开平某中学男女同学对一名女生的欺凌和强奸,则更让人震惊。
在校园暴力中,最让人担心的地方还在于施暴者年龄的趋小化。社会分化的加剧、离婚率的上升与家庭教育功能的弱化、人口流动导致的家庭碎片化、基于学校规模扩大而产生的陌生感、网络暴力与情色小说的渲染、食品营养水平的提升等,一方面在精神层面移植了成人世界的男女关系,另外一方面还为身体的早熟准备了客观载体。但心理的稚嫩,却难以在思想领域驾驭身体的需求,也难以消解恋爱挫折带来的情感压力,更难以在困惑时得到家长的关怀。
所以,青少年之间存在的嫉妒性情杀,或者由择偶竞争所产生的嫉妒性报复等,往往会导致故意伤害行为。如果说1970~1980年代这类故意伤害经常产生在大学的话,那么现在其已经蔓延到高中、初中和小学了。曾经发生在福建连江县初中女生的“打人”事件,就是留守家庭子女的恶性暴力事件。而云南楚雄某高中发生的情杀事件,就可能导因于3名男生同时喜欢上1名女生。所以,强化学生的情商教育、帮助青少年形成健康的男女两性关系、正确处理恋爱中的矛盾与冲突,是治理校园暴力必不可少的内容。
歧视是生成校园暴力的另一主因
歧视是生成校园暴力的另外一个主要原因。一个熟悉的群体,经常会对一个陌生成员的到来产生欺生心理。如果这个陌生成员与班级中的绝大多数人属于同一阶层时,这种欺生心理会以柔性的方式表达出来:或者情感孤立、或者闲话造谣。但如果陌生成员与班级中绝大多数人不属于同一阶层时,欺生心理便以暴力方式迫使新来者服从。在成人世界,对新成员的驯服往往以合法但不合情的方式进行。在青少年中,这种驯服往往会简单粗暴:或者撕书、或者身体碰撞、或者语言辱骂、或者恶意中伤、或者群体性殴打、或者迫使受暴者下跪或自抽耳光,这都是常见的施暴方式。在极端情况下,甚至于会发展到投毒,等等。正因如此,包容性社会建立的基础,应该贯穿于全日制教育的始终。青少年的认知世界,更具弹性,也更易于与异质性个体建立联系。只有让青少年树立起“包容”观念,才能消解对“他群”成员的歧视感。
如果班主任老师对学生的世界很不熟悉,或不加控制地授权让班干部去解决主要问题,则具有“失范倾向”的学生发出“失范行为”的可能性就会大增——使用暴力以征服歧视对象的想法就很容易被构思出来。如果家长不在身边,则留守家庭和离异家庭的孩子更易于“失范”。在这种情况下,老师在校园暴力治理体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老师的歧视性行为,往往会成为学生的歧视性行为的诱导因素与鼓励因素。
当前的应试教育,重理论、重知识点、重考试技能的培养,但却轻情感教育、轻团体意识的培养、轻德育和法治精神建设。在社会转型改变了原有社会的基础结构,在家庭小型化与家庭的教育功能进一步弱化的情况下,要尽快治理校园暴力现象,就必须一方面加强班主任的公正心、责任心与民主管理能力,另外一方面在课程设置中,强化情感、德育、法治、团体意识培养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