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宗 赵利国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正义战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游击战争问题放在战略的观点上加以考察，领导了波澜壮阔、广大持久的游击战争，“在整个人类的战争史中，都是颇为新鲜的事情”。日本军事评论家池野清躬指出，把游击战“加以系统化、战略化、普遍化的始祖，无论怎么说也是中国的毛泽东。他是现代游击战争之父。”
以弱击强掌控战争主动权
抗日游击战争之初，从数量上看是敌众我寡，从武器装备上看是敌优我劣，敌我力量对比的悬殊程度，为世界战争史所罕见。冯玉祥在《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一书中回忆：蒋在“九一八”事变后说：“炮不如人，教育训练不如人，机器不如人，工厂不如人，拿什么和日本打仗呢？若抵抗日本，顶多三天就亡国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表现出了强烈的进取心，指出游击战争“将表现其很大的威力，实是非同小可的事业”。游击战争“必须是进攻的，和正规战争比较起来，其进攻性更加大些，而且这种进攻必须是奇袭。”美军驻延安军事观察组评论说：共产党领导的抗战“有一种生机勃勃的气氛和力量，一种和敌人交手的愿望，这在国民党的中国是难以见到的。”
我党抗日游击队伍的基础，八路军3万多人，只有1万多支过去缴获的杂式枪，每支枪平均只有30发子弹，新四军只有1.03万人。在这种艰难环境中，八路军、新四军和根据地的游击队避开日军正规战之长，以游击战攻其之短，使日军随时可能被奇袭，却战不得战，防不胜防。日军连吃好多亏后，对游击队由轻视到不敢小觑，最终变得害怕起来。在山西昔阳，一个日本兵曾经向老百姓哭着，在自己周围划了一个圈子，表示他已经被我游击队包围。忻口会战中，刘伯承部一个营夜袭阳明堡机场，毁伤敌机20架，歼日军100余人，削弱了敌空中力量，援助了忻口友军作战。卫立煌盛赞：“像阳明堡的烧毁敌人的大批飞机，截断平型关、雁门关，使敌人不能得到接济补充，对于忻口战争有极大的帮助。”
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战初期凭着如此单薄的力量，迅猛勇毅地向日军进攻的相反方向推进，开辟敌后战场，在敌人后方开辟根据地，把敌人后方变成前线，巧妙地运用地道战、麻雀战、交通破袭战等斗争形式，“集中大力，打敌小部”，积小胜为大胜，使日军军心动摇，兵力不敷分配，给养断绝，力量被削弱，作战前线与后方的划分被打乱，形成变战略内线为战略外线，变战略被包围为战略反包围的战略格局，与正面战场夹击日军，盘活了抗战。日本史学家认为，八路军、新四军以“灵活的战术，一步步地削弱、消耗、拖垮了日本军队”。
蓬勃发展成为抗日主力军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日军停止向国民党战场的战略性进攻，将其主要军事力量渐次转至解放区战场。国民党政府对日采取消极作战，使得日寇集中力量大举进攻解放区。1941年以后，日本侵略者的刀锋主要指向解放区，抗日战争的重担就落在了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战场。杜鲁门在回忆录中曾写道：“中国抗战后期，蒋介石的权力仅限于西南一隅，……长江以北连‘中央政府’的影子也没有。”
1941年至1942年，日军出动40余万人实施1322次“扫荡”“清乡”，敌后抗日根据地遭受严重摧残。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武装采取“敌进我进”、主力兵团地方化、地方武装群众化的作战方针和精兵简政、发展生产、减租减息等十大政策，实行反“扫荡”、反“清乡”、反“蚕食”斗争，与日伪军作战4万余次，毙伤日伪军27万余人，打退了敌人的进攻。到1943年，解放区军民抗击了侵华日军的64%。1944年，日本侵略者举行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解放区抗击日军比例略有下降。至1945年，在侵华日军40个师团，58万人中，解放区战场抗击了22个半师团，32万人，占56%。解放区越来越大，至1945年5月，19个大的解放区人口迅速扩大到9550万，军队发展到91万人，民兵发展到220万人以上，成为抗日战争的主力军。解放区共歼灭日军527422人，缴获长短枪682831支、轻重机枪1.1万多挺、各种火炮1852门。
敌后战场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指导战争的伟大气魄和高超谋略。早在1940年，日本天皇就对能否战胜中国产生困惑，问参谋总长杉山元：“侵入莫斯科的拿破仑就是败在消耗战与游击战上，日本军在中国是否感觉到无法对付了？”国民党高级将领白崇禧对共产党的敌后游击战争给予很高评价：“有人认为打游击乃保存实力之作法，殊不知敌后游击，任务极为艰巨，因补给困难，且多半以寡抵众，以弱抵强，故必须官兵加倍淬厉奋发，机警勇敢，绝非保存实力者所能胜任。”
民众是生长人民武装的母亲
抗日战争中，蒋介石曾如是评价中国人：“我们的官员虚假伪善，贪婪腐败；我们的人民斗志涣散，对国家福利漠不关心；我们的青年颓废堕落，不负责任……使我们在天灾和外敌入侵面前束手无策，无能为力。”蒋介石不信任人民，也遭到人民抛弃。《大公报》随军记者张高峰曾写过一篇《有问题的战场》的报道，一针见血地指出正面战场作战失利的原因：“没有民众的军队准打败仗，没有民众的战场只能放弃。”
毛泽东看到了抗日战争是农民的战争，他指出：“不要把‘农民’这两个字忘记了；这两个字忘记了，就是读一百万册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是没有用处的，因为你没有力量。”要在长期战斗中争取革命的全部胜利，“就必须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造成军事上、政治上、文化上的伟大革命阵地。”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府在政治上建设“三三制”政权，拥政爱民；在经济上，实行有利于民众的政策，开展“减租减息”“精兵简政”和大生产运动，改善民生；在思想文化上，推广民主的科学的文化教育和时事教育，发展群众文化事业，赢得了人心，使解放区成为民主中国的模型，形成了“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的群众基础。
在解放区，民众视军队为自己的军队，军队视民众为生长人民武装的母亲。在抗日救国的生死搏斗中，每天都涌现着《我们在太行山上》歌里所唱的“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场景。对于日本的失败，日本著名历史学家井上清认为：“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不仅败于美国，而且更惨地败给了中国，正确地说，败给了中国人民。”
（作者分别为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战略与国防动员系国防动员教研室主任、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