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文浩
1937年初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在校和毕业的同学，在他们主办的天津《益世报·社会研究》上展开了一场关于社会学研究目的的讨论。究竟应该是“为研究而研究”、“为兴趣而研究”还是“为实用而研究”？远在英国求学的费孝通也写了一篇通信参与讨论。
此时深受人类学功能学派影响的费孝通认为，文化现象有它的功能，我们自己的研究工作作为文化现象的一种，当然也有其功能。“为研究而研究”不合于功能学派的基本理论，而且这种强调兴趣的研究活动一旦兴趣不驱动了，就可以“为不研究而不研究”了。以“实地研究方法”来分析自己的研究活动，他认为人类学者的责任就是要发现那些一般人并不自觉的文化功能，并以此为实用工具来控制社会变迁。他说：“以我自己说，我是没有兴趣的，也许兴趣是在耕田，但是我明白我的责任，因为我知道，我自己所做的工作是有功能的，我们自己的大社区中需要着我们这种工作。这种工作直接或间接地有关人家的福利。我自己幸而或不幸而受到这训练，我就得担负这责任，有趣味很好，没有趣味也得干，这是纪律，这是成败。若有一个士兵走到一半，忽然没有兴趣去打仗，他可不能随意解甲归田。”他进一步明确地说，人类学者控制社会变迁的根据不是“主义”，而是对于事实的认识。
对于费孝通来说，社会学或人类学是经由搜集社会事实并加以分析来为认识中国社会、改造中国社会提供根据的一门科学。他一生孜孜矻矻，深入田野，振笔著述，其目的都在于科学地认识中国社会，并积极参与中国社会变革的洪流。这种情怀，和他的老师马林诺斯基教授是很不相同的。马林诺斯基曾在《江村经济》的“序言”里表白，“人类学，至少对我来说，是对我们过分标准化的文化的一种罗曼蒂克式的逃避”，这种自嘲在一定程度上也道出了这位波兰裔英国人类学家报国无门时内心的无奈。这种情怀，和他的同学艾德蒙·利奇也很不相同。利奇曾说：“社会人类学并不是一门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也不应以此为目的。如果要说它是什么，其实不过是艺术的一种形式。”对于衣食无忧、生活稳定的英国人来说，这种消遣性的智力操练或游戏也无可厚非。
可是，费孝通生活在人口众多、生活贫困、社会动荡的中国，他不可能产生马林诺斯基的“罗曼蒂克式的逃避”，也不可能有利奇视人类学为“艺术的一种形式”的悠然心情。“亟拯斯民于水火”的心情，促使他研究农村经济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结构、研究中国政治现代化的途径。费孝通对于中国社会的研究，从农村经济入手，其主要著作《江村经济》、《禄村农田》、《内地的农村》、《乡土重建》，以农村经济为核心议题，对于当时农村经济领域的主要问题有所涉猎，并从社会学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但是他的着眼点却不在农村经济本身，他关注的是以农村为主导的中国社会如何走向工业化、现代化，为此，他对乡村工业的现实可能性进行了系统的论证，对城乡关系中重要的社会阶层——地主、士绅——在转型时期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对如何吸收英美政治中注重平民政治的新动向来建设现代化的中国政治抱有美好的希望。
费孝通对乡土中国尤其是经济问题用力颇深，成果卓著，但他的目标是认识中国、改造中国，目光并未局限于农村本身，而是有着更大的社会关怀。对农村社会经济的研究之所以倾注了很多精力，主要是因为当时中国社会基本上还是一个农业社会，人口绝大多数还是农民，国民经济的主要来源还要依赖于土地上的收入，要认识中国社会并进而改造中国社会，不对中国农村经济面临的问题下一番深入的研究功夫是不行的。另外，当时中国社会转型最为突出的问题首先表现在农村经济出现重重危机。但是，农村问题不能单纯依靠农村本身来解决，而是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农村之外的社会势力的协助，政治上的变革尤其是不能忽略的一个重要环节。（作者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