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问题至关重要，事关全局，必须以科学理论为指导，谨慎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正确发展道路。关于中国道路，从广义说，既包括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革命道路，也包括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还包括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狭义说，就是特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历史发展不同阶段形成的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道路，相互联系、一脉相承，共同构成中国道路的基本内容。从社会主义还要长期发展和不断完善的角度说，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它必将随着实践发展而不断完善，表现出强大生命力，并最终完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想。
中国道路的历史方位是使中国在纷繁复杂的国际竞争和生存角逐中赢得了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在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与趋势中完成由传统向现代转变，具有鲜明的特点
第一，中国道路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与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规律的有机统一。现实的中国道路是历史的中国道路的延伸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源自中国特色革命道路，是中国近现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和基本结论，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历史规律和中国近现代特殊历史规律的统一。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为救亡图存而进行了各种方式的革新、改良、革命，向西方学习，但最终都归于失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根据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所处历史方位的实际国情、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工人阶级成长壮大、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特点以及十月革命后世界历史的发展潮流和时代特征，明确提出中国革命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步走”的战略蓝图。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克服了党内存在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创造性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经过工业、农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为当代中国社会的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这就必然要以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政治前提，以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物质基础，以拥有集体智慧和聪明才智的广大人民群众为建设主体，在生产力落后、经济发展不平衡、历史文化源远流长、人口多、底子薄、民族多、耕地少等历史土壤中逐渐成长出中国社会主义的“特质”。
第二，中国道路体现了鲜明的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物质生产活动及其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人类其他一切活动的首要前提。马克思曾指出：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因此，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人的解放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原则，同时也是社会主义的最高价值追求。实现这样的目标和要求，必须首先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创造出更加丰富的社会物质财富。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前提和基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制度区别于其他社会制度的显著标志。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我们党和国家生存发展的政治基石。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是我们党和国家发展进步的活力源泉，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邓小平指出，我们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如果动摇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这“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贯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全面坚持，不可偏废。离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社会主义社会的一切发展和进步就会失去物质基础；离开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就迷失方向和丧失动力。“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发展格局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思想的丰富。
第三，中国道路关于总体布局的理论具备清晰的实践特色，体现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美好愿景。把握五位一体的改革开放总布局，就是要在经济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协调推进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就是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推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适应，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全面发展，正在突破过去把发展简单理解为经济增长，而忽视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误区，纠正了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扬弃和超越了传统的发展理念。其辩证性、合理性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强调了社会发展是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另一方面强调社会发展是“人”的发展。六十多年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证明：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并不是单纯地追求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和脱离物质生产的政治运动，而是在经济发展基础上促进社会全面进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经济体制改革不仅要有利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要有利于全面体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要求，实现社会和谐和全面进步。
第四，中国道路带有鲜明的理论特色，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从理论发展的视角看，中国道路说到底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探讨和实践总结。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系统总结了社会主义在新中国的发展。1992年以来，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极大地提升了中国道路的理论内涵和思想深度。在深入总结党的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分别作出的阶段性经验的基础上，党的十七大从改革开放30多年以及整个新中国历史进程着眼，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积累的基本经验概括为“十个结合”，基本上形成了中国道路的制度优势：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结合起来；把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结合起来；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把推动经济基础变革同推动上层建筑改革结合起来；把发展社会生产力同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结合起来；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把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把促进改革发展同保持社会稳定结合起来，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结合起来。这十个“结合”实际上阐发的是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进程中形成的超越于具体发展成就的更为本质的制度性成果，那就是中国制度文明的特色和发展模式的优势。这标志着我们对中国道路的认识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第五，中国道路重要特点还在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了新中国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具有对待自身历史的理性态度和科学方法。前30年为后30年的发展创造了前提、奠定了基础，不能离开前30年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创造性地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了中国近代以来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积累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宝贵经验，取得了重要理论成果。正如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的，我们要永远铭记，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
中国道路的成功之处在于初步形成了中华文化的优秀思想资源、朴素的唯物主义因素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契合的理论形态并获得了广泛认同，上升为民族精神，表现出非比寻常的制度优势
中国道路的制度优势在于：从经济制度来看，我们不仅逐步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适应了我国现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充分调动了各方面积极性，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而且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起来，既注重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注重加强国家的宏观调控。比如，在抵御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和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方面，中央政府果断调整宏观调控政策，不仅稳定了国内金融和市场的稳定，而且在国际上也发挥了稳定器的作用，赢得了国际社会的积极评价。
从政治制度来看，我们坚持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统一起来，建立并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一整套政治制度。它既吸收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精华和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又克服了其中的弊病和不足；既充分尊重和保障个人民主权利，又能形成共同意志、集中力量办大事；既充满活力又富有效率，适应了我国人口和民族众多，经济、社会、文化不发达，区域发展不平衡，传统文化影响深厚等现实状况。这些优势在抗洪抢险、抗震救灾、举办奥运会等重大事件中更是显示出巨大威力。
因此，从最本质的意义上看，中国道路的制度优势并不是简单的“一党执政+市场经济”，而是“改革开放+四项基本原则”。现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在搞市场经济，为什么唯独中国发展得最快？除了上述制度因素之外，还应该强调的是，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独一无二的党建理念和雷厉风行的治党措施和行动。这样就能够在中国共产党面对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和外部环境考验，大力加强理想信念教育，组织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这样才能确保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
中国道路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既应体现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奋斗不止的民族品格，也应该具有“美美与共”“和而不同”的世界胸怀，着力于解决人类发展道路上面临的重大问题，为人类文明的健康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世界历史进程是纷繁复杂的文明交流与融汇中发展、进步的。中国史学源远流长的通史家风和经世致用的研究特色在一定意义上昭示了中国史学对中国历史进程关注与探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更是将中华民族发展道路的探讨作为义不容辞的时代责任和历史使命。中国当代史学中著名的“五朵金花”，讨论的实质就是中国历史的发展道路问题，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从郭沫若、翦伯赞、范文澜、吕振羽、侯外庐到白寿彝、蔡美彪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孜孜以求的通史编撰，呈现出对中国道路的历史理解。江泽民指出：“世界各国的历史传统、经济文化水平和社会制度不同，其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也必然不同。世界是丰富多彩的，没有也不可能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治模式。”中国道路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不仅改变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而且丰富了世界历史的发展途径。
对中国道路及时作出富有当代特色和时代精神风貌的诠释和解读，是中国当代史学工作者大有作为的时代性课题。这是中国史学中关注和研究当代问题的优良传统使然，也是更加理性地看清楚中国社会未来的发展道路需求使然。诸如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经济体制；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先富带动后富的共同富裕；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相统一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一元化和社会主义思潮多样化相统一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和谐社会建设，等等富有创新色彩的理念和价值追求，均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的智慧，深具中国历史底蕴和文化特色。这就要求不仅要在全球化的视野下研究中国发展道路并构建起具备较强理论影响力和学术阐释力的分析框架和理论解释范式，而且还要将中华民族的历史，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介绍给世界，在全世界范围内传播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的历史表达和现实形态。
对于各国发展道路的正确态度，我们应该用一种理智的、冷静的，不是轻率的、情绪化的心态来“欣赏”它，做到“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对待中国历史发展道路亦然。要知道，不论哪种文明，都不是完美无缺的，都有精华和糟粕。所以，我们不仅对涌进来的异质文化既要“理解”，又要有所“选择”。既不妄自菲薄，盲目崇拜西方，又不闭关排外，甚至极端仇视西方。我们倡导对中国道路作出富有当代特色阐述，更应该注意到世界范围内当代文化交流与发展的大的潮流与趋势。
中华各民族久经磨合、交往融汇，形成统一而又丰富多彩的中华民族家庭。波澜壮阔的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呈现出自身独特的风格与特点。但中国历史的发展道路并没有脱离马克思主义所阐述的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具体进程和丰富经验，都雄辩地证明，历史和人民选择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中国道路不仅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和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得来的，而且还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总结和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形成的，蕴含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是中华民族具有旺盛生命力和自强不息理想追求的具体体现。中国道路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伟大实践，是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的社会形态，是世界多样化民族发展道路中的一条独具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今天的中华民族所面临的巨大而艰难的问题是如何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与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传统文明有机融合，构建起物质与精神并重、道德与器物双举、内化与外拓平衡、和谐文明互现的新理论体系。这既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又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从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看，人类前进的步伐已经迈上全球化、信息化的道路，已经到了一个必须尽快解决全球化和人类不同文明如何相得益彰、共同繁荣的紧要关头。中国道路的伟大实践和理论构建则可看作是中国人民解决这一人类社会无法绕过的共同问题的具体探索。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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