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史学：医疗史研究的趋向

　　12年前那场肆虐中国、震动世界的非典疫情，让我们顿然意识到现代医学和公共卫生体制并没有使瘟疫的威胁远离现代社会。这一事件开始促使人们更多去关注疾病和医疗的历史，反省现代的卫生保健政策。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医疗史研究开始兴盛，而“生命史学”这个概念的提出正是对中国医疗史研究意义与前景的最好诠释。

　　关注生命：中国医疗史的兴起与问题

　　在我国，虽然现代意义的医疗史研究已有近百年历史，不过史学界对它的关注则肇端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台湾史学界。差不多10年后，大陆史学界也开始有学者介入其中。新世纪以来，医疗史研究逐渐兴起。其兴起的背景，除了医疗卫生问题不断凸显等现实因素外，更为重要的还在于史学界学术潮流的转变。这里面既有国际学术思潮的影响，同时也源于史学界对以往研究的不满和反省。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两岸史学界都提出了“还历史以血肉”或“由‘骨骼’进而增益‘血肉’”这样的诉求，进而发出了“‘人’到底在哪里”的追问。从这些诉求和追问中，我们不难发现其中强烈的关注生命的意味。由此可见，中国医疗史研究从兴起伊始，就有比较明显的关注生命的意蕴。

　　由于疾病与医疗问题直指生命，所以通过医疗史研究来关注生命显然是十分自然的。不过问题在于，疾病、医疗并不等于生命，提出关注生命也未见得真的就具有了生命意识，就能够在其医疗史的论述中找到鲜活的生命。提出关注生命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更为重要的还是如何关注才能让史学大厦入住生命。以往我们所作的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果真是在关注生命吗？不得不承认，许多研究真正关注的实际还是社会而已。显然，关注生命仅有意愿仍远远不够，还需要更新学术理念，引入新的研究方法。令人遗憾的是，目前国内相当多研究者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新瓶装旧酒”的情况还相当普遍。要真正关注生命，需要引入“生命史学”。

　　何谓生命史学

　　10年前，台湾的医疗史学者李建民曾出版《生命史学：从医疗看中国历史》一书。作者在自序中称，“《生命史学》旨在建构一个完整的古典医学研究体系”，从自序及其内容可以看出，作者所谓的“生命史学”是指研究生命的史学，其实就是指医疗史。这样的用法当然没有问题，不过笔者于此提出的“生命史学”，不仅将其视作一个研究领域，同时更是指一种意识和研究理念。“生命史学”的核心是要在历史研究中引入生命意识，让其回到人间，聚焦健康。也就是说，我们探究的是历史上有血有肉、有理有情的生命，不仅要关注以人为中心的物质、制度和环境等外在性事务，同时更要关注个人与群体的生命认知、体验与表达。对于“生命史学”，我们可以用三句话来加以阐发：一、历史是由生命书写的。这就意味着我们探究历史时关注生命、引入生命意识是理所当然的。二、生命是丰富多彩的、能动的。这就是说，历史固然有结构、有趋向，但历史的演变不是所谓的结构可以全然决定的。鲜活而能动的生命不仅让历史充满了偶然性和多样性，也让书写丰富、复杂而生动的历史成为可能并且变得必要。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更多地关注文化的意义与影响，更多引入新文化史等新兴史学思潮的理念和方法。三、健康是生命的追求和保障。这表明，虽然生命史学探究的范畴并不仅仅局限于医疗史，但直接关注健康并聚焦于健康的医疗史无疑是其中十分重要的核心内容。

　　生命史学视野下的中国医疗史

　　就此看来，当今中国的医疗史研究尽管往往以关注生命为标识，甚或自视为生命史学，不过仍有许多研究多少有些名不副实。如果我们能够真正举起生命史学的大旗，在生命史学的视野下开展中国医疗史研究，那么，其意义就不仅仅在于弥补以往的历史研究忽略疾病、医疗这一人类生活中重要内容的缺憾；更重要的还在于，其作为一项新兴研究，将有助于我们更新观念，强化生命意识，通过引入和实践一些新的学术理念和方法（如新文化史和日常生活史等），从方法论上推动史学发展。不仅如此，它还将有利于从医学人文角度更好地展现疾病和医疗的社会文化维度，让更多的人意识到疾病与医疗问题不只是一个科学问题，更是社会文化问题。

　　当下的中国医疗史研究尽管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们对自身的医疗健康问题必将更为关注和重视，也自会对这些问题作出更多的叙说和思考。这种重视，必然会促动人们更多地从现实乃至历史角度去思考疾病、医疗的本质，并省思当今通行医疗模式和认知困境。如果我们能自觉地在生命史学的关照下展开中国医疗史研究，它的价值和意义终将会得到学界和社会的认同，成为中国主流史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者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